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李世民父子终生忌惮的名将，怕他成为第二个司马懿

摘要：在唐朝的历史上，李靖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的将星之一，他军事才能卓绝，用兵方略冠绝一时，为大唐王朝的奠基与巩固立下了不世之功。纵观其戎马生涯，南平萧铣、辅公祏，北灭东突厥，西定吐谷浑，几乎无往而不胜，堪称战功彪炳，史册罕见其败绩。但正是这样一位被后世尊为“军神”的

在唐朝的历史上，李靖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的将星之一，他军事才能卓绝，用兵方略冠绝一时，为大唐王朝的奠基与巩固立下了不世之功。纵观其戎马生涯，南平萧铣、辅公祏，北灭东突厥，西定吐谷浑，几乎无往而不胜，堪称战功彪炳，史册罕见其败绩。但正是这样一位被后世尊为“军神”的人物，其一生也是如履薄冰，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曾两次下令欲将其处死。即便是后来知人善任、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名将，内心深处亦存有相当程度的忌惮。

李靖出身于关陇官宦世家，其祖父李崇义曾任北魏殷州刺史，父亲李诠则在隋朝官至赵郡太守。优越的家庭环境与深厚的家学渊源，使李靖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展现出文武兼备的才华。史载他“姿貌瑰伟，少有文武材略”，年少之时，便已流露出非凡的志向与抱负。

李靖的才干并非虚言，在隋朝时期，便已得到当时诸多名臣重将的赏识。据传，隋朝名将韩擒虎对李靖的军事天赋极为赞赏，曾抚掌称赞：“可与论孙、吴之术者，独斯人矣！”

吏部尚书牛弘，作为一代文臣领袖，亦对李靖评价甚高，认为他具备“王佐之才”。权倾朝野的宰相杨素，更是慧眼识珠，曾指着自己的座位对李靖说：“卿终当坐此！”能够得到如此众多朝中大佬的青睐与期许，足见李靖在当时已是声名在外，其潜力被广泛看好。

纵然才华横溢，声誉鹊起，李靖在隋朝的仕途却并不顺畅，其官职始终徘徊于中下层，并未获得能施展其雄才大略的平台。至大业末年，李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马邑郡丞，辅佐郡守王仁恭。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末的乱世景象已是愈演愈烈。隋炀帝远在江都，对北方失去了控制。各地枭雄并起，逐鹿中原，大隋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

就在此时，北方的突厥势力也趁机频繁侵扰边境。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肩负着镇抚边疆、防御突厥的重任，需要与邻近的马邑郡协同作战。郡守王仁恭与李渊联手，共同组织对突厥的防御反击。作为马邑郡丞，李靖自然参与其中，也因此获得了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李渊的机会。

这次接触，成为了李靖人生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凭借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李靖很快就发现，这位表面上仍在为隋朝效力的太原留守，绝非表面看起来那般忠诚与安分。他从李渊的言谈举止、战略部署，尤其是其身边聚集的日益增多的豪杰与谋士（如裴寂、刘文静以及其子李建成、李世民等）中，察觉到了一股潜藏的、伺机而动的巨大能量。

李靖判断，李渊绝非池中之物，其“四方之志”已是昭然若揭。在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的背景下，手握重兵、地处要冲的李渊，起兵争夺天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更让李靖警惕的是，他似乎已经发现李渊及其核心团队正在秘密筹备起事的迹象。李渊表面上仍在执行朝廷命令，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抵御突厥，但暗地里的招兵买马、联络各方势力等举动，恐怕已在悄然进行。

李靖深知，一旦李渊举事，凭借其在关陇地区的深厚根基和影响力，成功的可能性极大。而自己作为隋朝的官员，身处李渊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未来的处境将十分微妙。

面对这一重大发现，李靖内心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挣扎。是顺应时势，静观其变，甚至寻找机会投靠李渊，以期在新朝中谋得一席之地？还是坚守自己作为隋臣的立场，将这一可能颠覆朝廷的消息上报？

最终，李靖做出了一个极其冒险且出人意料的决定——“自锁上变”。他决定，要将李渊图谋不轨的消息，直接报告给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了能够顺利离开李渊的势力范围，并增加自己告密的可信度（或许也是一种避免被沿途关卡拦截的策略），他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自己给自己戴上刑具，伪装成一名囚犯，意图辗转前往江都。

这个行为，在后人看来或许有些迂腐，甚至是不识时务。但在当时李靖的立场上，这或许是他权衡再三后认为最符合其“忠臣”身份的选择。

最终，由于路途堵塞，李靖未能成功抵达江都，被迫滞留在长安。

几乎就在同时，公元617年五月，李渊在晋阳正式起兵。他以“废昏立明，拥代王侑，匡复隋室”为口号（这自然是策略性的掩饰），率领数万大军，一路西进，目标直指关中。李渊的军队纪律相对严明，加之其子李世民等将领的出色指挥，进展异常顺利。沿途许多隋朝郡县望风而降。仅仅几个月后的十一月，唐军便攻克了隋朝的西京长安。

长安城的陷落，标志着李渊争夺天下的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入主长安后，李渊父子开始着手建立新的政权基础，整顿秩序，招揽人才。就在这意气风发、百废待兴之际，李渊猛然想起了那个曾经试图告发自己的马邑郡丞李靖。

对于李渊而言，李靖的行为无异于在自己起事的最关键时刻背后捅刀。若非阴差阳错，李靖真的抵达江都，后果不堪设想。以隋炀帝对李氏家族的猜忌，李渊及其家族很可能在起兵之前就遭遇灭顶之灾。因此，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李渊对李靖可谓是恨之入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下令将滞留在长安的李靖抓捕归案，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命令传达下去，李靖很快被士兵们从藏身之处揪出，押赴刑场。

眼看行刑在即，李靖朝着监斩官大声喊道：“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

这一声呐喊，犹如平地惊雷，掷地有声。其言语之犀利，直指核心。首先，他点明李渊起兵的旗号是“为天下除暴乱”，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其次，他暗示李渊的目标是“就大事”，即成就帝王霸业。最后，他将李渊杀他的动机归结为“私怨”，并抬高自己为“壮士”，点明此举与李渊的宏伟目标背道而驰——为了私人恩怨而杀掉一个有才能的人，不利于团结力量，成就大业。

这番话的分量非同小可。此时此刻，李渊确实需要考虑形象、收揽人心。杀了李靖，固然解了一时之恨，但若传扬出去，可能会让天下英雄寒心，认为他器量狭小，不能容人，这对于他接下来招纳贤才、统一全国的大业是极为不利的。

就在李渊沉吟之际，一个关键人物站了出来，为李靖求情。这个人正是李渊的次子，当时已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李世民素有识人之明，可能早就听闻过李靖的才名，或许也认为父亲此时确实不宜因旧怨而诛杀名士。他的劝说，无疑增加了李靖生还的砝码。

李渊并非完全意气用事之人，他深知李靖确有才干，权衡再三下，放了李靖。

死里逃生的李靖，对李渊自然是感激涕零，表示愿意归顺唐朝，贡献自己的才智。虽然李渊赦免了他，但内心的芥蒂或许并未完全消除，因而并未立即给予重任。

但慧眼识珠的秦王李世民却对李靖十分器重，主动将他招入了自己的秦王府，任作幕僚。这对于李靖而言，无疑是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李世民当时已是唐军中最重要的方面统帅之一，身边聚集了大量文臣武将，秦王府俨然成为唐朝开国战争中最活跃、最具战斗力的核心集团。

加入秦王府后，李靖得以跟随李世民参与到平定各路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很快，他就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在唐朝统一战争的关键一役——讨伐占据洛阳的“郑帝”王世充的战役中，李靖随军出征。史料虽未详述其具体功绩，但明确记载他在这次战役中“立有战功”。想必是在某次战斗或谋划中，李靖运用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唐军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能是在出谋划策、排兵布阵，或是亲自领兵执行某项关键任务中表现突出。

凭借这次实实在在的战功，李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战后他被授予“开府”之职。

不久之后，唐朝的战略重心转向南方，目标是盘踞在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带的“梁帝”萧铣。萧铣势力强大，控制着长江中游的大片区域，是唐朝统一南方的主要障碍。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命李靖随赵郡王李孝恭南下平定萧铣。

接到命令后，李靖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刻整理行装，率领分配给他的部队，日夜兼程南下。他可能急于求功，以弥补过去的“污点”，尽快在前线打开局面。然而，当行军抵达峡州（今湖北宜昌附近）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峡州地处长江三峡要冲，地势极为险要，“介于连山之间，其水并流，实为险固”。当时，这一带正被萧铣的军队严密控制。李靖的部队在这里遭遇了顽强的阻击，加之当地山路崎岖，粮草转运困难，瘟疫疾病也可能开始流行，导致唐军的进展严重受阻，迟迟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

前线的军情通过驿道不断传回长安。李渊在京城等候捷报，却只听到李靖在峡州“滞留不前，久未进发”的消息。这一下，李渊心中刚刚平复不久的疑虑和不满，又一次被点燃了。他本就对李靖有过芥蒂，此刻更容易产生负面联想：“朕委以重任，指望他速定江南，他却在峡州裹足不前，莫非是心怀异志？或是怯懦无能，贻误军机？”

盛怒之下，李渊再一次动了杀心，秘密派遣使者，携带敕令，星夜赶往峡州，交给当时驻守峡州的都督许绍，指示许绍相机行事，将李靖就地处决。

接到密令的峡州都督许绍，是一位深明事理且了解李靖的人。史载许绍“深识李靖”，说明他对李靖的才干、品行有相当的了解和认可。

许绍觉得如果就这样冤杀了李靖，不仅是唐朝的重大损失，也有悖于他自己的良知。

最终，许绍上表，陈述利害，为李靖辩护求情。李渊读了许绍的奏报后，最终暂时放了李靖一马。

就这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李靖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许绍的仗义执言和审慎判断，不仅保全了李靖的性命，也为大唐留下了一位未来的擎天柱石。

就在峡州僵局稍缓之际，附近的开州（今重庆开州区）蛮族首领冉肇则发动叛乱，声势浩大，起兵进犯夔州（今重庆奉节）。夔州是长江上游的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将对唐军的整个南方战略造成严重威胁。

当时负责该区域军事行动的是唐朝宗室将领、赵郡王李孝恭。李孝恭闻讯后，立即率军迎击冉肇则，但初战失利，唐军士气受到一定影响。

在此危急关头，仍在李孝恭节制之下的李靖，主动请缨。他向李孝恭建议，由自己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出其不意，直捣冉肇则的营垒，以奇袭打乱敌人的部署。李孝恭在失利之后，或许正需要有人打破僵局，见李靖勇气可嘉且素有智谋之名，便采纳了他的建议。李靖并未要求过多兵力，只亲自挑选了八百名骁勇善战的士兵。

最终，李靖大获全胜，冉肇本人在乱军之中被当场斩杀。此役，李靖不仅阵斩了叛军首领，还俘虏了敌军五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兵器物资。

当李渊收到这份战报时，心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朝堂之上，李渊兴奋地对群臣宣讲此事，说：“朕听说，启用那些曾经有过失的人，往往比启用那些只有功劳簿的人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李靖这次果然立下了奇功，证明了这一点啊！”这番话，既是对李靖功绩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自己此前判断失误的一种巧妙掩饰，更重要的是，它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对李靖的态度已经彻底转变。

为了进一步表达对李靖的嘉奖和信任，李渊不仅公开褒奖，还亲笔书写了一封玺书，派专使送往李靖军前。玺书中言辞恳切，赞扬李靖“竭诚尽力，功效特彰”，对其“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并承诺“勿忧富贵也”。

更为难得的是，为了彻底打消李靖可能残存的顾虑，李渊还特意颁发了一道手敕，对李靖说道：“过去的事情就不再追究了，那些陈年旧事我早就忘干净了。”

至此，李靖也终于可以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为大唐王朝开疆拓土的宏伟事业中去。

等李世民登基后，李靖同样在战场上大放异彩，他北灭东突厥，西定吐谷浑，立下赫赫战功，最后出将入相，成为一代名将。

可以说，在贞观前期，李靖是唐帝国最耀眼的将星，是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股肱之臣。

然而，即便是在君臣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一些微妙的事件也已然埋下了伏笔，显露出李世民对这位功高盖世的将领并非毫无保留的信任。其中最早的一次考验，发生在李世民登基之前的玄武门之变前夕。

当时，为了增加胜算，李世民曾秘密派人联络李靖，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助自己一臂之力。

面对秦王的邀请李靖的选择是拒绝，保持中立。他没有明确支持太子，也没有倒向秦王。从李靖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明智的。过早站队风险极大，无论哪一方失败，另一方都可能对自己进行清算。

但对于志在必得、正急需支持的李世民而言，李靖的这种“中立”态度，恐怕并不会被完全理解为“明哲保身”。

虽然事后李世民成功夺权登基，并未因此事而为难李靖，但这次经历，很可能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印记：李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危，而非对某一方的绝对忠诚。这或许成为了日后李世民对他抱有“忌惮”心理的早期诱因之一。

真正让李世民对李靖的“自主性”产生深刻印象乃至警惕的，是发生在平灭东突厥战役末期的一系列事件。

当颉利可汗主力被击溃、狼狈逃窜之际，他曾一度派遣使者向唐军表示愿意归降，并请求和谈。李世民出于政治考量，同意了和谈请求，并派遣鸿胪卿唐俭等人前往突厥营地进行安抚和谈判。同时，他也向前线的总指挥李靖下达了命令，要求唐军暂停进攻，原地待命，等待谈判结果。

但就在唐俭等使者还在颉利营中进行谈判之时，前线的李靖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甚至可以说是违抗军令的决定：立即对颉利残部发起总攻。

当时的副将李勣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他提醒李靖：“皇上的诏书已经命令我们暂停进攻，而且我们的使者唐俭等人还在敌营之中，此时贸然发动攻击，不仅是违抗圣旨，更可能危及使者的生命安全。若颉利狗急跳墙，杀了唐俭，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李勣的顾虑，完全符合正常的军事和政治逻辑。

但李靖的态度异常坚决。他驳斥了李勣的意见，说出了一句足以载入军事史的名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乃天赐良机，一举擒获颉利，彻底灭亡东突厥，乃是首功。至于唐俭等人的安危，与此相比，又何足惜哉！”

李靖力排众议，亲率精骑，趁夜突袭，一举捣毁了颉利最后的栖身之所。虽然颉利本人再次侥幸逃脱（但很快被擒），其残余势力彻底覆灭。幸运的是，唐俭等使者在混乱中也得以保全性命。

战后，有人就李靖违令出兵、罔顾使者安危一事向李世民告状。但李世民的反应却颇为耐人寻味。面对李靖取得的彻底消灭东突厥这一巨大胜利，他选择了“功过相抵”，甚至可以说是“记功不记过”。他公开表彰了李靖的盖世奇功，对其违令之事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并未予以追究。

从表面上看，这是李世民作为英明君主的务实之举——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但仔细品味，其中潜藏的意味却不容忽视。李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行为，虽然带来了辉煌的胜利，但也无疑触碰到了皇权的敏感神经。一个能够自主判断、甚至在关键时刻敢于违抗君令的将领，其能力越强，对君主而言，潜在的风险也就越大。

随着李靖年事渐高，李世民开始考虑为这位军神培养接班人，同时也可能存有借机观察、制衡李靖的想法。他选中了自己的心腹爱将、同样战功卓著的侯君集，命他拜李靖为师，学习兵法。

侯君集此人，勇猛有余，但心胸狭隘，且野心勃勃。他向李靖求学，并非真心尊师重道，而是急于将李靖的兵法精髓据为己有。李靖是何等人物？自然看穿了侯君集的心思。他在传授兵法时，有所保留，并未倾囊相授。

侯君集学了一段时间，感觉李靖似乎没有把“压箱底”的绝活教给自己，心中十分不满。他竟然跑回李世民那里去告状，而且言辞极为严重，他声称：“李靖似乎只教了我一些皮毛，关键的东西都不肯传授。我看他如此吝啬兵法，恐怕是心怀异志，想要谋反！”

这顶“谋反”的大帽子，扣得可是非同小可。李世民听闻此事，也不得不重视起来。他立刻召见李靖，当面质问：“侯君集说你有谋反之心，可有此事？”

面对皇帝如此直接甚至可以说是突兀的质询，李靖猝不及防，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李靖定了定神，回答道：“陛下明鉴。其实，不是微臣想要谋反，恐怕是侯君集他自己有不臣之心啊！”

李世民闻言一愣，显然对这个回答感到意外：“此话怎讲？侯君集是朕从秦王府带出来的旧部，跟随朕多年，战功赫赫，怎么会谋反？”

李靖不慌不忙地解释了自己的理由：“陛下，微臣传授给侯君集的兵法，若能融会贯通，已经足以安邦定国，荡平天下了。然而，他却贪得无厌，仍要穷尽臣毕生所学。臣窃以为，他如此不知满足，急于掌握所有克敌制胜之术，其真实目的，恐怕并非为了效忠陛下，而是为了他自己日后的图谋啊！这，难道还不是想要谋反的迹象吗？”

李世民听后，沉思良久，觉得李靖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侯君集的性格，他也是了解的。相比于怀疑忠诚勤勉、行事低调的老将李靖谋反，侯君集那种锋芒毕露、急功近利的性格，似乎确实更有可能滋生野心。于是，李世民打消了对李靖的疑虑，让他安然退下了。

后来的历史发展，不幸印证了李靖的判断。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果然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而被处死。

然而，这件事情的处理，虽然暂时为李靖解了围，但却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李世民对他的“忌惮”。为什么？因为李靖再一次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洞察力。

他竟然比自己这位英明神武的皇帝，更早、更准确地看透了侯君集的野心。这种“聪明过人”，尤其是能洞察到皇帝未能察觉的潜在威胁，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既是幸事（提醒了自己），也可能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信号。一个臣子比君主更聪明，这本身就可能让君主感到某种程度的不自在甚至威胁感。

时间来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晚年的李世民雄心不减，决定亲自御驾东征高句丽。在确定出征将领名单时，他自然想到了李靖。尽管李靖此时已经74岁高龄，且确实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李世民仍然希望他能随军出征，哪怕只是作为坐镇中军的顾问，也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然而，当征召的命令下达时，李靖却以“年老体衰，疾病缠身”为由，上表请求留守京城，不参与东征。

李世民听到李靖推辞的消息后，反应十分强烈，立刻决定亲自前往李靖府邸探望。名义上是看望病重的老臣，实则很可能是想一探虚实，看看李靖的病是真是假，推辞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当李世民来到李靖的病榻前，他握着李靖的手，一番嘘寒问暖之后，说出了一句令在场所有人都可能心惊肉跳的话：“公啊，要多多保重身体。不过话说回来，想当年魏国的司马懿，不也是年老多病吗？但他最终还是能够勉力自强，为曹魏立下了不朽功勋啊！”

这话的分量，实在太重了！司马懿是谁？那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曹魏后期的权臣，更是后来取代曹魏建立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他以“隐忍”和“善于伪装”（尤其是装病）而著称。李世民在此刻将李靖比作司马懿，其潜台词不言而喻：你李靖是不是也在学司马懿装病？你是不是也像司马懿一样，虽然年老，但内心仍有不臣之志？这几乎是一种赤裸裸的敲打和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