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早期的对外贸易是通过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唐安史之乱之后，由于西域的丝绸之路兵荒马乱，处于不稳定状态，海上贸易开始活跃。民间的海商势力随之兴起，这些海商被称为“海贾”。从唐代开始，温州就出现“海贾”。早在公元842年温州商人李处人，在日本值嘉岛耗时三个月建造

仔细翻看温州的历史，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温州人经商的基因是在唐代伴随中国海上贸易同步发展起来的。

中国早期的对外贸易是通过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唐安史之乱之后，由于西域的丝绸之路兵荒马乱，处于不稳定状态，海上贸易开始活跃。民间的海商势力随之兴起，这些海商被称为“海贾”。从唐代开始，温州就出现“海贾”。早在公元842年温州商人李处人，在日本值嘉岛耗时三个月建造海船，并顺利驶回温州，这件事成为有文字记载的温州与日本首航的事件。

到了宋朝，尤其是到了南宋，北方的土地被辽金占据，西域丝绸之路完全被阻隔，被迫发展海上贸易。位于东南沿海的温州成了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一时间，世人评价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

历史上，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最低。历朝历代也都有“重本抑末”的说法，重的“本”是农业，抑的“末”便是排在最后的商。这种观念之所以首先在温州受到冲击，不仅是因为温州是提倡“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永嘉学派诞生地，还因为海外贸易的利润大得惊人。

《敝帚稿略》记载：“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由此可见当时的海外贸易利润是惊人的十倍。巨大的利润，让人人都希望能成为“海贾”，甚至连和尚、道士都还俗出海经商。

尽管十倍利润令人垂涎，但大海的凶险同样考验着商人的勇气——《岭外代答》中对商船生活的记载，便揭示了这份“富贵险中求”的残酷真相。《岭外代答》中记录，在商船中的生活令人震撼：“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生死于度外”。

登上商船不仅要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而且终日漂泊在海上，一年半载回不了家。因此，在旁人眼里便是“商人重利轻别离”，更有人认为“争利者于市”。因此，也就有了逐利奸商的说法。

在我看来商人逐利无可厚非，但是要取之有道，做到义利并举。然而利益会熏心，当人心被利益熏过之后，往往分不清是非黑白，开始铤而走险了。

史书也记载了一位温州海贾的故事。在南宋年间，永嘉人王德用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及第。看到温州“海贾”出海之后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动了歪心思，与兄长王德明商量之后，变卖家里一切财产，包括房屋和田地。而后伪造了国书和购买了宫廷物品，前往交趾国，也就是现在越南。

到了越南之后，两人打着朝廷的旗号面见国王。越南国王以为是宋朝派来的特使，很是高兴，不仅主持宴会招待，还授予官职挽留弟兄俩。为了表达善意，国王还派王德明带着一船珍宝进贡给朝廷。

没想到，商船刚刚驶入国内，知道内情的船工就提出分赃的要求。被王德明拒绝后，船工立刻向朝廷告发。王德明随后被关押入牢，最后死于牢狱之中。而留在越南的弟弟王德用也不知所踪。

回望温州经商的千年历史，从唐代“海贾”劈波斩浪造船出海，到南宋时期“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繁盛，再到现在的“温州模式”，这片土地上的商业基因从来不是偶然的迸发，而是地理禀赋、历史机遇与思想火种共同淬炼的结果。这份沉淀千年的精神密码，温州人才能凭借“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进行创业。现如今温州正是凭借着牢守义利并举的底线和担当，才撑起“中国民营经济之都”的称号。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温州经商基因的千年传承，正是温州海贾穿越千年风浪，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来源：温州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