摘要：张乐其，一九九九年生，上海人。十八岁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后在悉尼大学取得职业法律博士学位。曾入选二〇二四年“真金·青年文学新秀选拔”五强。

张乐其，一九九九年生，上海人。十八岁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后在悉尼大学取得职业法律博士学位。曾入选二〇二四年“真金·青年文学新秀选拔”五强。

“别看手机了，要不问问医生吧。”妻子站到允文身边说。

允文低头坐着，拇指机械性地滑个不停，没有抬头，说：“付医生早下班了。”

“有值班的医生。”

“大半夜的，人家在睡。”

“那就让护士把医生叫起来。”

允文把手机盖到大腿上，头一仰，后脑勺靠到了墙。

“别碰，这墙多脏啊。”妻子边说，边把允文的头掰直。

妻子说：“这可是你妈呀。”

护士来了，换了点滴，对着监护器，在板子上抄录了一会儿，说：“状况虽然不好，但也没有大的变化。叫不叫医生都行，你们决定吧。”

允文对妻子说：“真的有事，医生会来的。”

一侧，病床上老人的几块关节凸得把病号服支了起来，只有腹部的布料紧贴着滚圆的肚子。她一直在哀号，没有显出疲态。半个晚上过去，哀号声把整层楼的墙壁都浆得湿润润的。

允文想，还是昨晚安生一些。老人昨夜借着窗帘边漏进来的月光，看了一晚上的左手手掌。妻子说：“在看电影一样，手掌上像是有声有色的。”允文不太开心，病床上的老人，从来不喜欢也不懂什么电影。他把滴在手指上的一点尿液洗干净，手冷得发紧。既然是亲生骨肉，他的掌纹某种意义上是母亲掌纹的续章，但除却许多不知何时裂出的细纹，允文什么也没看到。

“都两天两夜了，你回去吧，好好休息一会儿。”允文站在窗边，医院停车场里的车成了医院景观的一部分。他继续说道，“早上正好送博博去上学，老拜托你姐姐也不好。”

“我姐不会不乐意的，她喜欢博博。况且现在的情况，谁都能理解。”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回去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能自己送了。”

妻子把手搭在允文肩上，说：“这种时候，我还是陪着你比较好。”

允文兀自在窗边伸展开身体，说：“不是今晚，我比医生清楚。真的有什么，我会打电话给你的。”随后回身，提起椅子上的手提包递给妻子，说，“回去之后好好洗个澡，睡一会儿。我还一点都不想睡。”

允文坐下了，面前是尚未疲倦的母亲，一旁是沉默的钓友。母亲和钓友中间放着一个探照灯，射出的灯光把黑漆漆的河面擦出一个椭圆形的光斑。

允文和钓友没什么特别的目的。没有精心打窝，反正是路亚钓，往河里甩两把竿子，支着，余下的事情留到竿子动了再思考。这是允文现在第一件能想起来的事情，也是他现在最想去品味的事情。夜间野钓的第一个好处便在于，再狭小拥挤的河面，一旦蒙上了夜的遮羞布，都会变得深不可测，钓上来什么都是可能的。钓友曾说过，他在一个群里看人钓到过佛雕。允文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闭上眼睛，把手轻轻地扶在竿子上，沉思过一会儿，再睁开眼睛，让漫天麻疹似的星星生长片刻，他甚至觉得自己可能钓上来一个飞碟。竿子在手上，线垂进河水里，在黑漆漆的分不清上下的地方，猛然拽出一个飞碟。

当然能钓上来鱼最好，男人就是这样，自古以来男人负责狩猎，能钓上猎物，就代表了他小山洞里的原始人家庭可以多存活几天。所以即使在现代，不管钓上来的鱼能否吃得上，男人也总是由衷地开心，所以女人鲜少对钓竿着魔，所以喜欢钓鱼的都是基因里就顾家的男人。

那天晚上，两个顾家的好男人沉默了大半夜。两人先后有了孩子，钓鱼的时间少了。先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一些近况，再是谈及一两年前的球赛，然后发现对球赛细节的记忆无法达成一致，允文正是在那时觉得矿泉水可能少带了两瓶。在钓鱼的时候，不聊牙牙学语的小孩是基本的礼节。

而野钓对允文而言更重要的好处，是在没事干的时候可以有什么东西钓着他，让他不会起看电影的念头。不拍电影之后，他尽量不再看电影，即使看，也是陪妻子孩子去影院看些科幻片或是喜剧片之类的商业类型片，这对他构不成威胁。

在二人的沉默中，一只巨大的外科医生的手跨到水面亮斑的上方，它戴着蓝色橡胶手套，把手术刀插进河面，不发出一丝声响地、不停歇地划开一道S形的伤口。手术刀在前方游弋，后头的伤口在平整地闭合，在二者之间的，是一条细长的蛇，头、身、尾巴都在向不同的方向摆动。黑白环纹，背部三角形隆起，尾部的环纹间隔忽然收短，标标准准的银环蛇，没有别的可能。钓友说，中国头号毒蛇，我们回到车上，开到最近可能有血清的医院得两三个小时，也就是说它的一滴毒液，差不多能让我们俩到西天钓鱼去。允文看着那条蛇，黑白分明得毫无余地，他就明白了，同它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蛇越来越近，没有加速也没有减速，更没有丝毫声音。允文首次感受到，死亡就是这样的一把手术刀，不疾不徐，连水都无从抵抗。

医生踩着拖鞋拉开门进来了，他披了件大褂，里面穿着睡衣。他管护士借了听诊器，听了半天，手脚略显局促笨拙，在老人哀号的间隙听着。是个年轻的医生。妻子侧头到允文耳边，臂弯里的挎包滑到手腕上。“他是付医生的学生，实习医生，问诊的时候见过。如果是付医生就好了。”

实习医生把听诊器取下，捏在手里，说：“总体比较平稳，血氧比较低。付医生怎么说的？”

妻子说：“情况不好。”

允文补充说：“是的，说可能是随时了。昨晚说的。”

年轻医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情况确实差不多是这样。如果是付医生说的，那就不会有错。但依我看，现在还没到最危急的时候。”

他把听诊器还到护士手里，吩咐了些什么。或许是让护士多关照，或许是让护士不要再叫醒他，除非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允文说：“事情就是这样，你留在这儿也帮不到什么，我至少比他清楚，我觉得不会是今晚。”

允文看着妻子驶出停车场，还有十五分钟就会到家。妻子回家以后多半会给他打电话。博博还在床上睡觉，不知道妈妈半夜回来了。

允文坐回椅子上。钓友说，就这样，你别动，不动它看不到你，就走了。蛇把头靠近了探照灯，允文终于看清楚了，小小的圆头，离他脚不到二十厘米，像是一块小小的黑色宝石。他从未见过如此密不透风的黑色，正是死亡那样流光溢彩的黑。

钓友说：“终于走了。唉，现在想想，一口咬死我算了，不用去听她一遍遍给我算首付了。”

允文没有回答，他并不喜欢这个朋友。只是没办法一个人野钓。此刻，他什么有关死亡的深刻感悟都想不出，即使方才死亡如此具象化。左或者右，他都束手无策。但他相信曾经的自己一定能想出什么。

“你是谁啊？”老人开口了。

“允文，你儿子。”

“允武？”

“允文。”

“允武是我儿子。”

“允武是你的儿子，允文也是你儿子。”

“我知道，允武是儿子。”

“允武在美国，好久没回来了。”

老人说话很慢，漏风似的漏出一个个字。允文有时候听到一半，就忘了她一开始在说什么。

“美国？好的，好的。告诉他不要急着回来，过年空出几天就好。”

“过年他也不回来。”

老人好像想要猛烈地咳嗽，双脚一起颤抖着用力，却连咳嗽的声音都难以发出。

“这么忙啊。那你是谁？”

“我是允文。”

“允武叫你来的？”

“对，允武叫我来的。”

老人点点头，躺踏实后，不再说话了。这时候付医生进来，把检查报告递给允文，说：“脑转移了，即使是很乐观地说，约莫一个月的时间。”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允文不知道倒数到了什么地步。允武说：“到时候会回来的。”至少现在看起来还不是时候。

允文看着老人一个月没进食依旧圆圆隆起的肚子，想起当年妻子怀孕的时候。他曾经和很多女人卧在一起过。先是在半夜无人的公园里聊存在主义，聊拉康，聊法国新浪潮的电影和小说，再把一些书本边角注释里没人记得的话恰到好处地说出来，声音在夜风里铿锵作响。从床上起来后，再一起去看一扇扇终于沉睡的窗户，聊一聊卡尔维诺和爱伦·坡、应县木塔和圣彼得大教堂，再到透纳的海和德彪西旋律中柔美的光影。他认为那不是情爱，而是崇拜。那时候他没日没夜地坐在监视器后头，作为一名自认为新锐的导演，和摄影争论，和编剧争论，和父母争论，和这个尚未认识到自己才华的世界中的一切争论。直到一个女人怀孕，成了他的妻子，成了喋喋不休计算生活开支的复读机，成了他世界的终结点——博博，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的小东西——的母亲。

他现在极少回想这些事了，极少能想起来了。以至于现在想到，他宁愿把这些事情都忘了。他宁愿去钓一晚上的飞碟。

妻子果然打来电话，说：“我到家了，博博在睡觉。你也别太累着，有什么事第一时间打给我。”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他看到老人的手在微微颤抖，像在发送莫尔斯电码。可惜他不懂这些。他大学的时候拍了一系列的照片，都是关于玻璃上的手印的，往玻璃上哈气，贴上右手，再哈气，抽开手的瞬间赶紧摁下快门。都是他一个人的右手。在学生摄影展上，他对别的学生说，水雾消散得很快，会迅速收缩，直到手印的里外融化在一起。西班牙那个最早的壁画下，就有一个手印，五指张开的、暗淡的手印，作为作画者曾经存在过的证明。那天在死亡从脚边游走之后，他对钓友说了这件事，钓友说：“听起来你在大学里也是个轻浮的浪荡公子哥啊，现在倒是成熟稳重多了。”

允文不知道怎么样算是成熟稳重，什么叫“倒是”。他只是沉默了许多，不再像以前一样有许多许多想要说的了。此外，为了博博，都戒了烟。他知道每次野钓完，妻子会偷偷闻他衣服的袖子和领口。

床上的老人不再哀号，看样子是睡着了，呼吸一口一口地叠着彼此，推着拉着。妻子又打来电话，说：“我刚洗好澡，我想，要不我睡一小会儿，三四点的时候换你回家吧。洗个热水澡，真的，会感觉好很多。”

“不用，我现在也不累，也不困。”

“我觉得你还是洗个澡比较好。”

“不用。我自己清楚。”

“可是你也两天没合眼了，休息一小下吧，我之后到医院换你的班。”

“我的身体我清楚，现在还用不着。”

“可是你两天没睡了呀。”

允文确实两天没睡了。他让妻子好好休息，不要再说了。他现在很想把屁股底下的小圆凳砸到窗户上，把窗玻璃砸成一地干干净净的碎碴子，让妻子看看他现在有多清醒。要是等下妻子来医院了，他就要这样做。

——到第三天没睡的时候，整个剧组已经混浊了，就像是三天没洗的水杯。说是剧组，其实是由朋友、同学和爱慕者组成的电影拍摄同好会。他们在拍两个逃学的少年于逃学路上遇到一个疯癫的拾荒老人的故事。老人先是鼓励他们，再是说他们读的书百无一用，最后像是在骂他们，却又像是在骂许多东西。老人离开的时候，转身走进远处的小树林里，树林里忽然吹出一阵阵风，掠过两个少年的头顶，吹到老人口中腐败到无药可救的城镇上，把那些纠缠着的分不清的东西暂时分开一刹那。他们器材只租了四天，现在正在等那阵风，等那阵风从远到近地把草一点点捋平，把树影摇晃出震动的光斑，最后高高地掀起两位少年的头发。

摄影说，不会有风了，到明天都不会有了。允文说，会的，我能感觉到。录音说，天很闷，明天可能还要下雨。允文说，不会的，就算要下雨，也会先起风。这是他作为导演的直觉。摄影说，可以问工程系的借个鼓风机。他说，不用，风很快就到。

允文那时候觉得，他和青年塔可夫斯基之间，只是差了这样一阵恰到好处的风而已。

…… ……

来源：小刘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