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2年寒冬的那个下午，车间主任老刘递给我一张薄薄的纸，上面盖着鲜红的厂章。我盯着"下岗通知书"五个大字，手指不自觉地发抖，耳边嗡嗡作响，连老刘后面说了什么都听不清了。

文/浩子讲趣闻 素材/祁永康

（声明：作者@浩子讲趣闻在头条用第一人称写故事，非纪实，情节虚构处理，请理性阅读。）

"祁永康，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

1992年寒冬的那个下午，车间主任老刘递给我一张薄薄的纸，上面盖着鲜红的厂章。我盯着"下岗通知书"五个大字，手指不自觉地发抖，耳边嗡嗡作响，连老刘后面说了什么都听不清了。

走出厂门时，天空飘起了雪。我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二十三块八毛钱，想起家里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和刚上小学的儿子，双腿突然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哟，这不是我们厂的技术能手祁师傅吗？怎么，也轮到你了？"

我抬头，看见表弟祁永明倚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上，嘴角挂着讥讽的笑。他刚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身上还穿着厂里发的呢子大衣，领口别着闪亮的厂徽。

"永明..."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表哥啊，早跟你说过，光会埋头干活没用。"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我踉跄了一下，"现在知道了吧？没点关系，再好的技术也是白搭。"

雪花落在我脸上，冰凉刺骨。我攥紧那张下岗通知书，看着表弟骑车远去的背影，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

我叫祁永康，今年42岁，原是国营红星机械厂的六级钳工。从18岁进厂当学徒开始，我在这个厂子里干了整整24年，带出的徒弟都有十几个了。厂里那台德国进口的精密机床，全厂只有我能调得丝毫不差。

我妻子杜月华在纺织厂做挡车工，儿子祁小刚上小学三年级。老母亲有严重的风湿病，常年吃药。我们一家四口挤在厂里分的38平米筒子楼里，日子虽然紧巴，但也算安稳。

表弟祁永明比我小5岁，是我舅舅的儿子。他中专毕业后托关系进了我们厂，因为会来事儿，没几年就当上了车间副主任。自从升了官，他在亲戚面前说话都带着股傲气。

下岗后的第一个月，我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工厂。可那年头，到处都在裁员，连招临时工的地方都挤满了人。我每天早出晚归，鞋底磨破了两双，工作却一点影子都没有。

"永康，要不...咱们摆个摊吧？"那天晚上，月华给我倒了杯热水，小心翼翼地提议。

"摆摊？"我猛地抬头，"我可是正经八本的技术工人！"

"可现在..."月华的声音低了下去，"妈这个月的药钱还没着落，小刚的学费..."

我看着她粗糙的手指和过早出现的白发，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第二天天没亮，我就骑着借来的三轮车去了批发市场。

第一次出摊是在机械厂门口。我支起简易炉子卖煎饼果子，手忙脚乱地打翻了面糊，烫得满手是泡。上班的工人们匆匆走过，没人多看我一眼。直到中午，我才卖出去七个煎饼，挣了不到五块钱。

"哎哟喂，这不是祁师傅吗？"熟悉的声音刺进耳朵。祁永明带着几个厂领导走过来，夸张地打量我的摊子，"怎么，高级技工改行当小贩了？"

我的脸烧得发烫，低头往煎饼上抹酱料，假装没听见。

"大家看看，这就是不与时俱进的后果。"永明故意提高嗓门，"现在市场经济了，还抱着铁饭碗思想，活该！"

厂领导们发出轻笑。我握紧铲子的手直发抖，油锅里的油噼啪作响，就像我快要炸开的情绪。

"表哥，要不我照顾你生意？"永明掏出十块钱拍在摊位上，"给我来五个，不用找了。"

我盯着那张钞票，突然抓起煎饼袋子狠狠摔在他脚下："拿走你的臭钱！我祁永康再穷，也不要你的施舍！"

永明脸色变了变，随即冷笑道："行啊，有骨气！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他们走后，我蹲在地上收拾打翻的煎饼，眼泪砸在油腻的地面上。那一刻，我真想扔下摊子一走了之。

"师傅..."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响起。我抬头，看见厂里的老门卫王大爷站在面前。

"给我来个煎饼。"王大爷掏出皱巴巴的五毛钱，"别听那帮人瞎说，凭劳动吃饭，不丢人。"

我颤抖着接过钱，认真摊了个最厚的煎饼递给他。王大爷咬了一口，竖起大拇指："嘿，比食堂的好吃！"

就这一句话，让我憋了许久的眼泪终于决堤。我抹了把脸，重新点燃炉火。从那天起，我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面，研究酱料配方，渐渐有了回头客。

一个月后，我在早市上遇到了厂里的老同事大李。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永康，听说没？厂里要改制，永明那帮人把设备都倒卖了，工人们连补偿金都拿不到..."

我愣了一下，想起那些我亲手调试的精密机床。大李接着说："现在全厂都在闹呢，永明躲着不敢露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我没接话，只是默默给他多加了根香肠。回家的路上，我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心里五味杂陈。风吹起我油腻的围裙，上面还沾着早上的面糊，可我却觉得比穿厂服时挺得更直。

下岗后的第三个月，我彻底放下了技术工人的架子。每天凌晨三点，我和月华就摸黑起床。她在不到四平米的厨房里和面、调酱，我则蹲在楼道里生炉子。北方冬天的风像刀子似的，刮得人脸上生疼。我们的手都冻得通红开裂，抹再多蛤蜊油也不管用。

"永康，你看。"一天早上，月华突然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一看，是副毛线手套，食指和大拇指特意露出来，方便干活。

"哪来的？"我惊讶地问。

"用旧毛衣改的。"她低着头，声音轻得像蚊子叫，"我手艺不好，你别嫌弃..."

我一把抱住她，闻到她头发上的油烟味和雪花膏的香气。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跟我过了十五年的女人，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渐渐地，我的煎饼摊有了名气。因为我舍得放料，面糊调得恰到好处，回头客越来越多。我把钳工的精细劲儿用在煎饼上，每个煎饼的薄厚、火候都力求一致。后来还自创了"祁记三绝"——脆皮、酱香、分量足。

春节前，母亲打来电话，说舅舅非要全家聚聚。我知道，这是冲我来的。自从下岗摆摊，我有意躲着亲戚，就怕看见他们那种怜悯的眼神。

"去吧，"月华给我拿出那件结婚时穿的藏蓝色中山装，"让他们看看，咱们过得挺好。"

我摇摇头，故意穿上沾满油渍的工作服："我就这样去，不丢人。"

果然，一进舅舅家门，永明就高声招呼："哟，大老板来了！听说你的煎饼摊都成厂区一景了？"他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故意把"煎饼摊"三个字咬得特别重。

我没搭理他，径直走到舅舅面前，掏出两百块钱："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屋里顿时安静了。92年的两百块，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舅舅的手直发抖："永康，你这...不容易..."

"劳动所得，干净钱。"我故意说得很大声，余光瞥见永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吃饭时，永明凑过来给我倒酒："表哥，听说厂里那批设备...就是你以前负责的那些，卖出去了。"他压低声音，"一套这个数。"比了个"八"的手势。

我心头一震。那批德国进口设备，厂里账面上值八十万，实际至少两百万。怪不得工人们的补偿金发不出来...

"你掺和了？"我盯着他问。

永明立刻摆手："我就是个跑腿的..."话没说完，他腰间的BP机响了。看了一眼号码，他脸色突变，匆匆离席。

回家路上，月华突然说："永康，咱们换个地方摆摊吧。"

"为啥？"

"机械厂门口...太戳你心了。"她声音哽咽，"我每次路过，都想起你以前在车间..."

我握紧三轮车把手，没说话。第二天，我照常出现在厂门口。不仅如此，我还用废铁皮做了个醒目招牌："祁记煎饼——原红星机械厂六级钳工手艺"。

出人意料的是，这招牌引来了不少老同事。他们不光自己买，还带新朋友来。大李告诉我："大伙儿都说，吃你的煎饼，就像给咱工人阶级争口气！"

开春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一天能卖上百个煎饼。月华干脆也辞了纺织厂的工作，跟我一起干。我们商量着，等攒够钱就租个小门面。

四月的一天，我正在收摊，大李气喘吁吁地跑来："永康！出大事了！永明被检察院带走了！说是倒卖国有资产..."

我愣住了，铲子掉在地上咣当一声。虽然早就猜到，可亲耳听到还是震惊。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全是小时候永明跟在我屁股后头"表哥、表哥"叫的样子。

"要去看看舅吗？"月华问。

我摇摇头："现在去，倒像看笑话。"想了想又说，"明天多和点面，我估计...这几天舅家人顾不上做饭。"

果然，接下来一周，我每天往舅舅家送二十个煎饼。舅妈每次接过都抹眼泪，却什么也不说。直到第八天，舅舅突然出现在我摊子前。

"永康..."这个一向威严的老人佝偻着背，声音沙哑，"永明的事...板上钉钉了。至少要判十年..."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递给他一个热乎乎的煎饼。舅舅咬了一口，突然老泪纵横："香...真香...永明要有你一半踏实..."

夏天来临时，我和月华终于攒够了钱，在菜市场边上租了个五平米的小铺面。开业前一天，我们俩坐在空荡荡的铺子里，看着刷得雪白的墙壁，恍如做梦。

"永康，其实..."月华欲言又止，"最开始的本钱...我把嫁妆卖了。"

我如遭雷击。那套银首饰是她奶奶传下来的，月华平时碰都不让我碰。我猛地抓住她的手，发现原本戴银镯子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圈白印子。

"你...什么时候..."

"就你下岗那天晚上。"她笑着抹眼泪，"我看你在阳台上抽了一宿烟..."

我再也忍不住，抱着她嚎啕大哭。十五年夫妻，我第一次哭得像个孩子。

小店开张后，生意比摆摊时更红火。我发挥钳工特长，自己设计了一辆多功能小吃车，能同时做煎饼、炸油条。后来连隔壁餐馆老板都来打听这车是哪买的。

九五年，我们买了套两居室的商品房，终于告别了筒子楼。搬家那天，母亲坐在明亮的阳台上，摸着暖气片直念叨："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就在生活逐渐好转时，一个意外改变了一切。那天，电视台来菜市场拍食品安全专题，阴差阳错把我的煎饼摊拍了进去。没想到节目播出后，好多人专程来找"电视上那个老师傅的煎饼"。

"永康，咱们开分店吧！"月华兴奋地说。

我摇摇头："一个店都忙不过来..."但心里已经开始盘算。那天晚上，我画了张图纸，把小吃车改成了可拆卸式，方便复制。

九六年春天，第一家"祁记煎饼"分店开张了。我手把手教徒弟，就像当年在厂里带学徒一样严格。到了九八年，城里已经有了五家祁记，我和月华也成了别人口中的"祁老板""杜老板娘"。

千禧年元旦，我们全家在新开的第六家分店庆祝。儿子小刚已经长成大小伙子，正在大学读企业管理。他半开玩笑地说："爸，咱们该注册商标了，现在满大街都是'祁记'。"

我笑着点头，心里却突然想起永明。算算时间，他应该快出狱了。这十年，舅舅家日渐败落，舅妈走了，舅舅靠退休金勉强过活。虽然当年永明那样对我，可想到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我心里还是揪得慌。

"想什么呢？"月华碰碰我胳膊。

"我在想..."我望着窗外璀璨的灯火，"人这一辈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月华了然地点点头："要不去看看舅舅？快过年了。"

第二天，我们拎着大包小包去了舅舅家。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舅舅坐在昏暗的客厅里，电视闪着雪花点。看见我们，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

"永康啊..."他颤抖着抓住我的手，"永明下个月出来...我这张老脸...没处搁啊..."

我拍拍舅舅枯瘦的手背，什么也没说。但心里知道，有些事，躲不过去了。

2002年立春那天，我正在新开的第八家分店检查装修。手机突然响了，是舅舅的号码。

"永康啊..."舅舅的声音比上次更加虚弱，"永明今天出来了...他、他说想见见你..."

我握紧手机，窗外的阳光突然变得刺眼。十年了，我无数次想象过这个场景，却始终不确定自己会如何面对。

"他...还好吗？"我最终只问出这一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舅舅才哽咽着说："三十八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

挂掉电话，我站在落地窗前发呆。玻璃反射中的我已经是个微微发福的中年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手腕上是月华去年送的真力时手表。谁能想到，这个被称作"祁总"的人，十年前还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摊煎饼？

"爸！"儿子小刚匆匆推门进来，"工商局的人来了，说咱们商标注册有问题..."

我整了整领带："我去处理。"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你表叔...今天出狱。"

小刚愣了一下。他十六岁了，对那段往事只知道个大概："要...去看看吗？"

我摇摇头："等他来找我。"

这一等就是三天。第四天清晨，秘书打电话说有个自称我表弟的人在总部大厅等我。我特意换上了平时最朴素的夹克，不想让他难堪。

电梯门一开，我就看到了他。祁永明站在大厅角落，身上穿着十年前那套西装，只是现在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袖口已经磨得发亮。他不停地搓着手，目光躲闪地打量着豪华的大厅。

"永明。"我叫了一声。

他浑身一抖，转过身来。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凹陷的双颊，花白的头发，还有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最刺痛我的是他的表情，那种卑微的、讨好的笑，像极了十年前我在厂门口摆摊时的样子。

"表、表哥..."他声音沙哑，手指无意识地绞在一起，"你...变化真大..."

我示意他跟我上楼。电梯里，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和廉价肥皂的气息。透过余光，我看见他正偷偷打量我，眼神复杂。

办公室门一关，永明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双手递给我："表哥，这是我的简历...我、我在里面学了会计..."

我没接，而是倒了杯水给他："先坐。"

他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水杯在手里颤抖。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他脸上，我清楚地看到一道长长的疤痕从额头延伸到眉骨。

"怎么弄的？"我指了指。

他下意识摸了下伤疤，苦笑："刚进去那年...欠的债总是要还的..."话没说完，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慌忙从兜里掏出手帕捂住嘴。我瞥见手帕上的血迹。

沉默像块巨石压在我们之间。最终，永明深吸一口气："表哥，我知道没脸见你...但爸身体不行了，我...我需要工作..."

我站起身："跟我去个地方。"

开车穿过半个城市，我们来到了老机械厂旧址。厂区早已废弃，铁门锈迹斑斑，只有门卫室还立着。我把车停在当年摆摊的位置，摇下车窗。

"还记得这儿吗？"我问。

永明的脸瞬间惨白。他当然记得——就是在这里，他当着全厂人的面羞辱了自己的表哥。

"我...我..."他的嘴唇哆嗦着，突然从钱包里掏出一样东西，"这十年来，我一直带着这个..."

那是一张残缺的十元钞票，正是当年他扔在我煎饼摊上的那张。边缘已经磨得发毛，上面还有暗褐色的污渍。

"在里面...每次熬不下去，我就看着它..."永明的眼泪砸在钞票上，"想着要是能回到那天，我宁可剁了自己的手..."

我胸口发紧，别过脸看向窗外。一群麻雀落在废弃的机床旁，叽叽喳喳地啄食着什么。

"表哥，我不求你原谅。"永明的声音轻得像羽毛，"就让我...在你公司当个清洁工也行..."

我发动车子："回去吧。"

回程一路无言。直到公司楼下，我才开口："明天八点，带着身份证来人事部报到。从基层做起，工资按公司标准。"

永明瞪大眼睛，眼泪再次涌出："为、为什么..."

我没回答，只是指了指后视镜。镜子里，我们两人的脸奇异地重叠在一起——同样高耸的颧骨，同样倔强的嘴角。血缘这东西，终究是抹不掉的。

"因为你舅是我亲舅。"最终我只说了这一句。

永明突然跪在车旁，额头抵着车门嚎啕大哭。四十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我扶他起来时，摸到他嶙峋的肩胛骨，心里一阵酸楚。

一个月后，舅舅走了。临终前，他把我和永明的手叠在一起，却什么也没说。葬礼上，永明穿着公司发的制服，腰板挺得笔直。有老邻居指指点点，他就深深鞠躬，递上自己的名片："我现在在祁记餐饮工作。"

2005年，我们开了第一家跨省分店。永明负责财务，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有次我发现他通宵对账，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表哥，我这辈子就做对了两件事——一是留着那张钞票，二是没再让你失望。"

2010年，"祁记"被评为省著名商标。领奖那天，记者问我成功的秘诀。我看了看站在角落的永明，只说了一句："人这辈子，谁都有走窄的时候。给别人留条路，就是给自己留条路。"

如今，我和永明都退休了。公司交给小刚打理，分店开到了全国各地。每周三，永明都会来我家下棋，偶尔还会帮我摊个煎饼。他的手艺始终不如我，但那份认真劲儿，倒真像极了我们年轻时在机床旁较劲的样子。

有时候，看着他在院子里逗孙子的背影，我会想起那个飘雪的下午。如果当时我拒绝了他，现在会怎样？如果当年他不对我冷嘲热讽，又会怎样？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你们说，是吧？

[全文完]

来源：心清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