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刻，监护仪滴滴作响，窗外的天刚蒙蒙亮，走廊尽头的保洁阿姨推着车缓缓经过，像拍子压住了我们心口里那团乱跳的蝉。

“你们别吵了。”

大哥戴着氧气管，手背上的针头渗出半点血，眼白里有一圈淡黄。

“我不怕死，我怕你们散了。”

那一刻，监护仪滴滴作响，窗外的天刚蒙蒙亮，走廊尽头的保洁阿姨推着车缓缓经过，像拍子压住了我们心口里那团乱跳的蝉。

“屋别拆，槐树别砍，爸妈还在看着呢。”

我们五个人，像被谁按了暂停键一样，一下子没了声。

二姐捂着嘴，眼圈红了。

四弟低着头，指尖夹着一根烟却不敢点。

小妹呜咽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把手伸过去，碰到她冰凉的指尖。

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人散，比人亡更疼。

这句话，是大哥说的。

我叫李冬生，四十岁，家里老三。

我们兄妹五个，长河、兰、冬生、小虎、雪，从小在村东头那座三间青砖房里长到大，屋前一棵槐树，屋后小菜园，父亲把树看成命根子，说遮阴，挡风，吉祥；母亲把菜园看成日子，说酸辣苦甜都在里头。

父亲在村里做泥瓦匠，手脚利索，嘴却笨，和谁都不多话。

他背上有两道老伤，是年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冬天疼，夏天也疼，但他从不喊。

母亲却爱笑，眼睛一弯，脸上的斑点都跟着跳，村里说桂花笑起来像月亮，嫁给富贵算值了。

“富贵”是父亲的名字，一点不富，一点不贵，可他也不抱怨，秋天把稻谷抖一抖，晒得金灿灿，就是他心里的富。

我们家穷，可穷得有秩序。

大哥最先出去扛活，十四岁跟着父亲上工地，冬天手冻裂了，血渗到水泥里，抹平了，看不见了。

他二十岁那年，我刚上初中，二姐出嫁，小虎还睡在土炕上磨牙，小妹在父亲肩头多睡一会儿，母亲把仅有的两张新床单拿出来晒，说留着以后你们娶媳妇用。

那几年，村里风气开始变样，谁家小子出去做生意了，回来穿皮鞋，谁家姑娘嫁城里了，回来拎着牛奶。

我们几个里，只有我读书读得再久一点。

父亲说，好好读，别学我，手上的茧不值钱。

大哥却总说，读吧，哥扛着，你走。

他从未把这句话当口号，他是真的扛着。

我第一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亲偷偷把它放枕头下睡了一夜，说压压喜。

母亲给我包了个布包，里面塞了硬币，一块，两块，是这些年攒下的，磨得发亮。

大哥半夜悄悄塞给我五百块钱，是他在镇上工地加班攒的。

“别跟妈说。”

“你留着谈恋爱。”

他咧着嘴笑，牙缝里是烟火味。

我拿着那五百，进城后一半买了本英文字典，一半寄回家，说学校要交学费。

母亲在电话那头笑，说学校咋还涨价，我说城里啥不涨啊，母亲笑了一会儿，不说话了。

那时我们还不懂“散”的含义，觉得车站的汽笛一响，都是奔头。

二姐嫁给本村一个做厨的人，脾气厉害，刀子嘴豆腐心，婚后在镇上开了个小吃店，日子过得热气腾腾，逢年过节给家里拎油拎米，是顶用的姐姐。

四弟小虎不好好读书，初中没毕业去县里学开车，嘴甜，手快，胆子也大，干起了拉货，撞过车，摔过跤，还是磕了个笑出来。

小妹雪最小，城里读了中专，后来做了幼教，又折腾了个美甲店，小抖音录得还挺像那么回事，笑着跟我们说，几瓜两枣，够吃够穿就行，人活着要漂亮一点。

父亲五十六那年，突然中风。

那天是个雨天，雨把院子里土路打得泥腻，槐树叶一层一层往下滴。

父亲手里的锄头刚插进地里，人就直挺挺地倒了。

是大哥背他去镇卫生院的，雨把两人的衣服都糟透，大哥的后背湿得发冷，腿在泥里陷了又拔，拔了又陷。

医生说，晚来一步就更晚。

父亲歪了半边脸，话说不清了，眼睛里却全是焦急。

母亲把他的手紧紧放在被子上，压着，怕他不安稳。

我们轮流守夜，大哥最多，二姐忙店也来，四弟开货车穿城穿乡，常常把货卸了就直接过来，身上带着橡胶和柴油味，小妹擦桌子倒水，扎挣着家属这两个字，像演戏一样认真。

那个冬天，夜很长，病房里暖气烫，小窗外小贩卖烤地瓜的烟甜气儿一直飘到走廊里，母亲看见那杆烟，就想起家里灶台，嘴里小声念叨，过了这关回家，我还给你们烙饼。

父亲过了年没扛过去。

他走的时候，脸很安静，像睡过去。

村里人守着，槐树下摆了白纸花，吹唢呐的人中气十足，曲子拖得长长的，像把人的肠子系在树上，越系越紧。

母亲像是被抽走了骨头，折了一半。

她坐在门槛上，手里翻着父亲生前的老相片，指尖滑过每一张的棱角，说这个时候你笑了，他那时候去县里给人砌墙，你看，他穿的那件蓝衣服，是我给他缝的补丁。

大哥跪得腿都是青的，他磕头响，额头上很快起了包。

我们那时都哭，眼泪像断了线，但哭完，日子还得接着往下走。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母亲查出胃癌。

她先是吃不下，吐，瘦，脸色发黄。

大哥不相信，背她去三院做内镜，黑白片子像长在墙上的结。

医生说，晚期。

大哥站在走廊里抽烟，烟头一根接着一根，手抖，烟灰掉在脚背上也不知道。

“治。”

他低声说，像下命令。

我们都说治，能多一天是一天。

母亲却笑，眼睛里有一阵光，说别作难了，钱留着给你们娶媳妇。

大哥急了，红着眼，说钱有的是。

那时你要问我们钱在哪儿，我们谁也说不上来。

有些钱，是大哥身上扛来的，有些钱，是二姐店里抠下来的，有些钱，是我城里人工资拆出来的，有些钱，是小妹在店里做美甲给人省出来的，有些钱，是四弟走县城跑货借的。

钱像水，汇在一起，香也罢，苦也罢，先灌到母亲嘴里。

母亲的化疗让她像一把草，被人一把一把抽。

她的头发大把大把掉，小妹给她买了个假发，戴上去样子有点怪，母亲照镜子笑，说我咋像戏台上的人了。

她最后一次住院，是腊月。

风发狠，窗框缝里吹进来也割脸，母亲抓着我的手，说想回家。

我们就给医生签了出院，推着她回家。

回家那天，槐树上挂了风铃，是小妹买的，原本想挂在店里，说能引客，可那天她说挂给妈听。

风铃叮叮当当一响，母亲笑了，笑得眼角全是细碎的褶儿，手像小时候那样摸我的头，说冬生，你好一点就好了，哥苦一点也算福，他扛得住。

我喉咙像塞了棉，张嘴又合上，合上又张嘴。

那年除夕，我们没放鞭炮，只在灶台边烧了盆旺火。

母亲第二年清明走的。

她走的时候，窗外下小雨，雨滴打在风铃上，像人心里一个个小窟窿咕噜咕噜冒泡。

办丧事的时候，人还是那群人，村里人跟着哭，伴唢呐的人吹到中途换了曲子，换成一样长一样拖的调子。

二姐哭的声音哑到破，四弟把烟攥在手心里，烫了也不松手，小妹抱着母亲遗像，嘴唇抖，我站在大哥身边，看他背更驼了一寸。

母亲走了，屋里突然空得响。

锅碗相碰都像敲在心上，响得太干净。

我们五个围坐在堂屋，一盏灯菜油黄。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如此齐齐整整地坐在母亲的屋里。

第二天，二姐就要回店，小妹要回店，四弟要跑车，我要回城里上班，大哥说他守屋。

我们在灶台边烤了一会儿手，说以后都常回来。

那句以后，说起来轻，就像一阵风吹过，一没影。

人散，是从葬礼之后开始的。

开始时是忙。

二姐忙店，四弟忙货，我忙工作，小妹忙店，大哥忙田地。

后来忙着忙着，我们就不聊了。

家族群里从“妈今天精神还不错”变成了“二姐店里上新了，来捧场”，然后变成了“求转发”，再后来就是“红包”。

有时候大哥发一两张田地的照片，说今年地里种了玉米，收成还过得去。

我们随便回两句，哦，挺好，等我回去看。

再后来，大哥的图片也少了。

我们看见群里的名字在一条条消息里滑过去，就像看一个个飘出去的气泡，手想去捞，又觉得湿。

母亲走后第三年，村里通知说老屋要做危房改造，补贴一点钱。

二姐说拆了吧，新造一个，不用老屋了。

大哥摇头，说不拆，老屋还撑得住，槐树还没倒。

我站在中间，像以前考场上选择题的 B，左右摇摆。

四弟说，拆吧，分补帖的钱，谁拿多少，明着说。

小妹说，别急嘛，槐树那么大了，拆了树怎么办。

我们一阵乱，最后不了了之。

那年端午回来，屋里多了一台老旧的氧气机，大哥笑，说借的，晚上我喘，总是觉得有一口气上不去，借着用用。

我问哪不舒服，他摆手，说老毛病，抽烟抽的。

我劝他戒，他笑，说等过了秋收。

事实哪有那么多等。

过了秋收，过了冬至，大年三十的大上午，二姐给我打电话，话还没说全，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哥倒了。”

“在工地。”

我的心一拧，就空了。

我是下午赶到县医院的，风刮得脸疼，急诊室里人满，胶皮楼板被走的发光。

大哥躺在急诊的临时床上，胸口一上一下，像在跟时间使劲，每一下都慢半拍。

他看到我，笑一下，嘴角往上挑，又往下坠，像一根断了线的风筝在努力钩住一片天。

“没事。”

他说，习惯了。

那时医生已经用红笔在病历上划了两道，肺部阴影，疑似肿瘤，进一步检查。

后面是密密麻麻的字，我一个字一个字看，头皮都麻。

住院押金两万，我和二姐当场凑了一万，四弟去了外头打电话，脸黑沉沉的，小妹去排队办住院，抱着身份证银行卡，大气不敢喘。

病房分在八楼，四人间，窗外就是县城最高的那栋楼，远远看过去像是一块硬糖插在土地上，漂亮又冷。

我们把大哥抬上去，二姐去批价，拿回来一张纸，纸上是紧密的小格子，每一个格子都有数。

“进口药每天两千，医保报一半。”

“查病因的这套下来至少五万。”

二姐的声音平直，手却抖，纸条在她手上抖出一片小浪。

四弟从门口进来，浑身带风，说了一句，吓我们三跳。

“卖房吧。”

他用着力过头的声音喊。

病房里人都朝我们看。

二姐马上回了，嗓门更大，“你卖你自己的。”

“老屋卖不了，你懂不懂法。”

我把他们往外拽，拽到走廊尽头，暖气片边上。

走廊冷，墙上是医院发的公益广告，讲禁烟的，讲孝道的，用力地讲，讲到墙漆都掉皮。

四弟在走廊上点烟，被护士当场制止，护士指着墙上的禁烟标识，声音跟敲木鱼似的，无可奈何又无奈可奈。

“现在谁出钱？”

二姐把包往里一收，一脸冷，像是把眼泪放在包里锁了起来。

“我先拿十万。”

她说，声音平稳。

“你们看着出。”

我说我可以转五万，再多得等发工资，手边没那么多。

小妹惊得张大嘴，她的店刚铺了两面墙，是借的钱。

“我…我先拿三万。”

她紧紧攥着手指，指节白得像白萝卜。

四弟咬着牙，脸上肌肉一跳一跳的，“我这几天货压着，要周转。”

“能拿两万，过几天再看。”

我们像算账一样把数字拼起来，拼到一起，拼出一个数字，砸回我们脸上。

不够。

我们看向大哥。

大哥一言不发，拿着手机，屏幕黑着，他手指柔软地在上面划，像在摸什么温暖的东西，眼睛望向窗外，那块硬糖楼的玻璃冷冷地反光。

“别卖屋。”

他抬眼看我们，声音低到快听不见，“槐树别砍。”

我们谁都不应这个话。

那一刻，钱像大风，拧着我们的衣领往墙上摁，把身上的褶皱一层层摊平，摊到皮肤里。

那个晚上，大哥被推去做穿刺活检，我在门口签了字，签名那一瞬间手抖，签成一团乱。

小妹蹲在走廊拐角的消防箱边上，偷偷哭，哭得像小时候被打了手心，明明没那么疼，偏偏哭得凶。

二姐神色坚定，把医院里能办的手续全办了，像在她的小吃店里安排一桌桌酒席，精细，麻利。

四弟在楼下走来走去，把楼层标识走熟了，一圈一圈，不停地拿手机说话，问这借那借，脸上那层薄薄的骄傲被风刮得碎碎的，落地。

夜深了，楼梯间的灯光黄得发暗，巡视的保安摇着手里的小夜棍，像摇一条狗的尾巴。

睡前抽血，量体温，护士小姑娘笑得甜甜，她看大哥的眼神里还有点羞涩。

“叔，别怕啊。”

她的小眼睛像湖面上两颗被风吹动的小珠，轻快，她还浅浅地唱了一句歌，压住了走廊里啜泣的尾音。

第二天，风小了点，天亮的时候像有人割开了一小口袋，洒下来一点点亮。

我们五个围在大哥床边，気氛很怪，不吵了，却不是安静。

医生拿着一叠检查结果过来，脸色身高一样地板整。

“情况不乐观。”

他把每一个词说得清清楚楚，像敲出来的。

“肺癌晚期，右肺占位，淋巴转移。”

“建议先化疗，维持。”

大哥听了没有动静。

他只抬了一下眼皮，看了看天花板上那一块小小的裂缝，裂缝像一条河流，从灯盘边上伸出去，慢慢游向墙。

二姐坐下，背又直起来，她斜眼看我们一圈，突然就开口，声音很硬。

“医药费，按比例出。”

“谁也别装没听见。”

四弟马上顶回去，“比例怎么按，你说按就按啊。”

“你店里赚钱你多出点，我跑货一年到头也没多少。”

小妹急了，嗓子又紧又尖，“都别吵了！”

“哥都这样了，你们还想着这些，钱钱钱！”

她说着就哭。

我把他们拽开，声音低，尽量不让病房里的其他人听到。

“听我说。”

“先把眼前这关过了。”

“然后我们把话说明白，写下来，按法律来。”

二姐冷笑一声，“法律？”

“你最会说法律。”

我看着她，心里一跳，又压下去，我知道这时候不能被这点讥讽挑过线。

“老屋不能卖。”

“农村宅基地不能随意买卖，这是规定。”

“爸妈的遗产，目前那个院落和地，没分割，就是共同共有，任何一个人不能擅自处置。”

“你说分补贴的钱，之前也没明确约定，大家说过但没落实，现在别拿这给哥挤兑。”

我把“挤兑”这个词说得重了点，二姐眼神一闪，我知道她也委屈。

我继续往下说。

“哥的医药费，我们作为亲兄妹没有法律强制责任，但是我们有情分，有良心。”

“我们这次，先拿出一个基础数，谁有能力谁多承担。”

“然后，我们写下一个协议，明确以后每一次费用的分摊比例，按收入按能力，按意愿。”

“每笔钱记账，谁也别说谁占谁便宜。”

“同时，指定一个人作为住院期间的第一联系人和授权签字人，别等签字的时候互相推来推去。”

“这也是法律要求，授权写清晰，医院也好办。”

二姐的肩膀慢慢落下来，她点了点头。

四弟把烟掐了，难得没说硬话，小小声地嗯了一句。

小妹用力点头，眼泪还挂着，鼻子红红的，像冻伤了。

大哥看着我们，眼睛里那种硬硬的光，像被水晕开。

“别为了钱伤了。”

他低下来，像是对我们这些年里所有的沈默轻轻补了一句。

我们在病房的窗台上铺一块报纸，拿出笔和纸，写了一个协议。

协议不复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我，李兰，自愿承担此次医疗费用的30%。”

“我，李冬生，承担25%。”

“我，李小虎，承担25%。”

“我，李雪，承担20%。”

“若后续费用超出则再行商议调整。”

“由李冬生为本次住院的授权签字人，开支明细每周在群内公布。”

我们几个人一一签字，按上手印。

手印红，像一个个被火烙的印记，烙的是我们这些年没好好说清的话。

二姐签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四。”

她看着四弟，“你别一天到晚躲，你躲一次，躲不了一辈子。”

四弟鼻子一动，偏开眼，半天，低声说了一句，“谁躲了。”

语气里竟有一点少年气，那个曾经蹲在槐树下用弹弓打鸟的小子，露了一眼。

我们把这纸拍照发到群里，又同时发给了大哥，让他放心。

大哥没看协议，他看我们。

他还只说那句话。

“别散。”

我这才发现，他眼眶里一直含着泪，没有落下来。

那天夜里，小妹在床边铺了一张陪护床，躺一下又坐起来，坐起来又躺下去，翻来覆去。

二姐回店打点了一下人手，凌晨又回医院，提着保温桶，里头是她半夜煲的骨头汤，汤上面浮着几朵油花，被她用勺子细细撇掉。

四弟拉来了两袋子纸抽和一箱矿泉水，说医院里这个最贵，买外面的便宜。

我在走廊坐着，拿着手机把每一笔花的费用记下，发到群里，备注清楚。

凌晨三点，走廊上跑过去的护士鞋底发出咿呀的声音，像在我们耳边寂静里突然划了一道口子。

风铃的声音在脑子里响起来。

那是回忆。

槐树在风里轻轻摇着，叶子彼此摩擦，发出麻麻的声响，母亲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针线，抬头看我，说别站门口，风邪。

父亲坐在灶台旁边，烤着手，手背的皮干得要裂开，他抬头看大哥，说慢点。

大哥把一捆木柴扛进来，落下，回头看我们，笑。

这个笑，后来我在很多时候都看见过。

比如，在我拿着奖状跑回家时。

比如，在我穿着租来的西装结婚时。

比如，在我离开老屋开往城里时。

笑里有火，还有风，火是他自己点的，风是他一路扛着吹过来的。

我们这些年，都是在那个笑里长大的，却忘了跟他道谢。

人都是这样，最熟的拿来搁在最远的地方，拿的时候也觉得随手，总觉得那样东西永远在，不会坏，不会丢。

直到敢放的那个人倒下，才慌张起。

第三天，我们拿到了正式的病理结果。

纸上的字跟昨天一样，冷。

板着脸的数字像干部一样站成排，不笑，也不怒。

医生建议上第一周期化疗，考虑靶向药可纳入部分医保。

二姐问价，问政策，问是否能用二级医院留观省钱，被医生的一句“县里设备跟不上，建议留在这里”截回来。

她咬了咬牙，说好。

四弟突然冒出一句，“我听人说有个偏方，…”

被二姐瞪回去。

“你要是觉得偏方比医生强，你出去。”

四弟憋住气，把嘴闭紧，像把门一关，不让自己的火跑出去一点。

我看着他们，心里一阵难过一阵软。

那天下午，大哥叫我们几个把椅子搬过来，围在他床边。

“坐。”

他声音轻。

“我说几句。”

我们都坐下。

病房里其他床位的人也谨慎闭了嚷闹，那个护士小姑娘远远看了一眼，像听见了什么，不打扰。

大哥看着我们，又看向窗外，窗外那块硬糖楼在太阳下闪了一下，像硬糖经不住热，边角软了一点。

“爸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

他慢慢说，每一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往外拖着。

“他说，老屋交给你。”

“地交给你。”

“弟弟妹妹交给你。”

“那会儿你们都小，没出这个门。”

“我答应了，他才闭眼。”

“妈走之前，说她对不起你们，说把最好的都给了我。”

“其实哪有什么最好的。”

“我从十四岁扛着，你们从小就往前冲，谁都不比谁容易。”

“老屋，我一直不舍得砸。”

“我不是不懂，砸了才有补贴，盖新的，住着舒服。”

“可那棵槐树，我怕它伤心。”

“它看着我们长大。”

“大姐、妹子，你们做事，我都看见，谁也不比谁亏。”

“二姐你当年怀小勇的时候，给妈送药，跑一天三回，雨天鞋都湿了。”

“小妹你回来给妈擦身，剪指甲，妈说你手暖。”

“冬生你拨钱回来，我知道，别老把自己当第三个。”

“小虎你爱跑，可一喊你也就回来了，别装混。”

他眼睛稍稍亮了一下，笑了一下，那个笑又回来了一下。

“我这一辈子。”

“算命的说我就是个命里缺火又硬扛的命。”

“也许就是这样。”

“我不怕现在这个病，我怕以后你们不往一起坐。”

“别为了几瓜两枣，几张房子补贴，把人都弄丢了。”

“你们都有孩子，我最怕以后你们的娃娃见了面叫不出名字，拿着手机围着圈转。”

他看着我们，一个一个地看，像把我们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收在眼里，从眼里再一点点疼出来。

小妹终于忍不住，一个猛子扎到他的胳膊上哭，哭得像小孩。

二姐鼻子动，我看见她抬手抹了一下，抹完又抬起，她的眼睛里突然有很亮的一滴东西，落了，消失了。

四弟别过脸，肩膀抖了两下，骗不过谁。

我不敢看他们，我怕。

大哥轻轻咳了一下，咳出一点血丝。

小妹吓得叫，护士跑进来，忙得像只小燕子，“淡定一点，都会有，别紧张。”

我心里那堵墙又塌了一层。

就是在这个时候，家里的事也突然跟着涌来。

村里的支书给我打电话，说危房改造的第二批名单下来了，老屋确实在里头。

“你哥的事儿我们也听说了，你们忙，但这个签字也得签。”

“还有，那棵槐树，得修枝。”

“最近风大，怕出事。”

“不是砍，是修。”

他强调修这个字，使劲儿。

我看向大哥，犹豫了一下。

“大哥，支书说修树。”

“修。”

他立马说。

“修。”

“不能砍，修。”

“树也老了。”

“老了修修，还能活。”

一句话里有三次修，像把心里的那一棵树又扶了三下。

我说好，明天我回去一趟，签该签的，修该修的，人该做的都做，不再拖。

二姐也说她店里安排一下，人手有了，就去办手续。

四弟说他熟一个伐树的老师傅，保准不伤树。

小妹自告奋勇，说我拍视频，留个纪念，送给妈。

我们在病房里这么说着，像一个小小的家务会，热热闹闹，却暖。

这几年我们把最平常的坐在一起说家务的日子丢了，这一刻，在医院的窗边拾了回来。

第二个化疗周期开始，药滴得很慢，滴滴答答，像一滴一滴的雨从屋檐下落下来，落在大哥的手背上，落在我们心上。

他的头发开始掉，眼窝深，脸像纸一样薄，人像被一层透明的东西包起来。

我开始给他练习做呼吸，护士教我，吸，停，呼，慢慢来。

大哥看着我，很认真，像在学一个新手艺。

“等我好了。”

他停了一下，“我们把屋修修。”

“土墙再砌砌，屋顶换瓦，把窗换掉。”

“院里铺一层砖，妈就不怕滑倒了。”

他以为母亲还在。

我们谁也没纠正他。

小妹坐在床角，拿出手机给大哥看她店里刚做的指甲样板，红的，蓝的，闪粉，亮片，像天上的星星掉到了手上。

大哥看着笑，说这个像槐花。

小妹“咯咯”地笑，说槐花做在你指甲上不香。

四弟拿出一双鸡腿，偷偷塞给大哥，二姐瞪了他一眼，立马把鸡腿拿出去，说医生说了，吃不准吃，小心营养失衡。

四弟咧嘴笑，眼里却有一点暗。

那天晚上，二姐跟我说，她手里没那么多现金。

“小吃店周转紧，这边又掉货，人情也要顾。”

“我会出，话放在这，就算去借也出。”

她说着，说到后面声音都细了，细得像被风吹细了的芦苇，心里也一定在抖。

我点头。

“四弟那边，你盯着点，他爱逞强。”

“他其实心里比谁都软。”

“别让他去借高利贷。”

“他那个脾气，容易走偏。”

我答应了。

二姐突然扭头看着我。

“你别总拿‘法律’压人。”

“我们是家，不是法院。”

她说这话不尖，反倒让人发酸。

我笑了一下，说我知道，法律我拿来是把坏事变小，不是把人压扁。

第二天，我回了村。

槐树真该修了，枝越伸越长，像长到天上去，风一吹，叶子哗哗地扫着屋檐，像有人在屋上划梭子。

支书把我拉到村委会，拿出一摞纸给我看。

危房改造的合同，补贴流程，告知书。

“签名，按手印。”

他递给我印泥，我按下去，红色渗到指纹里，像一朵小小的花。

“树修今天就来人。”

“你跟着看着，别动根，动枝就行。”

“上面还盯呢，现在砍树也要报备。”

他说着笑，笑得像在跟我说一件家常事，又像在提醒我别以为你们的事只有你家。

树修的师傅后来真是四弟找来的。

年过六旬的一个老头，穿着一件旧迷彩服，手里拿着锯子，另一个年轻的小伙在树下接应。

老头上树，身手很稳，先把小枝清理了，再一点一点把那几根压到屋面的粗枝修到合适的位置。

每锯一根，树就轻一分，院子里的光也就多一点。

我看着这树，忽然就想起父亲那年砌墙，把每一块砖拍实，拍实了，墙就稳了，稳了，屋里才不漏风。

母亲也在我脑海里，笑着，手里拿着那把磨得亮的菜刀，切葱，切蒜，切辣椒，边切边跟屋里喊，“吃饭啦。”

那种呼唤，是把散了的人往回叫的。

我用手机把修树的过程拍下来，发到群里，小妹发了三个哭脸，说像拍戏。

二姐问修得好不好，四弟在群里发了个“OK”的手势。

我心里热了一下。

第二天，村里还有一个人来找我，说的是老屋边上那块地的承包期到了，能续就续，到时候别耽误，不然要轮转给别人种。

我签了字，心里暗暗记着，到时候把谁种地也说好，别到时候又扯皮。

回到医院时，天才刚黑，我们的协议拍照被二姐打印了出来，貼在病房床头的柜子上。

护士看了，笑，说你们这是家务公示啊。

我说我们家眼下就这个有效，口说无凭，纸字作数。

她笑更深了一点，眼睛弯弯。

第四个化疗周期后，大哥的精神突然好了那么一两天。

他半夜不咳，白天的眼神也活了一些。

他开口，说几件事。

第一件事，说他藏着的那点钱在家里槐树下石头旁边的缝里，让我们拿去急用。

“老屋边的那个白石块下边，包着一层玻璃纸，上面写了字，你们别嫌我小气，我怕丢。”

“拿去用。”

他说这话，一脸不好意思。

我们都笑，说放心，大哥，这点钱我们都一起用，哪能让你一个人撑。

二姐笑说我就知道你有小金库。

四弟打趣说怕不是硬币。

小妹调皮地做了个挖宝的手势，披上一层轻松。

第二件事，他说当年妈第一次住院，送到镇卫生院，是他主意。

“我想着近，想着省钱，想着人熟。”

“是我把她的病耽误了。”

他脸转过来，看着我们。

“我对不起妈。”

他在说对不起妈的时候，眼睛里是一种孩子的表情，像摔了碗，知道错了，小心翼翼地看着大人的反应。

我们连忙说不，是我们，谁都没有料到，上上下下都是这么想，没谁做错了决定，只有哪个时间没抓住。

我不知道这些话安慰是否有用，我只知道他把这个东西压在心里太久太久，重过我们能想象的每一件事。

第三件事，他说老屋的房契、地契都在箱子底下，钥匙藏在窗台那盆芦荟旁边的土里。

“你们拿去，别翻没了。”

他还不忘提醒，“别把芦荟弄死了。”

小妹笑出来了，说你放心，我叫人浇它水。

那晚结束，我们谁也没睡好。

人走近生死，就会把稠的东西撇到一边，只把要紧的捞上来。

我们在一边看着他捞，尽力接，手稳，心沉。

第五个化疗周期，来势汹汹。

大哥的胃受不了，吐个不停，吐到黄胆水都出来。

小妹抱着盆，哭着说别吐了。

二姐背靠着墙站着，张嘴又闭上，什么也说不出。

四弟走出去，撞了一下走廊的角，疼得叫了一声，又不敢大声。

护士说正常，都会有过山车一样的起伏，别怕，先熬过去。

我们熬。

熬到最后，马蜂酿在耳边嗡嗡。

这时，突然有个小插曲。

病房挨着我们的是一家外地人，没钱，医药费拖着，床头贴了红条子。

男人愣愣坐着，女人抱着孩子站走廊，半夜在楼梯口哭。

二姐看见了，转身回屋，把床头柜上的一沓钱拿了一部分出去，塞给那个女人。

“拿去交了先。”

女人跪下，二姐赶忙扶她起来，急了，“你这是干啥，别跪。”

四弟在旁边把眼睛瞪大，说你这是干啥，钱不够用。

二姐转回头看他，狠狠地说：“他们也是人。”

“我们也是人。”

“人，是要活着的时候互相扶一把。”

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们还没彻底散。

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屋里学到的，不只是怎么熬粥，怎么砌墙，还学到什么叫“像人那样”。

我把这一幕也记进心里，不敢忘。

第六个周期结束后，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扯碎了我们刚铺好的平静。

大哥的儿子，小勇，突然从外地回来。

他站在病房门口，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脸白，眼里带着风。

他一进门，直接把我手里的账本夺过去，翻。

我的心跳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我知道他在外头混得不算顺，前几年和他妈闹了，跟着朋友出去打工，几年没回。

他翻了两页，抬头看我们，眼睛像两个钩子，挂住了我的喉咙。

“这协议。”

他指着床头柜上的那张纸。

“你们是给我爸写的，还是给你们自己写的？”

“你们各自承担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可我爸的钱呢？”

“你们有没有动他的？”

我往前一步，还没开口，二姐已经冲过去，一把夺过那张纸，手背的青筋一条条显出来。

“你说啥？”

她声音发紧。

“你以为我们图你爸的钱？”

“你被你妈带走的时候，你爸把他银手镯卖了，给你寄过三回钱，你收是收了，现在回来说我们？”

小勇一愣，没想到二姐这样直。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话，又憋回去。

我看见他的眼角有一点微微的红。

大哥咳了一声。

“孩子。”

他叫了一声，声音很轻，却稳稳地压住了屋里的火。

“你小的时候，我给你剪指甲你一直躲，手缩成一团。”

“我怕剪伤你，一点一点地剪。”

“你现在回来，我高兴。”

“不许跟你姑姑舅舅发火。”

“我们家，就你一个小伙子了。”

“你要顶起来。”

小勇咬了咬嘴唇，转过身去，肩膀一震一震的。

四弟走过去，拍了一下他肩膀。

“有啥说啥。”

“别像我，老扛着。”

“扛久了扛坏了。”

小勇沉沉地嗯了一下。

他转回来，朝我们一躬身，三十度，不冷也不硬。

“抱歉。”

“我乱了。”

“我怕。”

“我妈说我爸要走，我怕。”

这句话像一顶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屋里顿时凉了。

我们都在怕。

怕失去，怕分离，怕以后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安安静静地把这一段当作一个插曲，然后再也不提。

我走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我们都在这儿，你在这儿就行。

你不要离开。

他点头，眼睛里有水。

那天，大哥又开口了一番话。

这番话，把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揉成了一团湿乎乎的布，又拧干，又甩上了太阳底下。

“我没有啥钱。”

“你们都知道。”

“我手里的每一块钱，都拿给了家里。”

“你姑店里开张，我去帮忙洗碗刷锅，一天五十。”

“你舅在城里当初房子首付，我出了一点，不多。”

“你小姨开店，我给了几千，她年年给我送肉，送油。”

“你妈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把我的结婚戒指卖了。”

他看着小勇，笑了一下。

“你妈那会儿还拿着手里的红指甲挑我的手，说退给你了。”

“我们也就这么过来的。”

“你现在说钱，也对。”

“钱是命。”

“但钱不是人。”

“你看看你姑姑。”

“她凌晨两点熬的汤。”

“你看你舅舅。”

“护我睡了一夜，一直拍着我的背。”

“你看你小姨。”

“她给我剪指甲。”

“你看你姨父。”他说着，扯了一下四弟，“他借的那点钱，利是利，命是命，他也在这儿。”

我突然意识到，大哥把我们这些年所有的点都连在了一起，连成了一条绳，把我们绑回了一个家这个词上。

他又看着我们，眼睛里亮了一下。

“你们都别想走。”

“等我好一点。”

“我们去槐树底下坐会儿。”

“我给你们烤苞谷。”

“你们谁也不能嫌烤焦了的不好吃。”

他笑，笑得像那些年一样，牙齿有点黄，但亮。

我们全哭了。

哭得不像大人，哭得像小时候在母亲怀里抢糖吃被打到手心，蹲在地上哭。

护士小姑娘走进来，眼睛里也有水。

她把窗帘拉开一点，阳光趁机挤进来，明亮地落在大哥的被子上，落在我们的眼睫上。

这段日子里，我们像重新练习怎么当兄妹一样，笨拙，却用力。

二姐把店交给了徒弟，隔天来一次，忙前忙后，像一阵风。

四弟把货少接了一半，留在医院多，偶尔扛扛人扛扛东西，手脚利索。

小妹把店歇了一个星期，在病房里摆了个小箱子，里面放着剪刀、指甲钳、润手霜，她给大哥剪指甲，给其他病床上老人剪指甲，笑着说算我练手，免费。

我在群里发账，每一次药费明明白白地写，偶尔要交一笔大的，就发过去问一句意见，二姐秒回，四弟偶尔迟一点，但也回，小妹总用各种表情包凑一段调节气氛的话。

村里修树的时候，支书发来照片，树修好了，像一个老人在理发店剪完头发，耳朵露出来，太阳光也照得进去一点。

我们都在群里发了个点赞。

槐树修好后的第三天，医院突然通知要做一次胸腔穿刺，抽积液。

我们也都签了字。

手术室外的走廊，冰冷，浅灰色的砖缝里像藏着细碎的灰尘，小妹坐在椅子上，手里抓着一张纸巾，捏出一朵小花。

二姐背靠着墙站着，闭眼，唇紧。

四弟来回走，像一只困兽，走路有风。

我盯着手术室上方的那盏灯，看它从绿变红，又从红变绿，时间被切成一段一段的，硬邦邦的。

小勇站在角落里，一句话不说，手机屏幕亮了又灭，他的眼睛盯着门，门一开，他就直起身来，像被绷紧的弦被松了一下。

手术出来，医生说暂时稳住了。

我们都出了一口气。

然后，医生又说了一句。

“做了病理复查。”

“有一个指标，需要进一步明确。”

“考虑骨转移。”

我一下子没了力气。

二姐靠着墙滑下去，小妹抓着我的手，四弟狠狠地敲了一下窗台，发出一声闷响，小勇的脸白得像纸。

我们凑过去，围着医生，问。

医生把每一个字讲清楚，讲到最后，他看着我们，这眼神我见过，就是当年父亲最后那几天，老中医看母亲，也是这种眼神，无奈，专业，保留一丝怜悯，留一条路给我们喘。

“能不能做手术？”

二姐问。

“目前不建议。”

“先对症，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

我们低下头，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算计，此刻反而一点计都使不上。

回到病房，大哥看我们脸色，笑了一下。

“是坏了吧。”

他问。

我们不敢说。

他说，“你们不说，我也知道。”

“没那么怕。”

他把手伸过来，握住四弟的手，再伸过来，握住我的，再握二姐的，小妹的，小勇的。

他的手很凉，手心却有汗。

“签字。”

他看着我，“交给你，别怕。”

“理明，心就明。”

我点头，心里像被一道刀子划过，划得很整齐，也很疼。

晚上，我和二姐商量了一夜，怎么准备接下来可能越来越多的费用。

我提出把老屋的补贴做一个公开明细，另外按照协议，每人按比例再凑一笔备用。

我还建议，找法律援助中心咨询，看看是否有大病救助，还能申请哪些政策，医保的报销比例是否有提高空间，是否符合慈善援助条件。

二姐点头，说她知道一个在民政局上班的表妹，去问问。

四弟这次没有顶嘴，他坐在椅子上，头埋着，眼睛盯着地砖上的小花纹，突然说了一句。

“我不去借高利贷。”

“你们放心。”

他说这话像他很想证明自己也可以不走歪路。

小妹抱住他，笑着哭，说我们谁也不嫌你，只要你站在这儿，我们就继承着往前走。

我们这一夜，像一个小小的家庭法庭，没有法槌，只有红眼睛。

清晨的时候，大哥睡得浅浅的，呼吸有点急。

我坐在他旁边，轻轻拍他的背。

他半醒半睡中突然抓住我的手，小声说了一句。

“谢谢。”

我鼻尖一酸，不敢让眼泪落在他的手上。

那之后的两天，事情像被放大镜照着一样，一件一件地排在我们前面，要求我们一个一个办。

民政那边说可以申请救助，证明材料需要村里开具，本人身份证、住院证明、重大疾病诊断书等，我们当天下午就跑了一圈，村里支书很力气地帮我们盖章，民政的人也给了我们点建议，告诉我们可以看一下县里的慈善总会，也许有一个基金可以帮部分费用。

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医疗互助小程序，输入了大哥的信息，过了审核，不能报多少，但聊胜于无。

二姐把店里的招牌换成了“暂停营业，亲人患病，预计三个月”那种贴纸，阳光照到那几行字上，字像一行伤口。

四弟把车钥匙交给了他的朋友，让他替跑一下，他在医院里帮我们扛人扛东西，有时候帮隔壁床拉了帘，有时候帮隔壁床老太太拧开瓶盖。

小妹把她的美甲店交给了一个小姑娘，说你帮我看着，也算帮她，她愿意学。

这些事，细小，琐碎，却是被家给串起来，串成一个看得见的“在一起”。

大哥那天又说话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阳光很亮，窗台上的仙人掌都发光。

“我做一个决定，你们记。”

他说，停了一下。

“老屋不卖。”

“不分。”

“谁要住，谁回去住。”

“要拆，统一拆。”

“要盖，商量着盖。”

“谁手头紧，先用，记账。”

“钱还得还，记账。”

他一边说一边喘，像在走一步登山的小路，每一步都用力。

“我希望你们以后每年清明，都回去。”

“拿一把土。”

“给爸妈说说话。”

他停下来，笑。

我以为他说完了。

他又说了一句。

“我不怕你们以后吵。”

“我怕你们不吵。”

“不吵，连话都没有了。”

“吵完，抱一下，也就过去了。”

我们都笑了，笑里有泪。

我们五个，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听大哥说过话，也从来没有如此绝对地认同他的每一个字。

那天，我在纸上写下了他的这些愿望。

我们五个签了名字。

这不是法律文书。

这是我们的家法。

是我们这家，还敢有的规矩。

正当一切看似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病房门突然被敲。

医生站在门口，脸上比平日更严肃一点。

“病人今天体温偏高。”

“血象异常。”

“需要做一个全面评估。”

他顿了一下，像是不愿意说出口，还是说。

“病人夜里咳血量增加。”

“综合评估，考虑转入ICU观察。”

这几个字像一记闷棍，砸在我们刚刚垒好的心墙上。

墙又塌了。

二姐一下子站起来，小妹立刻冲到床边握住大哥的手，四弟“唉”的一声，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联系，寻找能不能预约到更好的医生。

我被医生拉到一边。

“家属要做好准备。”

“这两天可能有个关。”

“你们该签的该说的，抓紧。”

我点头，眼睛发干，喉咙里像吞了砂石，粗粗的，一吞咯嘣响。

我回到床边，大哥看我，知道了。

他再次开口。

“别哭。”

他说的第二句是，“谁都别走。”

“我想听你们说话。”

那晚，我们围着他的床，像围着一个火堆。

说家里过去的故事。

说父亲怎么拿一根竹竿套鸡，套了半天把自己的拖鞋套住了。

说母亲冬天做米饭，忘记放水，米在锅上哗哗响，被她笑骂一顿。

说二姐小时候偷了隔壁家的芋头，被母亲拎着耳朵沿着村子绕了一圈，最后把芋头还回去两倍。

说四弟怎么挨父亲打，打完了父亲悄悄给他擦药，还给他蒸鸡蛋羹。

说小妹小时候爱哭，哭起来像给全村发广播。

说我第一次拿稿费，拿了五十块钱，乐得像捡了金子，从县城一路跑回家，给母亲买了一袋红糖。

我们一件一件地说，像在树下捡落叶，一片一片捡起，铺在地上，铺出一条路。

大哥静静听，唇角一勾一勾，有时候笑一下，有时候眼角湿。

我们说累了，他也累了。

夜深的时候，ICU那边打来电话，说床位有了。

推车来了。

我们一个个地从他手上慢慢退开。

他抓住我的手，轻轻摁一下。

“记得。”

我知道“记得”这两个字的重量。

我感觉我的肩上，那根绳子又被系上了一个结，结紧。

推车到了门口，小妹忍不住了，扑过去，抱住大哥的胳膊，哭着说哥你要回来。

大哥笑，说回来，回来给你们烤苞谷。

二姐眼圈红着，说你不回来，我把你的烟给扔了。

四弟把手在裤子上狠狠抹了一下，伸过去，“哥。”

大哥握了他的手，他的手也震了。

小勇站在最里面，突然跪下，“爸，对不起。”

这三个字，像三颗最重的石头，砸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激起一片浪。

大哥伸手，去扶他。

“起来。”

他笑。

“以后，别跪这个。”

“跪爹妈的坟就行。”

我们笑着哭，哭着笑。

推车在走廊里响，轮子的声音跟心跳一样，咚，咚，捶胸口。

我们站在手术部门口，看着他进去。

门上的红灯亮了。

那盏灯，很红，很亮。

像过年挂在屋檐下的一盏灯笼。

我靠在墙上，手伸进衣兜，摸到了一把硬硬的东西。

是那天大哥交给我的小钥匙。

芦荟旁边那片土里埋着的箱子钥匙。

我把它握紧。

心里想，等你回来，我把箱子打开给你看，我没乱动，我给它守着。

就像你给我们守了这么多年。

我低头，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上跳出了两个消息，一个是民政局发来救助审批通过的短信，另一个是村支书发来的语音。

我点开语音。

支书的声音里夹着风声和急促，“冬生，明天上午要统一到镇里签危房改造确认，你们家必须到一个家属。”

“否则这批就过了。”

“我知道你在医院，但这个事儿时间很卡。”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ICU的门突然小小地开了一条缝，一个护士探出头，朝我们招手。

“家属。”

她的眼睛很急。

“进去一个。”

“主治医生有话说。”

我抬头，看见那盏红灯依旧亮着。

那条缝后面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我的脚往前迈了一步，心脏却留在了外头的走廊上。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在我耳边响，像槐树在夜里轻轻地摇。

来源：才高八斗春风Z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