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与再全球化趋势交织背景下,中国产业海外转移面临历史性机遇与系统性挑战。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通过梳理全球五次产业转移规律,构建"四阶段全球化-五次产业转移"分析框架,分析中国产业转移的面临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当前产业转移呈现“被动全球化

摘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与再全球化趋势交织背景下,中国产业海外转移面临历史性机遇与系统性挑战。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通过梳理全球五次产业转移规律,构建"四阶段全球化-五次产业转移"分析框架,分析中国产业转移的面临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当前产业转移呈现“被动全球化”与“主动全球化”"双重特征,既受制于中美战略博弈、贸易壁垒升级等外生压力,又得益于数字技术赋能、新兴市场崛起等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新逻辑新趋势,建议通过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数字基建合作、构建全球产业生态等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产业转移 逆全球化 一带一路 中国方案 全球价值链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产业海外转移已从微观企业行为演变为国家战略命题。据商务部数据,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1772.9亿美元,自2012年起中国已连续12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然而,在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使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从3.8%加征至最高21%,中国有66.4%的商品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WTO统计显示,单边政策背景下贸易限制措施增多,WTO成员在2023年10月中旬至2024年10月中旬期间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达169项,涉及的贸易额达8877亿美元,较上年多出5506亿美元。在此背景下,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转移新思路新范式。

一、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维度与理论启示

(一)全球化四阶段演进规律

全球化主要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从时间维度来看,全球化依次走过了一战爆发之前的早期全球化、二战结束之后的中期全球化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晚期全球化三大阶段。而从内容维度来看,全球化则大体表现为贸易(商品)全球化、货物(资本)全球化以及信息全球化三个阶段。近年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影响下,全球化业已脱离了贸易进入了升维的智能化全球化时代。

贸易全球化阶段:西方先发优势主导的全球贸易诞生。15世纪末至二战结束期间,欧洲列强通过航海技术突破建立起全球殖民体系,形成了以原材料输出和工业品输入为特征的“中心-外围”经济结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技术,推动英、法、德等国家将纺织、采矿等初级产业向殖民地转移,同时通过《航海条例》等重商主义政策控制全球贸易网络。这一阶段产业转移呈现单向性特征:殖民宗主国(如英国)向印度输出棉纺技术但限制其工业化,拉丁美洲沦为欧洲的矿产和农产品供应地。

货物全球化阶段:美苏阵营内产业垂直分工,日本承接美国转移实现经济腾飞。二战后的货物全球化以美苏阵营内产业垂直分工为典型特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经互会体系并行的双轨格局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转移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形成“技术研发在美、制造在盟国”的分工模式。苏联则通过经互会向东欧、中国转移重工业体系,帮助波兰建立诺瓦胡塔钢铁厂(1954),援建中国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大部分项目。此阶段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属性: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GATT)将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全球贸易形成"平行市场"结构。

信息全球化阶段:ICT革命催生模块化生产,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冷战结束后,WTO的成立(1995)与互联网商业化(1993)共同推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模块化生产技术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例如iPhone包含约1500个组件,需要全球200余家企业分别完成制造。在此期间,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智能全球化阶段:大国博弈成为产业转移新变量。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突破推动产业转移进入“数据要素主导”新阶段。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构建“技术联盟”,将14nm以下芯片制造向本土回流;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在东盟建设30个云计算中心。产业转移呈现“区域化+智能化”特征:例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实现95%供应链本地化,海尔青岛洗衣机互联工厂利用5.5G、先进算法和轻量化数字孪生等技术,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优化服务质量,最终实现产品成本优化32%,效率提高36%,服务抱怨率降低85%。

(二)五次产业转移的范式转变

产业转移是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一种重要经济现象。广义的产业转移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区域之间因比较优势的此消彼长而造成产业区位在空间上的整体重构;狭义的产业转移更强调企业在核算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将部分生产功能从原产地脱离和转移的行为。

近代以来,根据国际产业转移的流向和产业转移类型所呈现的主要特征,可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分为5次,大约每30年一次。第一次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40年代,英国纺织、煤炭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美国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纺织、钢铁等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日韩等国轻纺、汽车、家电、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及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以下简称“NIEs”)和我国转移。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亚洲四小龙逐步将纺织服装、轻工,包括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产业转移至中国、东南亚和拉美。第五次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产业调整与重新布局。

表 1 全球五次产业转移的阶段特征

二、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机遇与挑战

(一)逆全球化时代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面临严峻挑战

1、特朗普2.0政策冲击

从《美国优先贸易政策》(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总统令的签署到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在已经生效的关税之外)和行政命令的颁布,预示着特朗普总统二度入主白宫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将面临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所推行的“贸易强硬手段结合制造业回流”战略俨然进入2.0时代,其力度与决心或将更为坚决与彻底。

2、中美“G2”之幻:博弈长期存在

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两大核心力量,正步入一个长期且多维度的博弈与合作并存的新阶段。这一态势源自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崛起及全球影响力的显著增强,迫使美国正面应对这一新兴超级大国的挑战。双方在全球经济、科技创新、地缘政治等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正悄然重塑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仅影响双边关系,更波及全球,尤其对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战略与路径产生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时,需审慎考虑地缘政治风险、市场准入条件、当地政策环境等因素。

3、外贸环境趋紧,中国产品出海挑战重重

中美博弈升级之下,中国产品出海之路荆棘满布,面临更多贸易限制。关税壁垒高企,加之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地缘政治风险亦不可忽视,部分与中国存在竞争的国家加强对中国产品的限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产品出海的不确定性。

4、市场空间压缩,被动全球化成企业生存之道

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市场空间急剧压缩,叠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企业进入新市场难度加大,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因此,被动全球化成为企业寻求新增长点、分散经营风险的有效途径。然而,被动全球化并非易事。企业需具备全球视野,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制定符合当地需求的营销策略。同时,加强国际供应链管理,确保产品质量与交货期稳定,以赢得海外客户信任。

(二)拥抱全球化:中国优势企业的成长第二曲线

积极拥抱全球化已成为中国优势企业成长第二曲线的重要战略和机遇。凭借在国内积累的技术、品牌、管理等优势,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不仅提升了国际影响力,还促进了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在全球化进程中,它们注重本土化运营,与国际合作伙伴互利共赢,共同开拓新市场。

1、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新驱动力

疫情期间,中国产业链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恢复力,成为向海外转移的基础保障。随着经济复苏,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优质的制造业产品和服务。

2、全球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新兴市场不断崛起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迅速,市场潜力巨大,对全球市场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市场的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新兴市场的崛起带来重要机遇,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被动全球化:中国企业的新机遇

逆全球化背景下,被动全球化成为中国企业的新常态,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国际贸易壁垒的不断加强和全球市场的变化,推动中国企业加速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并购海外企业等方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创新能力和运营效率。同时,品牌国际化成为新机遇,中国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和推广,树立良好形象,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4、主动全球化:中国产业的全球布局

主动全球化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战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设立研发与营销网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开拓更广阔市场。在全球化布局中,中国产业注重创新驱动,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提升,增强国际影响力。秉持合作共赢理念,与海外企业共同开发市场、共享资源和技术。同时,注重风险防控,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和合规管理,确保海外资产安全稳定运营。以奇瑞汽车为例,其海外KD工厂遍布全球,展现出中国产业在全球化布局中的显著成就。

三、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新要素新趋势

(一)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新要素

1、四大基础要素

国际产业转移的四大基础要素包括成本、投资环境、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资源禀赋。成本是企业选址时的首要考量,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企业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基地。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与吸引力则决定产业转移流向,稳定、开放、法治的投资环境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条件。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是企业选择投资地点的重要考量,市场规模大、潜力大的地区更受企业青睐。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吸引不同产业的投资。这四大要素共同作用,推动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演变。

表 2 影响产业转移的四大基础要素

2、四大新要素

新时期国际产业转移的四大新动力包括政治稳定性与国际关系、产业话语权与产业链整合、科技与创新水平、绿色发展与环保法规。政治稳定性与国际关系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良好的国际关系能促进国际产业转移。产业话语权与产业链整合决定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竞争力,产业链整合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科技与创新水平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企业需要不断投入研发,提升创新能力。绿色发展与环保法规已成为全球共识,企业需要遵守环保法规,推动产业绿色转型。这四大新动力相互交织,共同影响新时期国际产业转移的格局和趋势。

表 3 影响产业转移的四大新要素

(二)影响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的三个趋势性变革

1、人工智能及数据对产业发展重要性持续提升

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下,人工智能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多元的数据,作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以磅礴之势重塑着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当前,产业发展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巨大压力与挑战,而人工智能与数据则成为了破局的关键要素。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不断交叉融合,使得社会分工和产业组织呈现网络化态势,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渗透,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得以有机结合,不断催生和创造出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登上历史舞台,数据的价值和潜能被进一步挖掘和释放,成为驱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引擎。

2、技术创新和标准话语权成为产业发展制衡

技术创新与行业标准的制定把控,已成为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的突出特征。尤其在新能源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业中,中国通过持续深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成功构建起一系列技术标准。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使得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带动全球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范围的扩大,产品成本快速降低,不仅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形成了产业链出海的强大态势,加速了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的进程,为拓展海外新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3、绿色化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成为选择

在全球对环境保护日益重视的背景下,中国产业全球化转移将更加注重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政策层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各国在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绿色装备、绿色服务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技术装备走出去,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贡献。这些政策不仅明确了国内产业升级的路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中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模式。从产业类别比重看,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业蓬勃发展,也是产品和产业链出口中增长快速、占比不断提升的门类,并成为引领未来产业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新支柱、新赛道。就整体发展福利看,以可持续发展思路为基础的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最大程度避免了原有把高污染和高能耗产业向目的地国家转移的问题,在产业转移的同时,以绿色、低碳的思路和方式实现了升级转型,是着眼全局的更优解决方案。

四、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的对策建议

1、完善产业政策支持体系

面向国际化发展要求,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完善行业及产品标准体系,进一步鼓励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场景创新,支持数字化革新,鼓励大数据应用。推动多方行业参与者形成产业链发展合力,增强向海外转移的整体性和体系化。提出完善海外投资保护、税收优惠、金融服务、信息支持等相关措施。

2、加强大数据国际合作

在现有国际合作基础上,在金砖组织、中非合作等基础上,构建金砖大数据组织、中非大数据合作计划等项目,规范数据跨境安全管理,推动政府间大数据合作机制建设,面向需求场景形成相关数据共享和交换机制,与相关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开展合作与对话,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强化数据应用价值,提升边际效应。

3、搭建企业国际化支持体系

以线上线下博览会、服务平台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强化信息共享、撮合供需交易,及时同步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产业规划、监管动态、发展趋势等相关信息,提高指导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鼓励企业加强国际市场调研、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增强跨文化管理能力,支持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机构为目标企业开展国际化战略发展咨询和支持服务;建设“金砖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并协同金融机构,保障大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资金需求。

4、支持海外开发园区平台化建设

把握产业链转移及产业生态体系构建的趋势化特点,强化产业链龙头带动作用,延展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优势,推动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的过程中,结合目的地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和开发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带动目的地区域产业整体提升。鼓励园区建设运营企业在目的地国家,结合当地产业政策和发展需求,针对产业转移重点产业方向,进行园区开发建设运营,发挥平台化专业化优势,服务中外企业发展落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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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洲“四小龙“:是指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亚洲四个发展迅速的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

[2] G2:是指中美两国集团,这个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意指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集团来代替旧有的G8(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共同主导世界事务。

[3] KD工厂:主要从事零部件的组装和制造工作。KD工厂模式(Knocked Down)是一种将零部件运送到目的地后再进行组装的生产方式。比亚迪的KD工厂主要进行乘用车的组装工作,例如在印度金奈市的工厂,主要生产纯电动大巴、动力电池及乘用车的KD组装。

王一凡(清华大学)

来源：照理话财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