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有人好办事，朝中换人事难办

摘要：《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是商务印书馆于2024年出版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著作。作者孙立天以2019年北京拍卖会上现身的康熙朱红色谕令，也就是“红票”为切入点，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自明末起，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体的传教士逐渐走进了中国政府的中枢。

《朝中有人好办事，朝中换人事难办——读〈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一、传教士在清王朝的起伏境遇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是商务印书馆于2024年出版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著作。作者孙立天以2019年北京拍卖会上现身的康熙朱红色谕令，也就是“红票”为切入点，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自明末起，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体的传教士逐渐走进了中国政府的中枢。他们凭借着天文历法、数学工程、大炮铸造以及西方政治外交关系知识等实用技能，赢得了清廷的重视。到了康熙一朝，这种信任达到了顶峰，传教士们甚至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熙与西洋传教士群体之间进行了深度互动，实现了积极良好的共赢局面。在北京的传教士凭借与皇帝及各级官员建立的关系，有力地庇护了天主教在华各地的发展。同时，他们深刻洞悉中国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按需祈福，有事烧香”的世俗特征，据理力争地反对梵蒂冈教皇及特使要求中国信众虔诚遵循“一神论”的信仰要求。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不断前进，当康熙朝转向雍正朝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熙是一位被各个民族、宗教奉为上宾的领导者，本质上他是世俗的、泛神论的。而雍正继位时已是壮年，在继位前他就已是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者，且达到了较高的级别（如今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原本就是雍正的府邸）。他对宗教在精神层面殊途同归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时出于实际需要切割同前朝某些关系的考虑，他对北京的传教士并没有过多的情感。此后，当罗马教廷再次派遣人员来华沟通支持“一神论”要求时，雍正干脆省去麻烦，决然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

历史往往存在着两套评价体系。一套是后来人对当时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另一套则是同时期人物之间对事物的评论。在传统的清代历史叙事和定论中，中西交往的大框架被定性为对立，“闭关锁国”“文明冲突”等词汇成为了标签，这让我们形成了天主教是西方殖民侵略“急先锋”“帮凶”的刻板印象。而《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这本书则通过全球史的视角，运用来自中国、欧洲等当时人的丰富历史材料，重新审视了清朝在17 - 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它让我们对不同时期天主教的中外互动关系有了更为丰富的信息，使天主教及其传教士团体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传教士在华发展的情况，那便是“朝中有人好办事，朝中换人事难办”。

此外，这本书虽然瑕不掩瑜，但在第226页中存在一处可能的笔误。在叙述俄国在同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定大后方，以便后期同瑞典进行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争夺出海口的内容时，第一次提到瑞典国王是“查理十二世”，第二次却写成了“查理七世”。

二、中国历史上宗教交流的智慧与雍正禁教的缘由

从中国的历史视野来看，汉代张骞开拓西域被赞誉为“凿空”，意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通道。张骞的这一壮举意义非凡，它不仅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官方联系，更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基础，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也使得中国在思想、文化、宗教等精神层面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特征，正所谓唯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形成一个不断演进的文明。

明末，一批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等。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并非他们信仰本身的力量，而是他们作为精挑细选、具备专业能力的优秀人才，嵌入到政府组织之中，对治国理政乃至生活方面所起到的实际作用。

利玛窦开创了一种被定名为“利玛窦规矩”的传教策略。其核心是通过文化适应与融合，使天主教在中国社会扎根。他穿汉服、说汉语，与汉文化捍卫者的官绅交往。这一原则不仅推动了明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在百年来促成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成为了跨宗教、跨文明对话的典范，体现了我们所熟悉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含义。

在天主教传教士之前，中国文化中就有着不少宗教出世之人入世而为的温暖记录，这是一种极具力量的智慧。宋末元初的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途中，听闻丘处机有“长生之术”，便派刘仲禄持诏书赴山东邀请。诏书中称丘处机为“神仙”，并表达了“保身安民”的诉求。丘处机权衡金、宋、蒙古三方局势后，认为蒙古将一统天下，遂决定西行。1222年4月，两人在兴都库什山的行营相见。成吉思汗询问长生药，丘处机直言“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并以“天道好生”为核心，提出“少嗜欲以养身”“止杀以保民”“选贤能以治国”的建议。成吉思汗称其为“神仙”，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减少屠城。此后，借助蒙古的支持，全真道以燕京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为中心，在华北、西北大规模建观，收容流民。清代，乾隆在白云观题联“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高度赞扬了丘处机的功绩。

了解到来自汉族的道教信仰在异族蒙古即将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对汉民族文化保存和百姓保护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就能间接理解为何雍正会对梵蒂冈天主教教皇直接干涉民众信仰感到反感。这其实与雍正身为少数民族满族、信仰藏传佛教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在中国传播各种宗教信仰的习惯相关。在中国，“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是宗教交流的重要原则，如果必须要求民众进行非此即彼的信仰选择，那么作为政治人物的皇帝，为了王朝的稳固发展，就只能将其清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