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张兴陶，北京人1971年夏天被卷进知青‘上山下乡，在教育的洪流’，那天下午父母和妹妹一起送我踏上未知的生活，一阵鸣笛声火车渐渐驶离站台，我只能隔着车厢望着车厢外的父母越来越远。火车在长长的铁轨上颠簸，我的身体跟着摇晃，手里攥着纸张已经被手汗打湿，边角卷起，

我叫张兴陶，北京人1971年夏天被卷进知青‘上山下乡，在教育的洪流’，那天下午父母和妹妹一起送我踏上未知的生活，一阵鸣笛声火车渐渐驶离站台，我只能隔着车厢望着车厢外的父母越来越远。火车在长长的铁轨上颠簸，我的身体跟着摇晃，手里攥着纸张已经被手汗打湿，边角卷起，我却不敢松开。命运就像被钉死在这几行字里，写明我将被分到陕北杏花村。那地方在哪儿，我说不清，但心里明白，一旦到了，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城。第一次出门的我心口像压着一块石头，越想越沉。

火车上人挤着人，有人在嘻嘻，有人低头沉默。偶尔有人低声嘀咕一句“城里怕是回不去了”，声音就被轰隆的车轮吞没。想起家里母亲送别时的眼神，那眼神让我心中最后一丝侥幸消失无踪。她没哭，只是叮嘱我少惹麻烦，好好的接受再教育改造。

火车过了西安，窗外的山岭越来越荒，土黄色的山坡连成一片。我靠在硬座上，心里冒出个念头：到了那样的地方，我要怎么活？能吃饱吗？能熬得过冬天吗？没人回答，只能把问题压在心里。可偏偏，这些问题让我越想越清醒，感觉自己正被一步步推到未知的深渊。

列车广播报出延安的站名时，车厢里一阵骚动。有人站起来整理行李，有人盯着窗外，眼神却格外坚决。我也跟着紧张起来，心跳得厉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得下车，都得走向前方那片陌生的土地。而在那片土地上，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说得清。

我紧握着派遣证，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多年以后，我会再回到这里，但那时，我还会是现在的我吗？

到杏花村的第一天，我脚下的鞋底就被黄土粘住。村口没有树，只有一条弯曲的小路通往窑洞。我们二十几个知青被安排在村小学的院子里，晚上就睡在课桌拼起来的木板床上。夜里风声呼啸，我睁着眼，心里反复问自己，这就是我要生活的地方吗。

第二天早上，生产队长领着我们去地里干活。山坡上一片片梯田，土硬得像石头，镐头下去，火星子似的土块崩开。我的手掌很快磨出血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身边的老乡干得麻利，弯腰起身间已经把地翻出一条沟，而我还在原地费力喘气。队长瞧见了，皱着眉，但没说话，只是让一个叫李大叔的农民帮我。李大叔沉默，递给我一双布满裂口的手套。他说，不习惯就咬咬牙，干一天总比躺着强。我点头，却感觉心里酸涩。

几天下来，大家都撑不住了。晚上回到学校，知青们抱怨声不断，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嚷着想回城。我缩在角落，听着这些声音，心里更乱。白天的劳累和夜里的孤独，让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写信回家时，我手抖着，不知道要不要把苦处说出来。想到母亲瘦小的身影，我还是忍住，只写了句“我很好”，然后放下笔，眼泪掉在信纸上。

天气一天天冷下去，村里人开始准备过冬。我们跟着学挑水、劈柴、堆炕。第一次挑水，我摔了一跤，半桶水全洒在身上，冻得直打颤。站在一旁的村民笑我，说城里娃子不顶用。我咬紧牙，忍住不吭声，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那一晚，我躺在硬板床上，听着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突然明白，这里的生活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

有一回，队里派我跟着胡正军去山里砍柴。天没亮就出发，山路陡，雪已经没过膝盖。我走一步滑一下，正军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我。他说，慢点，摔坏了没人管。我强撑着，偏不愿示弱。走到半山腰，他扛着一捆柴，见我站着发抖，就把自己的棉帽子塞到我手里。我愣住，想拒绝，却又冻得说不出话。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陌生的暖意。

村子里人看我们笨拙，常在背后议论，说城里娃子娇气，吃不了苦。话传到耳朵里，像石子砸进水面，久久沉在心底。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咬牙硬撑。有人病倒了，发烧几天没人顾得上。有人干活时受伤，伤口化脓，也得硬着头皮继续。日子一天天逼得人没退路，反倒学会了忍。

冬天过去，1975年的春天来了。杏花村的山坡开满白花，空气里带着泥土味。我第一次觉得，这片土地也能生出一点生机。可就在这个时候，城里传来消息，说返城名额很紧，机会渺茫。消息像冷水泼在火上，原本还抱着希望的知青们，一个个沉默。夜里有人哭着喊想家，声音低，却让人揪心。我也常常失眠，躺在黑暗里，盯着屋顶，心里空落落。

有一天，村里闹起野猪，庄稼被拱得一片狼藉。正军带着几个年轻人上山围堵，我也跟去了。野猪冲出来时，他为了护住我，被獠牙顶翻在地，腿上鲜血直流。我吓傻了，拼命去拉他。最后大家合力才把野猪赶走。正军躺在雪地里，脸色苍白，嘴里却挤出一句“没事”。那一刻，我心里震动，手抖得厉害，却死死抓着他不放。也就是那天，我第一次真切感到，自己和这片土地绑在了一起。

正军伤好后，村里人对我们态度变了，开始主动帮忙，教我们种地、养牲口。日子依旧苦，但心里多了一丝支撑。我常常想，如果一直留在这里，会不会慢慢习惯，甚至扎下根。可转念一想，家里的亲人、城里的生活，就像影子，怎么也甩不掉。矛盾在心里打结，越勒越紧。

村里开社员大会时，说到生产队要继续加派劳动力。有人笑着说，知青们已经是村里人了，逃不掉。我听见这话，心头一颤，感觉像被判了定局。可同时，心底又有个声音在说，逃不掉是不是也能活下去。夜里我独自走到村口，看着远方黑压压的山，心里空白。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和这片土地的纠缠，才刚刚开始。

田里的春活越来越紧，人手不够，队里把我们知青分散开来，跟着不同的社员家干活。我被分到李家。李燕是李家的二女儿，比我小两岁，个子不高，说话利落。第一次见她，是她母亲让我跟她一起下地，她只丢下一句“跟上”，就快步走在前面。我拎着锄头，慌忙追，鞋子陷进泥里拔不出来，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忍不住笑了。我心里有点挂不住，却又觉得她笑得干净。

日子久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下地，她会把工具递到我手里；挑水，她走在前面，怕我摔跤，时不时回头。我本以为她只是好心，可慢慢发现，她和我说话的语气，和别人不一样。夜里大家坐在炕头闲聊，她总喜欢坐在我身边，低声问城里的事。我说起上海的街灯，她眼睛亮亮的，说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我心里一颤，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愿望，想把她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有一回，我病倒在李家炕上，高烧三天。李燕一直守着我，端水喂药。她母亲埋怨，说自家女儿不图省心，偏要照顾个知青。李燕不吭声，只顾着把毛巾放在我额头上。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她坐在床边打盹，心里像被撞了一下。等我退烧，想对她说谢谢，却怎么也开不了口。那以后，我们的眼神常常会碰到，却谁也没敢明说。

秋收那天，李燕帮我把一筐玉米抬上场，我的手刚好碰到她的手，她没躲开。我心里一紧，抬头看她，她低下头，耳朵通红。就是那一刻，我们心里都明白了。后来的一晚，我在村口等她，月亮很亮，她走过来，没说话。我伸手握住她，她轻轻点头。这就是我们的开始。

感情在村里传得快。队里人一开始议论，说知青和村里姑娘走得近，将来能成吗。李燕父亲也有顾虑，担心我迟早会返城，不会留在村里。我们心里清楚，却谁也没提。日子在柴米油盐里过下去，我和李燕一起下地、做饭、挑水，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我们成了亲。婚礼很简单，村里人凑了几桌，炕上挂了两块红布，我们在亲友的见证下磕了头。我心里很踏实，觉得这辈子就这样过也挺好。

可没多久，城里传来消息，说要恢复返城名额。我被点了名字。那一晚，我和李燕坐在炕头，谁都不说话。她低着头，手指紧紧扣着衣角。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想说我留下，可我知道，家里盼我回去，机会一旦放弃，就再也没有了。李燕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泪，却只说了一句：“你去吧。”我哑口无言。

离开的那天，村口站满了人。李燕抱着我们还没满周岁的孩子，站在人群里没动。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孩子，又想伸手去拉她，却被她轻轻躲开。她只低声说：“好好照顾自己。”我喉咙堵住，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当时用力的说我安顿好后尽快来接你们俩（再次见面就是30年），火车开动时，我透过窗子看见她站在原地，抱着孩子，身影一动不动。眼泪模糊了我的眼，我知道，这一走，也许就是一辈子的分离。

我返城后，生活重新回到规矩的轨道。可每当夜深人静时，杏花村的山、炕上的笑声、李燕的眼神，都会清晰浮现。那段日子，刻在心里，擦不掉。

返城后的生活并没有我想的那样顺利。城市的节奏快，人人都在为自己的位置奔波。我被分到工厂，从学徒做起，每天两班倒。身边的同事说说笑笑，可我心里一直有个空，像被挖掉了一块。夜里回到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耳边总会响起李燕哄孩子的声音。她在村口说的那句“好好照顾自己”，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和厂长的女儿雅兰很快确定了关系，同时我也隐瞒了，我在下乡时已婚的事。我也很快成了正式工，有了新的家庭。妻子是技术科里的管理人员，温顺能干，对我也好。我努力去适应新的生活，把心思放在工作和孩子身上。但心底的那片角落，始终没有被填满。偶尔有人提起知青岁月，我只是笑笑，不敢多说。每次一想起李燕和孩子，心里都像被刀割。我在一次厂里出现了意外，经过抢救挽回了生命。我和雅兰的生活一直过的很幸福，但是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去医院检查了很多次，医生告知因为我之前受伤的部位很敏感导致失去生育能力。

这些年为了不受内心的谴责，我每年都会给李燕和孩子寄钱，三十年过去，我的儿子要结婚了。请柬送到我手里时，我既高兴又害怕，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婚礼定在延安，我心里立刻浮出一个念头——那片土地，我要回去看看。我装作镇定，和家人说是去参加婚礼，心里却明白，这趟路不只是为了孩子。

火车驶过黄土高原，窗外的沟壑和山梁，让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当年。我紧紧攥着手里的行李，手心都是汗。车站下车后，我没立刻去婚礼，而是一个人走向杏花村。那条弯曲的小路依旧在，只是更多了些尘土。村口的槐树下，几个老人坐着晒太阳。我上前问，有没有认识李燕的。一个老头抬起头，仔细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她在村里，还在老宅。

我顺着小路走去，心里扑通直跳。推开那扇木门，院子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一个中年女人正在院里晾衣服，她回头一看，愣住了。那张脸，岁月在上面刻下深深的痕迹，可我一眼就认出来。是她。李燕。

我们对视了好久，都没说话。李燕走过来，声音平稳：“你回来了。”我点点头，嗓子发紧，只挤出一句：“我对不起你们。”她笑了一下，摇头：“都过去了，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

我心里翻涌，却什么也说不出口。三十年的时光，把我们隔成了两个世界。我站在那个院子里，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明白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打扰。那张当年没能留住的笑脸，如今只能刻在记忆里。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走回村口。月亮挂在天上，和当年我们牵手的那个夜晚一样。我低声说了一句：“李燕，对不起。”风吹过，只有村子里犬吠声回荡。

儿子婚礼那天，站在人群里，表面上笑着迎接亲戚朋友，心里却乱成一团。儿子站在台上，眼神坚定，牵着新娘的手，那一刻我忽然看见当年的自己，背着行囊走进杏花村时，也是这样的年轻模样。

敬酒的时候，儿子忽然拉着我说：“爸，这次能回来，我很高兴。”他没察觉我的失神，只当我是被喜事冲昏了头。我强挤出一个笑，心里却在想，三十年前如果我没有走，也许今天站在他婚礼上的人，会是另一个家庭的长辈，也许李燕会坐在我身边。

酒席间，我忍不住偷偷四处张望。李燕没来，她可能不愿和我再有牵扯。我心里清楚，她选择了留下，也选择了独自承担。我回城后的这些年，有工作，有家庭，她却一个人在那片土地上把孩子养大。我不敢想她经历过什么，更不敢多问。

夜里散席，我一个人走在婚礼场地外，耳边还响着锣鼓和鞭炮的声音。我忽然觉得那声音离我很远，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我停下脚步，望着远处的山影，喉咙里涌出一股酸楚。我心里反复说一句话：“我对不起他们。”

火车再一次驶离延安时，我靠在车窗上，手里紧紧握着那张皱巴巴的请柬。窗外的山岭渐渐远去，我心里明白，这一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可那段知青岁月，那段和李燕之间未能说清的感情，将永远压在心底，像一块石头，直到生命的尽头。

这趟归途，不只是参加婚礼，更像是一次告别。我告别了年轻时的懵懂，也告别了李燕和那个未竟的故事。留在心里的，只剩一句话：有些错过，永远没有机会再补偿。

我在火车上整夜没合眼。耳边是铁轨的碰撞声，像一记记敲在心上的问话。我闭上眼，李燕的影子不断浮现。她年轻时站在田埂边的笑，她送我离开时眼里的泪，她后来独自撑起一个家的背影。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勇气再面对。

我反复想着一个问题，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不会做出另一种选择。可我知道，没有如果。命运不会给人回头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补偿不了，也挽不回。

我把头贴在冰凉的车窗上，看着夜色一点点褪去，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痛。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她。她把最好的年华给了那片土地，也给了我。可我给她的，只有一句空话，一声歉意。

火车驶进城市，我看着前方渐渐亮起的灯火，心里却更空了。我明白，生活还得继续。我会照顾好儿子的小家庭，也会努力把余下的日子过得安稳。可有些东西，永远留在心底，再也无法提起。

这次归来，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一生中，能遇到的真情不多。错过一次，也许就是一辈子。再多的解释，再迟的表白，都抵不过当时的一个勇敢。

我想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不去打扰李燕的生活，也不再提起。对她来说，也许沉默才是最后的体面。

您觉得张兴陶的做法有什么看法。

来源：那年知青往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