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景山公园东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三眼井胡同，东起嵩祝院西巷，西至景山东街，全长306米。在明代，这里是皇宫的专供作坊和原料库房；到了清代，这里成为工匠居住区。三眼井，因一口三个井眼的水井而得名。现在，那口奇特的水井已不复存在。三眼井胡同68号院旁边的墙壁上有一

▌岳强

在景山公园东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三眼井胡同，东起嵩祝院西巷，西至景山东街，全长306米。在明代，这里是皇宫的专供作坊和原料库房；到了清代，这里成为工匠居住区。三眼井，因一口三个井眼的水井而得名。现在，那口奇特的水井已不复存在。三眼井胡同68号院旁边的墙壁上有一个黄色标牌，标明“三眼井原址所在地”。

1965年整顿规范地名时，三眼井胡同曾更名为“景山东胡同”，直至1981年恢复原名。如今，三眼井胡同已列入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这一带成为历史文化保护区。

大学夹道

沙滩后街59号

三眼井胡同61号

北大旧址原为公主府

三眼井胡同中部有一条向南的支巷，叫做大学夹道。夹道西侧是一道灰砖高墙，有些墙砖已残破不全，墙头杂草丛生。这道墙的尽头是沙滩后街，街上的55号、59号为北京大学旧址。

沙滩后街59号院门旁边的灰色墙体上镶嵌着一块文保碑，上面的文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文保碑旁边是京师大学堂的简单介绍，内容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校址原为乾隆帝四女和嘉公主府空闲府第。当年，光绪帝在维新派推动下，接受康、梁的变法主张，实行新政，开办京师大学堂为新政措施之一。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现保留有原属于和嘉公主府的正殿、公主院等清式建筑和民国年间建成的数学系楼及“西斋”十四排中式平房。

那条长约282米的大学夹道，便是三眼井胡同通向北京大学旧址的过道。而夹道西侧那道灰砖高墙即为和嘉公主府的院墙，也就是当年京师大学堂的院墙。

京师大学堂所在的位置，明代为马神庙。清乾隆皇帝将和嘉公主下嫁福隆安时，把新建于马神庙旧址上的宅院赐给了和嘉公主。从此，这座府第被称作和嘉公主府，俗称四公主府。京师大学堂在和嘉公主府开学后，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孙家鼐不仅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改革家。作为咸丰年间的状元，他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刑部尚书等职，并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甲午海战失败后，他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认为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就必须重视科学，兴办实业，当务之急是开办新式学堂。然而，京师大学堂开办不久，他便因慈禧阴谋废黜光绪皇帝而愤然辞职。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俄军、德军占领，房屋、仪器、藏书等大部分被毁。1902年，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1990年，历尽沧桑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被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沙滩后街59号院门旁边除了文保碑，还有一块醒目的展板——“亢慕义斋”旧址。“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1920年，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校长蔡元培拨出北京大学第二院西斋两间宿舍，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一间为办公室，一间为图书室，“亢慕义斋”便是图书室的名称。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就有“亢慕义斋”的故事。

居住陋室有苦也有乐

从三眼井胡同西口向东行走，路北的第一条小巷叫做吉安所左巷。巷子一侧的墙壁上有一块胡同简介标牌，上面写道：“1918年至1919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管理员时，曾在吉安所左巷8号院居住过。”

当时，在吉安所左巷8号院与毛泽东同住的还有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罗学瓒、欧阳玉山。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说：“八个人居住在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罗章龙解释道：“‘大被同眠’是个典故。唐朝有个姓张的人家，是个大家庭，张公倡议全家人住在一个屋子里，盖一个大被子。我想，这可能是象征一家人团结的意思。润之的这句话，是形象思维的话。”

毛泽东初到北京时，先在湘乡会馆落脚，又与蔡和森在豆腐池九号（今豆腐池胡同15号）杨昌济先生家小住。后来，搬到三眼井胡同61号院。不久，再搬到吉安所左巷8号院，直到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离开北京。

在美国作家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里，谈到这段“集体宿舍”生活时，毛泽东说：“我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睡在一个炕上，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都得预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不过在公园和故宫，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覆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对吉安所左巷8号院那段苦中作乐的日子，罗章龙回忆道：“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北京米贵难买，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还有送水的山东人老侯，也愿意帮忙。他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一件体面的外衣，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那时生活很苦，但大家从中得到锻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当时，三眼井一带家家户户都有大水缸，吉安所左巷8号院也有。送水的老侯把水车停在8号院门口，招呼院里的年轻人拿水桶。当水桶与水车上大木桶的出水口对准后，他拔掉上面的木橛子，转眼就放满一桶水。因为他和院里的八个年轻人关系十分融洽，水钱分文不取。

景山书社载入学术史

北京大学旧址斜对面，即沙滩后街22号，是一个集书房、文创、讲堂、茶饮为一体的复合文化空间——景山书社。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校舍。

景山书社营业厅墙壁上的《国立北京大学宿舍内房号及住户分布图》显示，1946年至1952年，沈从文、朱光潜、冯至、贺麟、费青等36位教授及其家属曾在这里居住。这张分布图旁边还有两列文字：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

1923年，商务印书馆十位年轻编辑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家书社，取名“朴社”，社址在上海。“朴社”这个名称是周予同提出来的，源自“朴学”，即清代文化学派——考据学。那十位年轻编辑是：顾颉刚、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茅盾、胡愈之、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次年，因上海发生战事，朴社被迫解散。

1925年，顾颉刚联合俞平伯、吴缉熙、朱自清、赵万里等人在北京重组朴社，更名为“景山书社”，由顾颉刚担任总干事。据《顾颉刚自传》记载：“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以销售学术著作为宗旨的景山书社，因学术氛围浓厚、书籍质量高，成为当时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从1926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7册，包括350篇文章，大约325万字，那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汇集。而以顾颉刚、钱玄同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的古史辨派，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重要学术流派。他们主张以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探索精神，借鉴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对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体系，推进中国史学研究的近代化，贡献巨大。1926年，《古史辨》第1册出版时，胡适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

现在，景山书社营业厅里不仅有“老北大教授作品”专区，还有民国文化、北京历史、北大校史等学术书籍陈列。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二册和第三册也陈列在展柜里，尽管看上去斑驳陈旧，但依然完好。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