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元忠跑到义乌联系了一家电器开关厂，以低于市价一毛钱的价格，承包了开关铜键加工。

1974年，温州柳市青年郑元忠在湖北修水闸时听闻家乡通电，于是连夜逃票回乡。

其他人都只顾着看稀奇，只有他买了一个开关回家研究。

“三个铜片一个胶模搞在一起，就要好几块”，郑元忠发现成本还不足售价的十分之一。

做生意的机会不就送到面前了吗？

郑元忠跑到义乌联系了一家电器开关厂，以低于市价一毛钱的价格，承包了开关铜键加工。

靠着从民间收购银元，加上从台湾走私而来的白银，郑元忠的地下作坊24小时赶工。

等到改革开放，昔日小作坊早已变成了三家大厂。

80年代初的温州商铺林立，市场繁荣，最出名的就是“温州八大王”。

彼时温州“八大王”各显神通： “螺丝大王”刘大源工厂里的螺丝种类是上海国营厂的两倍，“合同大王”李方平的合同遍布全国。

作为柳市镇第二富，郑元忠还新盖了一幢3层洋楼，院子里足足可以停12辆轿车，只有这样这才配的上他“电器大王”的名头。

“先富起来”的郑元忠还骑着一辆走私摩托，每天穿行于柳市镇的街头，派头十足。

“香港九龙，台湾基隆，柳市里隆”，这是温州人敢闯敢做的真实写照。

谁都没有料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毕竟闯“祸”也是闯。

1982年4月，国务院《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如同一把铡刀落下。

一场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在全国蔓延，一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投机倒把罪”被逮捕。

这场运动中，浙江的重点是温州，温州的重点是乐清，乐清的重点是柳市，柳市的重点则是是“八大王”。

第一个“开刀”对象是柳市镇首富、“五金大王”胡金林。不过泥菩萨过河的他见审查风头不对，第二天就拔腿跑路了。

郑元忠原本以为自己没问题，可他却被关在柳市工商所写检查，一写就是28天。

到了第29天，他终于忍不住砸了审讯室的墨水瓶后夺门而逃。在随后的逃亡路线上，他和胡金林都默契地选了水路。

他先是乘船逃往台州玉环县，一个月后见风声依旧，于是从杭州坐火车跑到柳州。

可即便如此谨慎，一年后郑元忠却“自投罗网”。

1983年中秋节，郑元忠悄悄返回柳市，他特意选择月圆之夜：“警察也要过节”。

结果凌晨两点半，手电筒刺破黑暗，他成了“八大王”中最后一个落网者。

这一关，就是186天。

在狱中，郑元忠用报纸裹着圆珠笔芯写了几十封申诉信，但无一寄出。比起悔恨，他的心底更多的是不解和委屈。

就在他近乎绝望之际，转机出现了。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释放私营经济解冻信号，因“投机倒把罪”相继被抓的“八大王”，此时依然在看守所度日如年。

在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力主下，温州“八大王”得以平反。

获释回家的郑元忠发现小洋楼已经成了水田，可他顾不上难过，而是跑到当年写检查的工商所逐字研读中央一号文件。

他确定政策已经转变，也弄清楚了自己为何会突然被无罪释放。

跟其他决定“急流勇退”的“大王们不同，没有后顾之忧的郑元忠决定继续办厂。

当他的乐清精益电器开关厂成了业界风向标时，两个晚辈——胡成中与南存辉也以5万元本金办起了乐清求精开关厂。

一个精益，一个求精，从名字上妥妥地算是“蹭”了。

1991年，39岁的郑元忠突然宣布要读大学：“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算什么企业家？”

他高薪聘请了一名职业经理人打理精益，自己则脱产入校读书。

在温州大学课堂上，他啃着《国际贸易实务》，笔记本上却写着 “西装批发利润30%，是电器的三倍。”

当时的神州大地，西服开始流行。温州松台山妙果寺的服装批发市场内，每天西服的走量更是惊人。

真正的商人从来不说“没机会”，只会问“怎么干”。

1993年，大学结业的郑元忠二次创业，他拉上了自己的大学班主任周德文，注册了“威丽斯服装”，还借着一个华侨朋友身份拿到了中外合资资质。

在周德文的建议下，郑元忠从日本和意大利分别引进西服生产流水线，以高薪从上海、宁波挖来老技师，主攻中高端西服。

第一年这家新服装厂就完成了1000万产值，商业嗅觉得到验证的郑元忠免不了得意。

但好景不长，郑元忠与其他股东因为利益纠葛逐渐产生矛盾，最后不得不对簿公堂。

官司打完了，人心也散了，不过生意还要继续。

郑元忠重组公司，改名为庄吉服装，还请来了有着温州服装“少帅”之名的陈敏。

陈敏本有自己参与创办的服装品牌“金顶针”，最后也被郑元忠的诚意打动。

为了引入陈敏，郑元忠放弃了很多，包括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长之位。

事实证明，郑元忠看人很准。

1997年，庄吉斥资300万请周华健代言，广告片里明星抚过西装驳领的画面，让乡镇企业家们集体患上“领口焦虑”。

短短的几年时间，陈敏就在全国建起了400 家门店的终端渠道。

代理商拉着现金来要货，西装做出多少就能卖出多少。

顺境想要多挣钱，逆境想要少亏钱，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通病。

因为患得患失，人和企业总会习惯多留一条路，郑元忠自然也不能免俗。

他先是在天津投资建设10万平米购物中心，转手卖给花旗集团净赚2亿；又在云南普洱圈下2000平方公里矿区，接二连三还投了物流和发电。

这时陈敏因反对多元化辞去董事长职务，转身出任温州服装商会会长。

独掌大权的郑元忠，将庄吉年利润的70%投入其他业务。

2006年，郑元忠高调宣布进入造船业。他在办公室里用红笔圈住“造船业”三个字：“一艘货轮利润抵5万套西装！”

他没有看到——有的代理商已经改换门头，挂上了“报喜鸟”或“雅戈尔”的招牌。

在热闹的鞭炮声中，郑元忠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创业。

他斥资3亿收购乐清三家濒临倒闭的船厂，重组为“庄吉船业”，豪夺1.8公里海岸线和472亩海域使用批文。

2007年，庄吉船业正式开工。

郑元忠很快接到了不少订单，其中最大的是香港巴拉哥集团的两艘8.2万吨轮级散货船订单。

当这两艘温州、台州地区吨位最大的船舶订单落地时，船坞里的焊花飞溅如同烟火。

郑元忠胸有成竹:2007年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冲破11000点，全球航运业正如烈火烹油。

他抵押庄吉服饰股权，撬动12亿银行贷款，将全部身家押注在两艘大船上。

偏偏太平洋那头吹来的强风，逆转了瓯江的东流。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风暴飓风席卷全球航运业。

BDI指数从11793点断崖式暴跌，次年2月触底于773点，跌幅超93%。

香港巴拉歌集团熬不住了，当巴拉哥集团CEO致电郑元忠时，背景音是香港中环的风雨交加：“郑先生，违约金我照付，但船，不要了。”

此时两艘货轮已完成80%建造，12亿资金已经化作20层楼高的钢铁巨轮。

郑元忠此时如同那道家烧名菜爆墨鱼花，一整个水深火热。

嗅到血腥味的银行集体抽贷，18家债权银行组成“讨债联盟”，每天蹲守庄吉总部。庄吉服装也受影响，现金流日益紧张。

2012年11月，郑元忠向温州市政府递交《紧急报告》，字字泣血：“船东弃船、银行抽贷、互保链断裂，请协调暂缓还贷！”

关于庄吉破产的传闻越来越多，郑元忠抵押私人别墅、股票账户甚至收藏的12辆古董摩托，但债务就如同黑洞吞噬所有筹码。

2013年，希腊船王乔治·埃克诺莫收购一艘8.2万吨货轮，但要求砍价30%。郑元忠咬牙签字，7.2亿回款瞬间被银行划走抵债。

负债经营本就如逆水行船，风浪一大距离沉船只是时间问题。

2015年温州中院启动破产重整，昔日的“西装大王”郑元忠已经挡不住破产的临近。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温州当地多家银行得知郑元忠申请庄吉集团破产，认为他涉嫌“恶意避债”，曾联名向市政府提交报告，要求不予批准破产。

不过，当地政府还是批准了庄吉集团破产方案。因为政府也不希望这事闹出坏影响，毕竟庄吉也是当地知名企业。

最终曾是庄吉供货商山东如意拿下服装资产，也让这个传承了20多年的西装品牌，终于被保留下来。

在“破老板不破企业”的思路下，郑元忠就此江湖别过，消失在公众视野。

郑元忠好比“追台风的人”——他总能在风暴前嗅到商机，却又总被巨浪掀翻船舵。

他本可以成为柳市镇的门神，最后却活成了台风天的漂流瓶。

那些未寄出的申诉信、生锈的船锚、抵押的房产，拼凑出温州一代闯将的浮沉图景：既要与政策博弈，又需对周期低头。

1984那年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两个小子，如今却成了中国低压电器产业的丰碑。

因经营理念分歧，求精开关厂在1990年一分为二。

胡成中继承原工厂设备与部分市场资源，以 “德报人类，力创未来” 为理念，开启品牌化之路。南存辉则另起炉灶，强调 “正行天下，泰然万家”，聚焦低压电器主业。

三位同乡的分叉口始于1990年：当南存辉抵押祖宅建检测实验室时，郑元忠已脱下工装换上西装；当胡成中收购国企布局全产业链时，郑元忠正站在船坞前畅想万吨货轮。

2024年，正泰营收突破1780亿，德力西与施耐德合资公司销售额超725亿，而郑元忠的“庄吉”二字，仅剩平阳智能工厂的缝纫机在轮转。

温州的土地滋养了他们相似的草莽基因，但战略定力形成分野。

历史没有平行宇宙，但柳市镇的电器流水线仍在发问：若郑元忠当年坚守开关厂，温州是否会多一个千亿巨头，少一声时代叹息？

海风裹挟着咸涩水汽掠过瓯江，吹散豪赌的烟尘，只留下实业者坚实的脚印。

来源：一号位故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