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书是徐继畬写的，里面画着地球仪，写着 “泰西各国疆域”—— 在当时的清朝官场，多数官员连 “泰西” 是哪都搞不清，可这个借债买官的老知县，却把这本书翻得边角发毛。

图为李鸿章，却暗合我心中杜凤治的形象，故常用之。

1866 年深秋，53 岁的杜凤治揣着 8000 两高利贷的借据，刚到广东广宁当知县。

第一件事当然是拜会士绅，但他这人爱看书，所以路上还去书铺买了本《瀛寰志略》。

这书是徐继畬写的，里面画着地球仪，写着 “泰西各国疆域”—— 在当时的清朝官场，多数官员连 “泰西” 是哪都搞不清，可这个借债买官的老知县，却把这本书翻得边角发毛。

你可能会觉得，杜凤治是不是天生就 “开明”？

其实不然。他出身浙江山阴的仕宦家庭，童年在县衙看的是粮册，成年后在京城混的是科举圈子，一开始跟其他士大夫没两样，满脑子 “天朝上国”。

可他是个聪明人，在广东这个通商口岸待了许久，他知道，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连差事都不好办。

比如处理涉外的厘金纠纷，连对方国家的情况都摸不透，怎么跟洋商打交道？

所以《瀛寰志略》成了他的 “启蒙课本”，这书他也是认真看了的。

瀛寰志略

有天晚上他在县衙院子里赏月，看着月亮突然琢磨起来：“泰西人说大地是个球，金木水火土那些星星，也是球。咱们在地球上觉得这是地，可在别的星球上看，地球不也只是颗星星？太阳待在中间不动，是地球自己在转，其他星星也围着太阳转…… 这么算下来，像地球这样的星球，不知道有多少个呢！”

（《杜凤治日记》同治六年日记；原文：“泰西人谓大地如一球，金木诸星亦一地球，在我地球中以为地，而在金木星中者，视之则亦一星耳。日居中不动，其动者地球运行耳。诸星环日运行，地球亦如一星，星多如许，可知天日之中，如地球者当不知凡几也。”）

这话放在今天不算啥，可在当时，大多数官员还坚信 “天圆地方”。

连提一句 “地球是圆的” 都可能被骂 “离经叛道”。

杜凤治敢这么想，已经算捅破了认知窗户纸—— 他没把这本书当 “奇谈怪论”，反而真的用里面的知识去琢磨世界，这在清末州县官里，算是个异类。

在广东待久了，杜凤治还亲身体验了西方新技术 —— 坐火轮。

有一次，他登上从广州去香港的火轮，刚站稳就被甲板下的轰鸣吓了一跳。

无数齿轮咔咔转动，铁链子拉着活塞一伸一缩，下锚、装货、磨刀具全靠铁疙瘩自己动，几十个水手站在旁边反倒像摆设。

他在日记里写：“转动处物件甚多，精妙无匹。下锚、上货以及取水、磨刀锁事，无不以机关转运，不费人力，亦巧甚矣！夺造化之奇！”（《杜凤治日记》同治七年）

可这赞叹没持续多久，船开出港口时，他望着岸边停着的中国商船直叹气。

“自香港、澳门有火轮渡，中国之商船绝迹不行，而火轮船俱已大发财源矣，可恨。”（《杜凤治日记》同治七年六月）

他还找师爷咨询过：火轮从广州到香港只要半天，装的货是中国帆船的十倍，运费还便宜三成。

以前珠江上跑的福建商船、广东 “红头船”，现在十有八九停在岸边晒船板。
"旧用木船三百艘，纤夫船工两千人，今火轮十艘可代，余众何以为生？"（《杜凤治日记》同治七年七月）

船工们不是改行挑担就是去洋行当杂役，作为县太爷，他在轿子里看着，但眉头就没松开过。

除了亲身体验，他还爱主动跟 “懂行的人” 聊天。

同治九年七月，他去汕头出差，就专门找了德国鲁麟洋行的买办郭紫垣喝茶。

郭紫垣跟他讲起正在打的普法战争，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怎么宣战，到普鲁士的军队怎么打仗。

普法战争

杜凤治听得入了迷，回到住处，在日记里一口气写了六七百字，把战争的来龙去脉记得明明白白。这记录居然大致靠谱，这足以说明他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有一定理解能力。（《杜凤治日记》同治九年）

你别觉得记笔记是小事，要知道当时很多官员听到 “洋人打仗”，要么嗤之以鼻，要么怕惹麻烦躲着走。

谁会花时间把这些 “外国闲事” 记下来？

更难得的是，他记的内容还挺靠谱，不是道听途说的瞎话 —— 这说明他不是 “看热闹”，而是真的在试着理解 “世界大势”，知道这些事可能跟清朝有关系。

后来他当南海知县，这是广东最繁难的县，经常要跟外国官员打交道。

有次英国驻广州的外交官跟他闲聊，说起到 “一条挖通了欧洲和亚洲的运河”（就是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

虽然翻译说得颠三倒四，杜凤治没听清运河的名字，也没搞懂 “挖运河为啥能省路程”。

但他还是认认真真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末了还加了句 “此等新事，当记之，日后或有用”。（《杜凤治日记》）

这种 “不懂但愿意记下来” 的态度，比那些 “懂却不屑一顾” 的官员强多了。

清末很多大官，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虽然搞洋务，可心里还是瞧不上 “洋玩意儿”。

但杜凤治不一样，他是个小知县，没那么多天朝上国的架子，遇到不懂的新事物，先记下来、先琢磨，这种 “接地气的求知欲”，反而让他比不少高官更贴近世界。

不过，你要是觉得杜凤治已经 “跟得上时代”，那也错了。

他的 “世界观”，始终没跳出 “清朝官员” 的框子。

光绪六年，他辞官回了浙江老家，有天看报纸，看到 “俄国沙皇被人用开花炮轰死” 的消息。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立马在日记里骂开了：“叛党杀沙皇，都搞了五次了！第五次居然真成了！朝廷明明知道谁是叛党，却不赶紧除掉，硬生生让沙皇送了命，这君臣也太没用了，叛党也太无法无天了，真是怪事！”

（《杜凤治日记》光绪七年；原文：“叛党谋弑俄皇业已五次，至第五次竟被轰毙。叛党何人，该国君臣久已深知，乃竟不克铲除，至五次而终死其手。何叛党之悖逆强横、该国君臣之泄沓至于斯极也，怪哉！”）

你看，他看到的不是俄国的革命浪潮，不是沙皇统治的危机，而是 “君臣之道”。

杜凤治这人是传统士大夫，对皇帝非常忠诚，他在日记里谁都骂就是不骂皇帝和太后。在他眼中，不管是中国皇帝还是外国沙皇，“叛党弑君” 就是大逆不道。

至于为什么会有叛党，为什么杀了五次才成功，他根本没往 “制度”“民生” 上想。

这就是清末官员看世界的真实样子：不是所有人都闭目塞听，也有像杜凤治这样愿意看书、愿意打听的。

但他们的眼睛，始终被 “士大夫”“清朝官员” 的身份绑着 —— 能看到外面的新鲜事，却看不懂新鲜事背后的逻辑。

能接受 “地球是圆的”“外国有强国”，却没法接受 “清朝不是世界中心”“制度需要变一变”。

杜凤治的日记，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清末官场的认知困境：不是没人想了解世界，而是他们站在 “天朝上国” 的地基上。

再怎么踮脚看，也只能看到世界的一角。

而这一角，终究撑不起一个王朝的转身 —— 这或许就是清朝在近代落后的根源之一：不是缺懂世界的人，而是缺跳出 “旧框子” 的勇气。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