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个月，三千里路，几袋破粮、一身虱子，这都不稀奇。真正难的，是心里的这座山，一路驮着走。你说啊，十来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往西走去延安，说是“学习”，可肩上那几个"骡子驮的物资"，还有那一大包责任，比行李还沉。王纪元也许就没想过，这一段路，会在他心里留多深的痕迹

九个月，三千里路，几袋破粮、一身虱子，这都不稀奇。真正难的，是心里的这座山，一路驮着走。你说啊，十来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往西走去延安，说是“学习”，可肩上那几个"骡子驮的物资"，还有那一大包责任，比行李还沉。王纪元也许就没想过，这一段路，会在他心里留多深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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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20年生在博山，一个老实巴交的山东小镇，1938年春天刚满十八，家里还没来得及商量，他就跑去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稀里糊涂成了宣传员、书记、秘书。那时候小伙子当八路的，像现在的小孩非得考大学一样，心里有盼头，也说不上真正懂啥“大义”。

两年不到，命运拐了个弯。春天还没真正暖起来，三支队的徐政委把小王叫过去，说中央要挑一批山东的青年干部，送到延安“深造”，去开眼界。每个支队只选四五个，王纪元的名字就在名单上。那一刻，他的心估计像接到录取通知书——又紧张，又飘乎。没等家里人反应过来，他就一头扎进了岸堤基地报到。草草行李，旧棉袄里塞了本《论持久战》，就算真的准备好了。

一到驻地，山东各地支队来的五十号人，队名起得神秘，“六中队”。王纪元当了管理员，说是个“官”，其实还不是后勤全包——管饭、睡觉、点名、买盐买菜，轮流吆喝战士去烧锅炉。他头一回觉得，革命光环落在自己头上，都是冒烟和打水不着。

领队朱瑞是个厉害角色，开头几句透露天机：这次去延安，既是学本事，更得把山东老区的心意带给中央——瞧瞧，这五只大骡子身上驮的，都是钞票纸、法币还有黄金。每个人肩上再背个大书包，硬生生衬出一队“背财务”的学生兵。枪都还得在延安上交，说是交给中央领导用。朱瑞一脸严肃："人和东西，缺一不可，回不了交代。"下面几十个大老爷们也憋住声，没人敢拍胸脯夸海口，但心里跟打鼓一样。

然后，就走了，漫长的路上，只有风和土——和彼此的呼噜声。

六中队不是战斗队，领导给专门派了一个营护送。前后接应的，像一棒接一棒的长跑。每过一个村子都要交接，怕路上缺人，或东西少一块。王纪元心里算着路程，白天黑夜地赶，到一一五师师部的时候，腿都快站不直。第一次见老八路，说实话，这帮山东毛头小伙子心里都有点低人一等。老八路有经验，逮谁谁跟他讲当年刀头舔血、跟日本鬼子贴身肉搏。王纪元一听，嘴张得能塞下一个苞米。

偏偏时运不济，那会山东还没太平，刘黑七的名头整个临沂谁不怕。土匪嘛，早上是国民党，下午钻进鬼子怀里。还装模作样地来八路军师部“改编”，结果一转头就带着女人、枪和马撂挑子跑了。都说他过八路军驻地时，两边的山风都带着股腥味。六中队被困在那里，出不可，进不得。只能强作镇定，一边给当地百姓宣传八路军的好处，一边贴黑板报，掰着手指头盼前线消息。

大家都说“刘黑七死的时候，军民一个比一个高兴”。可胜利的代价倒成了这帮人行军的压力——哪怕等着的路，也不敢疏忽那背包金条。

几十天下来，终于盼到能上路。可苦才刚刚开始。什么都能省，就是鞋不行。平均一天六七十里路，地瓜干、带壳高粱能吃上都算大餐，一月有顿小米饭，幸福得冒泡。偶尔群众咬咬牙蒸一锅馒头，15斤猪肉摊下来，每个人嘴里都含着肉香不愿咽下去。可谁心里不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更紧——宁可自己吃糠，也想法子支援队伍。

缺盐时只能用地里刮硝土，熬成汽水般的“盐汤”，那味道王纪元一辈子忘不掉。睡觉，能进屋就烧高香；门板是床，褥子是谷草。记得在晋西北，两个老汉家里只有一床旧羊皮袄，老哥俩谁出门谁穿，家里那个就只能缩在炕上等天亮。“人家将心比心，我们多受点罪算什么。”

有人笑说，长虱子才算真正参加革命。九个月没脱过衣服，痒得抓破了膀子，也没人叫苦，因为全队人都一个样。走着走着，鞋破了，脚趾钻出来。王纪元还要去后勤部翻山领鞋，几十双一扛，身子都歪了。女同志更不易，三步一咳嗽，五步一瘸脚。轮着要毛驴，队里头头脑脑叹气，农民苦脸如土，女同志骑不动也只能咬牙，坚持下来。管理员的活最难，开头筹给养，结尾结账——饭要吃到肚里，驴要还到村里，累得王纪元有一阵子觉得，天快塌下来了。

走进山西，路更难了。好点的时候，每天能就着锅巴喝水；赶上“封锁线”，一天一夜不停歇。过铁路，过大路，穿梭在敌人据点边上，子弹飞有时都不眨眼，因为目标只有一个：不能耽误了路程。

有一回，渴得慌，旁边一洼净水，王纪元舀了七碗，一口气灌下去，满脑门都烫成铁皮。头上革命理想高高悬着，脚下现实是泥泞和疲惫。

路上，偶尔还不能只想填饱肚子。部队停下来，把几本《论持久战》、《列宁主义基础》摊开，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党小组会经常开，总要自我检讨。王纪元当年的那本日记第一页，竹筒倒豆子：“不太虚心，说话有时候吹牛，多少有点虚荣心，理论不扎实，学习没计划……”那时候讲缺点，讲得像掰玉米，争着认错，就怕落后。

一二十岁的年纪，心里有不服气，有自卑，有委屈，但说出口的都是打定主意坚持。“谁也别掉队。”

到了1940年夏天，六中队好不容易爬进晋东南。武乡八路军总部，终点成了中点。见到彭老总，面对着慈祥眼神，听他沉声说敌人速战速决梦已碎，抗战才进入最苦的阶段。王纪元他们听得一阵发憷，青年人只知冲劲，不太懂其中奥妙。又住了几天，天天听杨尚昆张嘴“建军政策”、“减租减息”，政策如雨点，浇在一队山东小伙脑袋上，也砸开点缝。

可惜队里也不是铁板一块。一路走下来，有人有点想法：“换队长得了，换指导员得了。”说到底，累，想出头，队伍里出现了“极端民主化苗头”。等总部听到，来了组织部长周桓，三板斧劈下来：“部队不是菜市场，随便换脑袋，民主得有规矩。”开会，自查一通，有人脸红到脖子根，好在队伍又铁了心往前走。

之后，他们又一路翻山越岭，过清乐、走方城，看到一二零师师部的“小米饭”就跟见了圣物似的。贺龙师长喜欢篮球，无烟不叼；一边唠山东的好，一边拍着肩膀说：“来，杀猪招待你们，今晚让你们看剧团演戏！”这里的小米饭，俨然是极品。可两天都没凑齐，最后一桌杂豆饭外加红烧肉，吃出宴席的排场，不就是心里的认可么。

1940年盛夏。兴县走到罗峪口，过黄河了，这最后的关口，连水都是泥沙。船工的话有理有趣：站在泥滩上“千万别硬拔，翻身滚才出来”。有同志栽进去，一身泥，队伍里边笑成一片。离延安不远了，谁还管衣服，下了船都乐得直喘气。

过了佳县、米脂、绥德、清涧，三千多里，山湾水湾都在脚下。延安到了。传说中的革命窑洞破得一塌糊涂，飞炸的屋顶，到处是灰，但这里住着领袖、党中央——眼睛里放光，双腿却再抬不动了。

最盼的是见毛主席。王纪元多次向组织请示，终于有了机会。毛主席那天穿着件灰棉衣，一步一笑，脸上红光。问大家是不是山东来的，夸了一句：“山东根据地贡献很大。”还特意问“怕不怕蒋委员长？”大家嘿嘿直喊“不怕！” 毛主席语重心长，转头一句：“可不要小看他，反共老手是委员长！”说和日本人、和蒋介石斗，光明还在前头——那一段话，大伙一辈子都刻在心里。

后来分进了中央党校、军政学院，王纪元插进了三队，开始真正的学习生活。静下来以后，日子的苦变成了回忆，战时的肉香，也许后来哪天回味，还能想起当年路上七碗净水入肚的畅快、窑洞下拍的肩膀、朱瑞的叮咛以及黄土地上的呼噜声。

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再问，革命是什么？我猜，也许不是枪林弹雨，也不是伟人名句，是一条漫长、弯弯曲曲得发酸的路，是满身虱子和浑身伤疤，是一队年轻人走过高粱地的后背，以及管理员王纪元一次次抄起笔，记录下自己“还不够好”的那一页。是辽阔天下有人牵挂，有人不服气，有人憋着劲儿，路走到头了，还想再多走一步。

这故事，说完是容易的。可，谁又能记清，多少年后，多少人心里，还留着那段路上的硝土味呢？

来源：诗意精灵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