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银鎏金来通杯， 220万珍品藏盛唐宴趣

摘要：鎏金来通杯格外亮眼——杯身呈独特角杯造型，口沿椭圆温润，向上弯曲成流畅弧线，银胎外裹鎏金，历经千年仍泛着暖润光泽，握在手中倒酒时顺势省力，既藏着西域文化的神秘，又透着盛唐工艺的精致，是中外交融的生动见证。

鎏金来通杯格外亮眼——杯身呈独特角杯造型，口沿椭圆温润，向上弯曲成流畅弧线，银胎外裹鎏金，历经千年仍泛着暖润光泽，握在手中倒酒时顺势省力，既藏着西域文化的神秘，又透着盛唐工艺的精致，是中外交融的生动见证。

这件来通杯的起源于唐代盛唐时期（7-8世纪，玄宗开元至代宗大历年间）。彼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西域的器物形制、工艺随商队传入中原，来通杯的“角杯造型”本是西域祭祀、宴饮的礼器，唐代工匠一眼相中其独特性，结合本土审美改造：以银为胎（银质防锈且导热慢，适合盛酒），外层鎏金（象征贵族富贵身份），由官办银作工坊批量打造，适配盛唐贵族“宴饮尚奢华、重格调”的生活需求，成了宴会上的“亮眼器物”。

它的“废弃”在唐代晚期（9世纪中叶，文宗至僖宗年间）。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骤衰，丝绸之路因战乱中断，西域文化影响大幅减弱；加上银鎏金来通杯工艺复杂——需先锻打银胎成弧形、再反复鎏金确保均匀，耗时耗料，官办工坊因国库空虚缩减制作，民间匠人又难掌握核心技艺，到五代十国时期，这类器物彻底停造，仅以传世或窖藏形式留存，退出了日常宴饮场景。

至于“发明者”，唐代银鎏金器的制作，多依赖官办银作工坊（如少府监下属的“银作院”）的匠人团队：有人专攻银胎锻造，确保杯身弧度自然、不易变形；有人擅长鎏金工艺，控制金液温度与厚度，让鎏金层紧密贴合银胎；有人精修杯口与杯沿，打磨得圆润不划手。每件来通杯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晶，无单个“发明者”之名流传，却凝聚着盛唐工匠的集体智慧。

它是唐代贵族与高官的宴饮礼器。盛唐贵族举办家宴或接待使臣时，必会用它盛放葡萄酒、米酒——椭圆杯口方便饮酒，弯曲杯身倒酒时能精准控制流速，不洒漏；银鎏金的材质既显身份尊贵，又能映衬酒液的清澈或醇厚，让宴饮更添仪式感；有时也会作为“礼器”在祭祀后使用，传递对生活顺遂的祈愿，就像如今人们用高端酒杯待客，是对宾客的尊重，也是自身品味的体现。

其寓意，藏在“形制”与“材质”的双重内涵里。西域来通杯的角杯造型，原本有“连通天地、祈福纳祥”之意，唐代工匠保留这一核心，寄托“生活顺遂、灾祸不侵”的期待；银鎏金象征“富贵安康”，贴合贵族对富足生活的追求；弯曲的杯身暗合“圆润和谐”，喻指人际和睦、家族兴旺。整体将西域的神秘寓意与唐代的华贵审美结合，成了“中外文化交融”的鲜活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