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ChatGPT兴起之后，研究者大多关注它对内容生产（包括知识生产）带来的影响，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当ChatGPT或类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并在普通用户中普及时，个体的信息消费模式也将变化。人们在信息消费方面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会有所减少，用户的注意力与时间
作者 |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转自 | 新闻界
ChatGPT兴起之后，研究者大多关注它对内容生产（包括知识生产）带来的影响，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当ChatGPT或类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并在普通用户中普及时，个体的信息消费模式也将变化。人们在信息消费方面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会有所减少，用户的注意力与时间会越来越多向机器转移，由此可能带来新一代的互联网平台——智能平台，并引发互联网中权力关系的重构。
一、从人际互动的“个人门户”
向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迁移的可能
Web2.0兴起之时，笔者曾预言，它将带来“个人门户”式的信息消费模式，人们以自己的社交账号为中心，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信息。这将对传统媒体以及门户网站的点对面传播的“大众门户”模式形成巨大的冲击。SNS、微博、微信等应用的普及，一步步使这样的个人门户变成现实。今天，网络用户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这样的个人门户中完成内容的生产、交换与消费。
但ChatGPT等应用的出现，会对现有的个人门户形成挑战，人们的注意力将越来越多地转向与机器的互动，而人机互动会构建一种新的个人门户。
（一）人机互动“个人门户”兴起的技术基础与用户动因
在今天的智能分发中，算法主要是在单一平台中进行内容推荐，在推荐内容的广度与多样性方面会存在局限。而ChatGPT则是将多个平台的内容作为语料库，基于语料库素材进行内容再生产，因此，它打破了单一平台的封闭状况。
相比具有跨平台分发功能的搜索引擎，ChatGPT不只是起到导航、引流的作用，而是直接完成了知识或信息的梳理甚至整合过程，大大提高了人们在信息和知识获取方面的效率，这也是人们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ChatGPT的出现，促使搜索引擎也向智能化信息整合发展，最终与它殊途同归。
今天的内容分发更多地体现的是平台为核心的思维，即使是个性化推荐算法，也是以平台流量的提升为目标。未来，无论是ChatGPT，还是智能化后的搜索引擎，都不再是为平台服务的内容分发工具，而是以用户为核心的智能助理，以用户需求驱动信息的搜索、筛选、加工与整合，为人们量身定做内容。在人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又越来越难以处理纷繁复杂的信息时，智能助理可以大大减少人们在信息处理方面耗费的时间。
这样的智能助理，还会向工作或生活场景延伸。2023年8月，百度发布的超级助理“如流”，可以整合各种场景下的信息与服务，实现一键约会、一键休假、一键差旅，也可以实现查文档、学知识、看文献，在海量信息中抽取关键信息，生成摘要。对英文论文，可以快速生成中文摘要，或者进行翻译、解释。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智能管家不只是存在于手机，而是会向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等空间中的各种智能设备延伸。用户可以通过适配的终端或渠道，通过嵌入在各种APP里、专属于自己的智能管家获得特定场景下所需要的内容或服务。
ChatGPT采用的人机对话模式，也使得人的信息获取过程成为一个交流的过程，人们可以对机器给予的答案进行反驳或修正，促使机器优化其答案。通过对机器的不断调教、训练，机器的能力也会不断提高。人们所面对的，不是内容，而是具体可感的社交对象，即使这个对象是机器。这样的人机对话也会向情感互动方向发展，即使机器的情感是模拟的、机械的，也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满足。
当人们可以在ChatGPT或类似应用中，通过人机互动来支持其日常信息消费行为甚至日常生活时，这样的应用就会成为新的个人门户。
社交媒体时代的个人门户是以社交为基础，人们的关系网络对于内容的生产与消费起着重要的推助作用。没有社交互动，就不能产生内容的生产与流动。因此，人们并不是被封闭在个人中心里，而是由这个中心激发出多样的连接，无论是人与人的，还是人与内容的。
也因为如此，这样的个人门户承载的不只是信息传播，还承载着人们的社交需要，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交手段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社交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社交媒体中的社交倦怠感也在增加。人们不得不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来进行关系的维护，以及自我表演，由此感受到的压力与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
如果ChatGPT等应用平台构建出另一种个人门户，则将把这样的个人中心从社交网络中分离出来，也就是将人从其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这种分离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人们可以逃离社交关系的束缚，减少人际互动中的投入，获得某种自由。
相比以往的社交传播网络，基于ChatGPT等技术的个人门户能在更广泛的领域提供信息与知识，并且根据人们需要进行信息的再加工，即使其产出的内容存在着不准确的问题，但多数人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反而会被其效率征服。人一旦有需求，机器总是有求必应，且能做出即时响应，这也容易给人们带来满足感。
（二）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将如何影响个体
如果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逐步普及，今天人们所担心的算法分发可能强化的信息茧房问题，是会得到解决还是进一步放大？
在以往基于社交平台的个人门户模式中，人们的社交网络决定着他们获取信息的广度与异质性。人们通常倾向于在同质化的圈层中进行社交，他们获得的信息也容易受到这些圈层的影响，社交圈层影响人们对信息环境的感知，也影响着人们的意见、态度与行动。
ChatGPT及类似的应用是以广泛的信息源作为内容加工基础，因此提供的内容会超越人们日常的信息获取渠道，特别是社交渠道，这有助于打破人们现有的社会圈子、社会位置的限制来获取信息、知识，也可以使不同圈层的人获得的信息差有所减少，当然，其前提是人们能平等地接触与使用这些智能应用。
当然，与人形成紧密互动的智能机器，也会越来越了解一个人的习惯、性格，它所提供的信息也可以不断迎合用户的偏好。但究竟是否要向这一方向发展，则取决于开发者与应用者的意愿。像今天的算法分发一样，机器是强化还是破解信息茧房，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如何利用机器。
从获取信息、知识以及享受各种服务的角度看，由机器建构的新个人门户里，人们或许并不会感受到不便利，不一定会受到信息茧房的困扰，甚至可能获得更高的效率、更好的体验，但信息获取模式的改变的深层影响是带来人们交往模式的改变。如果人们将自己封闭在新个人门户里，那就会产生研究者所预言的结果：GPT有可能会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使个体成为信息海洋中的“孤岛”，“孤单—求助 GPT—孤单加剧—继续求助GPT”的循环怪圈可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人们在这样的“孤岛”中逐渐失去人际交往的能力与资源。
在当下，人们或许会因为对人与人之间过度连接、过度社交的厌倦而转向与机器对话，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享受这种与机器相处的方式。人与机器的互动，不仅可以获得信息、知识与服务，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情感支持，且人机交流比人际交流更具可控性，因而在人们眼里也有更好的“性价比”。但完全沉醉于与机器的交流会对人带来什么影响？
相对于人际交流中不同交流对象带来的话题多样、风格多变的交流，人与机器的交流会遵循某些模式，即使未来技术开发者给机器设计的模式更多元，甚至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量身定做交流风格，人们可以在不同心境、不同需求下选择不同的交流风格，但这种选择仍然是有限的。虽然人因此可以对交流有更多的控制，也可以减少交流中的成本，但交流的乐趣也可能减少。
今天的ChatGPT被设计成对人彬彬有礼，只会服从，不会顶撞的应用平台。虽然未来的交流机器可以有不同的性格与地位设计，但从人这端来看，多数人仍然希望在交流中自己是控制者。在人机交流中，多数人也很难将机器作为真正平等的他者看待，更不会考虑机器的感受——人们普遍认为机器是没有感受、没有情感的。当这样的人机交流常态化之时，一种结果是，不仅机器在向人靠拢，人也在向机器靠拢。人的思维和情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像机器一样变得机械、功利。
如果人们沉迷于与机器互动的个人门户，也会意味着人与人的互动、汇聚日益减少，公共交流也将减少，今天社交媒体带来的“部落化”会因此而走向“去部落化”。不同个体、不同群体间的相互沟通、认知、理解和支持进一步削弱，公共空间的舆论也不再明朗，而这未必是一件好事。社会风险会通过更个人、更隐秘的方式酝酿，虽然相对而言群体行动可能会减少，但个体的危险行动一旦爆发，同样会令人猝不及防。
个人门户也会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甚至控制人们的行为。相比现在各种平台的算法，个人门户掌握的信息可以贯穿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因此，对人的个性、行为习惯的了解更为充分，一旦这些信息被不当应用，风险更大。
当预知到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可能带来的风险时，我们是否有可能阻止这样的门户产生？或许不能。技术应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来选择的，如果用户有某些方面的强烈需要，技术又呼应了这些需要，它的兴起恐怕难以避免。但未来相关应用的开发需要平衡人-内容、人-机与人-人等多重关系，只注重人机关系的开发，虽然在当下可以满足用户的需要，但在深层也是对用户的压迫，同样会逐渐引发用户的倦怠感，其生命周期也会有限。更重要的是，这些应用开启的人与机器的关系模式，对未来人的生存会产生极大影响，对相关的风险应该有预先的研究与防范。
二、智能平台：门户迁移驱动的新平台走向
获得深加工的信息与知识，提高工作与生活效率，以及逃离社交平台中的关系束缚等动因，会促使人们将其活动重心全部或部分迁移到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如果用户的大规模迁移发生，便会意味着互联网中新型智能平台的兴起及话语权力中心的转移，正如从Web1.0阶段的大众门户向Web2.0阶段的个人门户的用户迁移，导致网络话语权从门户网站平台向社交媒体平台转移。
为理解智能平台的未来走向，我们需要先对以往平台发展的基本逻辑进行梳理。
（一）技术与市场推动的平台变迁
平台这一概念在互联网进入大众应用后不久就开始出现，此后，互联网应用的每一次重要变革，都使平台这一概念变得更为普及，平台在互联网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
在国内，新浪网开通不久，其负责人王志东等人认为，新浪没有采编权，不可能做成媒体，因此，新浪给自己的定位是“平台”，所起到的作用是内容的发布、组合，虽然在原则性方面需要加以控制，但一般不加入自己的倾向。媒体是有立场的、有倾向性的，与媒体相较而言，这一语境下的平台则是中立的。同时，平台是多种来源信息的汇聚，相比自产自销的媒体，内容要丰富得多。类似的，一些搜索引擎也将自己称为中立的平台或渠道。这些认识也代表了早期互联网创业者对于互联网这一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传播渠道的认识。
平台这一概念大行其道与社交媒体的发展密不可分，荷兰学者何塞•范•迪克基于对Facebook、Twitter等五大社交网站的观察展开了对平台的研究。她在《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一书中指出，平台要素包括六个方面：所有权、管理、商业模式、技术、用户使用和内容，前三者构成了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平台，后三者则构成了作为技术文化建构的平台。对用户来说，社交媒体既是社交场所，也是集内容的生产、传播、消费于一体的媒介。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中的商业服务应用也开始成为平台，如电商网站，虽然它们的核心是消费，但当它们达到一定的用户规模，形成一定的地位后，人们对它们的依赖增强，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平台也或多或少融入了内容（尽管是以消费类或商业内容为主）的生产与流动，社交含量也越来越浓，人们在这些平台的关系从基于产品或服务的泛连接走向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电商平台、外卖平台等，也成为一些人的劳动平台。
无论内容平台、社交平台或服务平台，平台都是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和作为用户活动发生的基础设施，也是处理不同利益相关方（包括内容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广告商、消费者受众）之间关系的一个中介。但人们也意识到，平台这个中介并非被动的，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和建构关系。
尽管不同平台有不同起源，但无疑它们都是在一些互联网应用产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拥有技术优势往往是平台形成的基础，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得到用户需求的呼应。网络用户的需求不是恒定的，而是摇摆的，人们在某一个方向下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相反方向的需求。理解用户需求与行为的摇摆节奏，顺应用户需求的转化方向，这是一些互联网产品能够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平台的原因。
ChatGPT的出现，正是呼应了用户在日益加剧的信息焦虑与压迫下的信息加工需求，以及社交倦怠下暂时逃离社交的需求，因此，以它为核心建构新的平台也就具有了基础。
虽然互联网中的产品很多，但并非所有产品都会被用户视作平台。真正被称为平台的，往往还因为其在用户规模及市场影响力方面的领先地位，而处于领先地位的平台，都是商业性平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同一阶段、同一类产品中，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往往是最早引发正反馈机制的产品才能成为最终胜利者，赢得大多数市场份额，即呈现所谓的“赢家通吃”特征。平台的发展与迁移，很大程度上由技术应用的升级推动。越是新的平台，其集成的用户活动越多元，对用户的满足越多样，带来的用户黏性越强，话语权也越强。
（二）网络社会视角下的平台形成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平台也是在网络社会结构上发展起来的。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了“网络社会”这一概念。他将网络社会界定为一种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结构，以此指称新经济所带来的与信息化、全球化相平行的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延伸。网络建构了我们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卡斯特在提出网络社会这一概念时，并不只是针对互联网，在他看来，全球金融流动网络、欧盟的政治网络、新媒体网络、跨国企业等都可以看作这样的网络。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还将“流动的空间”作为网络社会的空间特征，他认为，流动空间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流动空间的第一个物质支持，是由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第二个层次，由其节点和核心所构成；第三个层次，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其中的核心是交换者、通信中心，扮演了协调的角色，使整合进网络的一切元素能顺利地互动。
尽管卡斯特眼里的网络社会结构有多种表现形式，但互联网无疑是其中最典型且最广泛的网络。而平台是互联网的“核心”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商业企业的网络产品之所以能成为网络空间结构中的“核心”，是因为它们提供的不只是内容和服务，还有各类网络“节点”（包括机构节点、个体节点等）的连接与互动，以及各种资源的汇聚与交换，其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因而最终成为平台。这个“核心”的背后则是获得了支配地位的技术精英们。
从上文提到的平台的六要素发展的角度看，商业性的产品也具备更充分的条件。而传统媒体及其网站、客户端还主要停留在内容供给这样相对单一的功能上，在技术、用户使用、商业模式等要素方面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即使它们也想做社交、资源的连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因此，它们也只是网络中的“节点”而非“核心”，与普通用户节点相比，优势并不明显。最终的结果，如白红义所指出的，从行业链条上看，新闻机构从早期的新闻生产者和新闻传播者转变成单纯的新闻生产者，平台媒体接管了新闻的传播权力，媒体只能被平台收编。
有研究者批评，平台社会更像是网络社会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种变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糟糕的变体。平台的垄断和其他问题在近些年也引起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但无论平台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网络化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已经发生，平台的出现是这种结构变迁的一个基本结果。我们需要在接受这样一个结果的前提下研究平台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机制，以及对平台的约束机制，以尽可能减少平台带来的风险。
（三）作为重要“转义”力量的平台技术
何塞•范•迪克认为，对平台的研究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也需要行动者网络的视角。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指出，行动者一系列的行动构成了网络，其中的行动者不仅指行为人，还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许多非人的物体，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所有行动者都是成熟的转义者，他们在行动也就是在不断地产生运转的效果。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平台同样是转义者而不是中介者，它不仅仅促进，同时也塑造了社会行为的表现。中介者毫无改动地对意义和力量进行转运，而转义者会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它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理解平台，也需要理解平台的行动者及其转义过程。平台的行动者，既包括人，也包括相关技术。一个基本趋势是，在各类平台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技术作为行动者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早期的门户网站声称是中立的，只是做内容的搬运者，但事实上也存在转义。这个阶段，门户的转义功能可以通过编辑等人工方式实现，还可以通过超链接等技术因素实现。在文本层面，超链接将封闭的文本变成开放的文本，影响了不同文本间的关系，也影响到人们对文本的阅读与理解；进一步，一篇文本的外部链接增加时，它的意义也会被放大，并且可能在与其他文本的链接中产生更多转义；而在宏观层面，当一个网站成为很多网站的链接对象时，它的地位就被加强，由此带来门户时代的再中心化过程，这也会影响到商业资源的分配。除了超链接，门户网站的其他技术也会起着或明或暗的转义作用。
从搜索引擎开始，算法就在转义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以搜索结果的排序赋予不同内容不同的醒目地位，使内容原来的意义被强化或被削弱。今天，算法在各种平台的力量都日益凸显，已经成为转义过程的核心力量。算法也日益影响着关系的建构，它在内容或服务与用户之间进行着关系匹配，也可以引导广告等资源的投放。而用户之间的关系形成背后也有一定的算法驱动，算法可以帮助人们发现潜在的关系，或者帮助人们拓展新的关系。
与算法几乎形影不离的数据，同样是平台转义的基础性力量。有学者指出，数据是一种原材料，平台是加工生产数据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资本将原始的静态的数据变成了动态的流量，并不断地在平台上刷新，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学的本质。数据不仅引导着注意力，也将内容生产者、消费者对内容的评判标准引向单一的数据体系。而数据体系的建构者则成为注意力的幕后操纵者。进一步，数据甚至成为人们在平台的存在感与互动效果的衡量标准，平台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认知。
正是看到算法、数据等在今天平台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何塞•范•迪克强调，平台具有数据化、商品化和自动选择（算法自动匹配）这三种机制，它们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没有数据化就没有自动选择，没有商品化也就没有数据化。当然，这三种机制主要针对当下的平台而言。未来的智能平台中，算法、数据等将用哪些新机制影响平台，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四）智能平台要素的新特点
从平台的各要素及未来发展趋势看，智能平台将可能出现以下新的特点：
1．智能技术在平台内容生产中的应用及转义作用将日益增长
在目前的平台，算法、数据主要是对用户的内容消费起作用，而新一代的智能平台，算法、数据的新应用方向，将会更多地体现在内容生产方面，其转义也会在内容生产中进一步体现。
在内容的原创方面，机器可以用两种方式参与内容生产。在两种方式中，机器会有不同的转义作用。
其一是完全自动化的内容生产。这一机制生产的内容虽然与人生产的内容难以完全匹敌，但它具有极高的效率，也会有市场需求。自动化内容生产有不同的技术思路，但无论哪种思路，就像人类一样，它们不可能是对客观世界的原样复制，而是抽象、简化与再现，这也就会包含转义，有时是对客观对象的符号化翻译过程，有时也会存在对客观对象的扭曲。
其二是由人驱动机器生产的、或人机协同生产的内容。机器的作用是增强人的能力，帮助人突破其原有的生产局限，而可以预期的是，知识与艺术性内容将会是人的生产力解放后新的内容增长点。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要作用是给机器设置创作方向，发出提示，但算法会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些提示进行解读，基于自己掌握的数据素材进行内容呈现，这也是对人的意图的转义。
在信息再加工方面，以往以人为主体的工作越来越多转向智能机器，特别是多来源信息的整合、知识图谱的梳理、逻辑化的呈现等，以往在信息再加工方面不能充分满足用户的情况也会发生很大改变。这个过程，显然也包含着机器的多重转义。虽然机器处理的效果并非总是理想的，甚至出现了错误的转义，但人未必总能识别。
机器自动生产内容与人生产内容的原理不同，依赖的资源有差异，转义的机制也不尽相同，智能技术在平台内容生产广泛应用之时，会引发很多新问题。它涉及到的责任主体，也不只是智能应用的使用者或平台的运营者，还包括智能应用的开发者。
2．“人-物-环境”三个维度构建新用户
今天当我们说到用户，都是指人，用户数据都是指人的数据。但随着各类智能物体、传感器的应用，人将越来越多地与智能物体产生关联，并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对人的状态与需求的测量与分析，将不仅仅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变量或用户行为等数据，与人相关的物的数据、人与物的关系，也将成为描述、理解用户的新维度。借助智能物体，人所处的环境也得到更多维度的监测，环境变量也成为理解用户行为、需求的要素。因此，智能平台的用户，会是人、物、环境共同构成的一个系统，用户数据是多重数据的集成。要成为智能平台，不仅需要掌握“人”的相关数据，还需要获得与人相关的智能物体及环境数据。
物与环境数据的加入，会使人的行为与需求得到更充分的认识。但更精准的数据化分析，也会给人带来更多的风险，数据收集、存储与加工的伦理问题，在未来会变得更为突出。
3．人-机互动改变平台的“社交关系”要素
在今天的社交平台中，社交关系与内容是两大发展要素，社交关系是内容生产的驱动器，内容是关系的润滑剂，两者相互激发。而社交关系是更基础的动力因素。社交动力出现停滞，就会影响到内容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影响到整个平台的活力。目前一些社交平台中的社交动力下滑，正是其面临的一个发展障碍。
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中，社交关系要素同样重要，即使是所谓的单纯的内容平台和电商平台，其实也在大力推动用户的社交行为，提高社交黏性。
未来的智能平台发展同样需要社交关系的动力，但“社交关系”的含义却会发生一定变化。社交不再只是人与人的互动，也会包括人与机器的互动。
与人产生互动的机器，既可以是像ChatGPT这样没有实体形象的机器，也可以是拥有各种外貌的虚拟数字人。它们的外貌可能是现实亲朋好友或名人的复刻，也可能是完全虚构甚至按需定制的。虽然人与机器的互动与人际互动还会存在本质差异，特别是难以提供在现实社会生存中所需要的社会资本，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一些人会享受人机互动的乐趣，并且可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与真实人的互动。
智能平台提供的人机互动方式，互动给人带来的满足程度，都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但只有人机关系的平台，会带来个体的进一步自我封闭与社会的离散，如前文所说，智能平台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人机互动的开发上，还需要促成人机互动与人际互动之间的平衡及连通，在不增加用户负担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开放的社交环境。
4．内容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连接趋向弱化
今天的平台汇聚了内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承担着同步培育生产者和用户以及促进两者之间的连接、互动的任务，平台的内容分发算法也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为核心。但ChatGPT等技术则淡化了内容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直接联系，内容传播效果不再以流量数据的方式体现，用户也很难判断单一内容生产者的质量或对内容生产者做出直接反馈。
在未来的一些智能平台上，内容生产者可能不再存在。因为内容资源来源于各种其他平台，平台本身不需要直接生产原创内容。
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弱化，不但对内容生产者是一个挑战，也使用户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被削弱。虽然表面上他们也能与机器进行互动，对机器生产的内容进行批评与反馈，但这主要是用于对机器的“调教”，对公共信息生产的贡献有限，或者作用较为间接。
今天社交媒体的分布式新闻生产模式，虽然带来了碎片化等问题，但总体来看，是集聚群体智慧、融合专业与业余力量的一种方式，而在ChatGPT等技术模式下，这样的模式可能难以实现。未来的智能平台要促进公共内容特别是新闻内容的有效生产，不能单纯依靠ChatGPT这样技术，还需要探索新的技术模式，特别是要改变内容生产权力过多地向机器集中的倾向。智能机器的目标，应是通过与人的协同来汇聚人的力量，而不是削弱甚至取代人的力量。
三、智能平台兴起引发的权力变局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智能平台兴起，它将对现有的各类平台造成一定冲击，也会在多方面引发权力格局的震荡。
（一）数据加工权力向少数平台的集中
何塞•范•迪克将平台分为基础设施平台和行业平台两类。其中的基础设施平台主要提供搜索引擎和浏览器、数据服务器和云计算、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社交网络、广告网络、应用程序商店、支付系统等服务。未来的智能平台可以同时提供多种基础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成为基础设施型平台，这些平台的权力主要来自于其算法模型开发权力和数据加工权力。
一个平台的算法模型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其提供给用户的内容或服务的质量。好的模型会成为吸引用户的基础，也成为吸纳相关数据的基础。凭借模型的技术优势，平台可以不断强化自己在数据加工方面的权力。
以往不同类型的平台，都拥有自己的用户数据，对于数据的加工处理往往也是在平台内完成，服务于平台的目标。因此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数据加工权力。虽然相对来说巨型平台因为其数据量的优势而拥有更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但也很难涉足其他平台的数据。
但新的智能平台，一方面拥有自身的用户数据（特别是用户与智能机器互动形成的数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语料库的方式，获得其他平台的数据。因此，有研究者担心，作为一种基础性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沦为互联网寡头的网络集权工具。互联网平台及其背后的技术寡头作为知识的生产者，产生了集权化倾向。
智能平台的权力也会体现为对语料库的选择权力，虽然模型的原理一致，但不同的语料训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些想进入语料库的内容生产者，也不得不顺从平台的规则。
（二）媒体权力被进一步侵蚀
平台权力不断强化的同时，包括媒体在内的内容生产者的权力则会被进一步削弱。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容生产模式下，人们获得的信息往往是进入语料库的多个信息源内容的综合，信息源本身的独立性和内容质量的重要性被淡化，内容的阅读量等数据也会被淡化。这种依赖群体而非个体信息源的模式，虽然对用户可能是好事，但对媒体的品牌及影响力维护却是一个挑战。
尽管媒体还可以通过自建渠道来进行内容的传播，彰显自身的存在感与价值，但如果用户越来越多地依赖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进行信息获取，他们是否还需要通过媒体渠道获得信息？如果需要，媒体渠道应该为他们提供哪些信息？媒体要充分理解这些问题，才能找到智能时代自己的独立渠道的生存之道，但完成这一任务也会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媒体也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智能分发平台来提升内容的再传播、再利用价值，这也需要理解这些技术的内在逻辑，努力使自己生产的内容进入相关应用的语料库。像新必应这样的搜索引擎在给出答案的同时，也会给出生成答案依据来源的主要链接，这些链接也有助于凸显其信息源的独立性。对媒体来说，也要力图通过优化策略让自己的内容进入到各种答案并力争成为主要参考资源，这同样需要对相应技术的具体工作原理有着深层的理解。
就像现在的网站往往通过SEO（搜索引擎优化）来提高传播面一样，未来媒体也需要专门研究智能分发渠道的应用策略，提高其内容被机器采用、传播的效果。如果能与智能模型的开发者进行合作，则可以进一步从源头来影响内容分发的模式，提升自己在模型中的权重。但这些策略也是媒体权力被削弱之后的无奈之举。
每一次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都是对媒体自有传播渠道及其权力的一次侵蚀：门户网站的兴起，对媒体渠道产生了分权；社交媒体的发展，更是动摇了大众传播的基本模式，传统媒体不得不向大型的商业社交平台聚集，自营渠道再次萎缩；移动时代算法分发主导的内容平台，同样对媒体的新闻客户端产生很大的分流。今天媒体再次面临着来自智能技术的分权威胁，甚至其作为独立的信息源的角色与价值也会被削弱。
媒体渠道与话语权不断被削弱，使得媒体的营利手段与能力日益削减，特别是广告这样的营利模式将越来越远离媒体，媒体的生存危机将愈加严重。
虽然新媒体时代用户仍然需要高质量内容，但市场给予媒体这样的专业内容生产者的话语权越来越小，其生存越来越难。这或许不仅仅是媒体的困境，也是技术发展过程中人类所面临困境的一种体现。
（三）知识化、艺术化表达推动用户权利与权力的流动
对于平台中的用户来说，智能技术也会带来权利与权力的流动甚至洗牌。
社交媒体赋予了用户表达权利，这种表达权也有可能转化为公共空间的影响力或话语权力。但在不同阶段的社交平台中，人们表达的门槛与手段在不断变化，表达权利转化为话语权力的手段与资本也在变化。以文字表达为主的论坛、博客、微博阶段，社交媒体的话语权仍然集中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移动视频的兴起，则使得普通人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而智能技术则会推动个体权利与权力的流动，特别是在知识和艺术这两个以往门槛较高的内容领域。
在知识领域，智能技术将在知识获取与知识生产、应用两个方面同时影响用户的权利、权力。
从知识获取权利角度看，今天当人们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和知识时，会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处的关系网络或社交圈层的影响，不同阶层的人获得的信息和知识仍有很大落差，表面平等的权利在实践中未必能带来平等的收益。新的智能平台的出现，则可以打破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约束，为不同的人提供相对平等的知识。
在知识生产角度，有研究者认为，以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知识赋权效应，每个个体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提示工程技巧和能力，就可以利用大模型生成巨量知识，进入知识生产的中心。这种新型的知识生产明显是去中心化的。同时，在知识上人们会附着更多的价值观、愿景及深度思考。有了这一前提后，知识就会成为人们的重要表达手段。掌握了智能化知识生产与表达手段的普通个体，也会因此拥有更多的权力。
以往在知识拥有方面具有优势的群体，如学者、教师等，则会遭遇袪魅或权力削弱，虽然其中的佼佼者在未来仍会保有自己的价值，但那些平庸的人则可能会被挤出行业。一些传统教育模式、学术研究模式也会受到挑战。但研究者也担心，“知识中产”在人类传统的知识生成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基座功能, 当智能技术大模型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生产力工具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知识中产的意义，导致知识的世俗化甚至庸俗化。
智能化知识生产带来知识的庸俗化，不仅源于它对知识中产阶层权力的挤压，还在于它对人类平均知识水平的影响。后文将进一步分析。
在艺术领域，智能化技术会推动艺术化的日常生存与艺术化表达。
每一次互联网应用的关键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民与艺术的关系。论坛与博客应用，推动了网络文学的出现与发展；移动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不仅使全民成为摄影家，也带来了短视频这一民间文化的井喷，普通人借助短视频这一新文化，对传统的影视文化发起了挑战。
AIGC等技术的发展，则可以帮助人们完成绘画、小说与诗歌、音乐等更高门槛的艺术创作。当艺术创作引入到日常生活后，艺术创作的原创性、突破性未必显得那么重要。普通人更关注的是，如何利用艺术创作这一新的手段来改善日常生活的质量，丰富自我表达与社会互动。但AIGC并非自动创作，它也需要人的参与，需要人下达指令或给予提示，看上去简单的提示，蕴含着人的想象力。拥有更多想象力，能更好地指挥机器进行创作的人，也会获得更多被“看见”的可能。
但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是否意味着人们最终会被“麻痹化”，艺术的独有气质是否会在日常生活的磨蚀中消失殆尽？人们未来究竟是会过上更艺术化的精神生活，还是会走向艺术旗号下实际更加物质、庸俗的生活？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时间才能回答。
（四）机器对人的认知控制加强
智能平台一旦兴起，将意味着人工智能进入日常生活，它们会极大改变人与机器之间的权力关系。虽然在很多时候人可以利用机器来提升学习、生活和工作能力，但伴随这种能力提升的深层风险是机器对人的认知控制的加强，这是机器新的权力表现。
这种控制首先体现在信息的深加工方面。
在智能时代之前，信息的生产是由人来完成的，无论是专业媒体还是自媒体或普通用户，这既包括信息的初级生产——原创性生产，也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再生产——整合与加工。对普通用户来说，在海量信息时代，他们越来越多地需要信息的精加工，但由于自身能力或时间精力的限制，普通人又往往会将信息加工的任务寄托于媒体或他人。
智能时代，虽然信息的初级生产仍然主要来自人，但信息的加工生产却会越来越多地来自ChatGPT等技术，而当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机器加工后的信息时，技术对人的认知过程的影响必将日益广泛、深入，甚至对很多人而言会控制他们的认知水平。
今天的用户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内容生产，或与他人进行互动，用户之间的相互启发、补充，也是扩展人们认知的一种方式，但未来当人们习惯于从机器那里获得信息时，他们参与内容生产的动力会削弱，与他人的互动会缩减，从他人那获得的认知启发也减少。
ChatGPT或类似技术，不仅会控制个体的认知，也会在整体上影响人类的认知水平。刘海龙指出，智能技术在整体上构建了一种新常人。一方面，为了追求生成内容的稳妥和尽可能“正确”，AI的回答一般会像“常人”那样四平八稳，这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的那种没有锋芒、缺乏个性和本真性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个常人又超出了海德格尔那个平庸的“常人”，它的渊博程度和推理能力又超过了常人的平均值。因此这样一个存在物可以称之为“新常人”。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样的“新常人”来获取信息与知识，看上去他们的能力提高了，但实际上他们的认知视野、认知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样的“新常人”。
在更深的层面，智能技术也会通过知识的新生产模式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力与思维方式。
今天的研究者对于人工智能能否生产知识，以及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存在着不同看法，而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于知识本身理解的差异。有研究者指出，运用智能技术获得的知识，本质上是基于具有不同算术深度和逻辑深度的语言所产出的知识结果。按照哲学家波兰尼的分类，它是明确知识（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识）中的一种。而与明确知识相对应的是那些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默会知识，机器虽然目前难以拥有默会知识，但它在明确知识的生产方面开辟了新的路径，这种路径的基础是数据分析。
也因此，研究者也会担心，AI技术遮蔽掉了语言表达中无法被数字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是知识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过度依赖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生产，无疑将人类对自身知识掌控的权力也让渡给了AI。当AIGC的知识生产追求着对确定性和唯一性的认识时，人类知识的无限可能性被扼杀了。
虽然机器在某些类型的知识生产方面的确有优势，甚至可能提供一些全新的知识养料，但人是否必然享受到这些知识成果，将机器生产的知识养料转化为自身的能量？或许未必，甚至人们可能会出现知识消化能力的退化。在人的自主知识学习中，往往需要理解知识的背景，寻找知识碎片之间的关联，辨析知识碎片的价值，梳理、拼贴纷繁的知识图谱，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提高认知能力，这是一个“细嚼慢咽”和缓慢的营养吸收过程。而当机器可以快速给人们提供各种答案时，人们的知识获取会越来越多地变成填食，所获得的更多地是快餐式、碎片化的知识，是表面的“知道”，而非深层的能力，即使产生了知识“增肥”的效果，也只是“虚胖”。
一种更长远的忧虑是，人们可能因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导致将其视为知识权威、道德权威乃至精神权威等深层次的认知幻象。今天一些研究者将智能机器出现错误而不自知的情况称为机器幻觉，但与其说这是机器的幻觉，还不如说这是人的幻觉。机器本身没有意识，也就无所谓幻觉，只有人对机器能力过分膜拜，或无法判断人与机器的差异，这才是幻觉。
除了信息与知识方面的影响外，过于智能化的管家，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的判断力、决策力与行动力的下降。
本文基于ChatGPT等技术的走向以及用户需求预言人机互动的个人门户的出现，以及智能平台的兴起。这些预测未必一定都会变成现实，但无论如何，智能技术趋势下整个互联网的变局必然发生。这不仅会体现在各类平台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也会体现在人与机器之间权力关系的变革。一种可能的前景是，机器以及掌握着机器的人或机构的权力会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则会受制于机器，对此我们需要及早反思与防范。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9期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