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好读书的左权，凭着一股好学精神和较强的记忆力，读完了当时他所能找到的书，并且一有所得，还用笔抄录下来。乡下没有图书馆、藏书楼，寻得一本书不容易。因为书少，左权读得仔细，记得烂熟。他的悟性好，常常学着原来私塾中那位先生的样子，把《增订汉魏丛书》《国朝汉学师承记
爱好读书的左权，凭着一股好学精神和较强的记忆力，读完了当时他所能找到的书，并且一有所得，还用笔抄录下来。乡下没有图书馆、藏书楼，寻得一本书不容易。因为书少，左权读得仔细，记得烂熟。他的悟性好，常常学着原来私塾中那位先生的样子，把《增订汉魏丛书》《国朝汉学师承记》里的文章读得抑扬顿挫，趣味盎然，引得家人也不由地侧耳细听。当然，这个小学生免不了对文中句子生吞活剥，不求甚解，即便如此，对于左权却是乐在其中。
由于聪慧好学，不到10岁的左权，这时已会写诗作对，被老师誉为“神童”。1915年除夕，他看到有些人不勤奋，办事无计划，花钱不节俭，便有感而发地写了两副春联，贴在自家门口。一副是“处世须知艰难，居家莫想快活”, 另一副是“须要勤俭谨慎，多栽杉茶棉麻”。这是左权入学识字后第一次写春联，含义既中肯，又通俗。
此后，每逢过大年，左权都要写些富有新意的春联，自己家里贴用，也帮邻居们写。邻居们读到这些对联，都竖起大拇指，称道左权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叔叔左铭三发现这个侄子的天赋后更是从心里高兴，于是加强了对左权的培养。
就在左权第一次写春联的这年大年初三，即1915年2月16日，醴陵发生大地震，震中在离左权家乡不远的大障一带，水口山地陷两丈多的深坑，此后大半个年关都在余震中度过。左权在一阵担惊受怕之余，小脑袋瓜里也在不断地问着这样一个问题：大地为什么会哆嗦？尽管这时期他始终没弄明白答案，但地震的发生却无疑使他的求知欲变得更加强烈了。
不久，10岁的左权按照当时湖南的习俗，与易家冲陈胜德（字谨吾）的女儿陈云青“结婚”，实际上是左家收了童养媳。比左权大不到一岁的陈云青，来到左家屋场后，平时也常和左权在一起砍柴、玩耍，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婆婆纺纱织麻，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既能换点油盐钱，又能资助左权读书（1924年所撰修的第八届《醴陵左氏族谱》上有关于左权的结发之妻陈云青的记载：“娶陈氏，字湘芸，邑北易家冲谨吾子女，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一月初六日子时生。子一，馥生。）。
易家冲距离左家屋场不远，大约三四里地，翻过一个小山坡即到。做私塾先生的陈胜德见小左权聪明伶俐，便决定给他“吃小灶”，让他每隔一日来家学习古文、珠算等功课。
在少年左权的学习生活中，有一位小学老师给他以重要影响，那就是匡宜民。匡宜民，是一个有识之士。他早年曾经追随孙中山、黄兴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匡宜民参加了这个组织。之后，他以教育救国为宗旨，隐身乡间，希望造就一批经邦治国的人才。他坚持新的教学方法，反对闭门读书，主张结合课本内容，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并常以辛亥革命为例，积极传播爱国思想。
1915年6月的一天，匡宜民老师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讲台。他用泪眼望着同学们，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木立在讲台上。左权和同学们都不知道生了什么事，睁着一双双惊慌的眼睛……停了好一会儿，只见匡老师猛地背过身去，横了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大字，然后再也抑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原来，这年5月9日，日本以武力做后盾，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逼迫袁世凯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虽然是一个岛国，但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攫取了台湾，在日俄战争中又从俄国接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接着又吞并了朝鲜。日本统治者的最高国策，就是把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前进的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势力。
匡宜民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讲述卖国贼袁世凯策划当洪宪皇帝，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
他指着中国的版图，对学生们沉痛地说：“我国的国土好比一片桑叶，蚕子好比帝国主义，现在，蚕子们正从四面八方来吃桑叶。同学们，再不救中国，中国就要灭亡了！”匡老师说得声泪俱下，深深打动了孩子们的心。大家顿时沸腾起来，他们鼓着嘴巴，瞪大眼睛，握紧铁锤般的小拳头。
匡老师告诉大家：“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的滔天罪行，已经激起了全中国同胞的愤怒。长沙日商工厂和商店里的中国人集会、罢工，对群众宣传不买日货；上海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海外侨胞和中国留日学生向国内发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团结一致，抵抗侵略；菲律宾的华侨踊跃捐款，组织敢死队，准备回国对日作战；北京以南十几个县的农民，成千上万地起来了，进行抗捐抗租斗争……”
左权被匡老师慷慨激昂的讲演感动了，他站立起来向同学们号召：我们也应该组织敢死队！同学们呼应着，教室内充满了愤怒和呼喊，像密封的火药在燃烧。
匡老师见同学们积极响应，满怀激情地高声呐喊：“同学们，要让乡亲们也知道这个消息，全中国人民一起讨伐袁世凯，中国就有力量了。我赞成你们的爱国行动、如果全国同胞们都有你们的这种骨气，中国就不会灭亡。现在，同学们力所能及的是到村子里去讲演、宣传抗日。”
左权已是热血沸腾，当即用毛笔在自己的书夹板上写上了“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大字。放学了，仍激动不已的左权又用毛笔在白纸写下这几个大字，然后要人将它贴在自己的背上，飞也似的奔向村里。人多时，他索性停下来，向乡亲们解释为何要反对袁世凯实国的“二十一条”。后来，他又邀上同学左纪重等人在村里到处做宣传、并在墙上、树上、石坎上张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的标语。他还与同学们一起到黄猫岭、岩鹰底一带山村里去演讲，流着眼泪高唱《“五九”国耻歌》:
高丽国、琉球岛，
与台湾，地不小，
可怜都被日本并吞了！
民危急，国飘摇，
帝国列强又对我国提出灭亡条。
无公理，无人道。
好河山，将送掉。
同胞们呀，
快快起来把国保！
匡宜民老师和左权等学生们的宣传，在黄猫岭地区唤醒了群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这一地区迅速开展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
这一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帝制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掀起了高潮。素有反抗精神的醴陵人民，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年少的左权，也加入到这汹涌澎湃的斗争洪流中。他虽然仅有10岁，但是，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奠基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反对强权的爱憎分明的品格。
岁月如梭，左权渐渐长大了。他每天放学回家，还是与过去一样，拾柴、放牛、打猪草，抽空捕鱼，把捕来的鱼，让哥哥拿到镇上去卖。同时，还要分担家庭的田间劳动。过多的劳动，再加上当时小学的教学条件简陋，使得左权在这几年的学校学习生活多是时断时续的。尽管如此，至1919年夏天，14岁的左权还是读完了初等小学。秋天，他又顺利考进了醴陵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区联合高等小学校（简称“北联高小”)。在这里他和后来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宋时轮相识，他俩都是第八班同学。
当时，北联高小没有自己的校舍，便只好借用青安铺兰谊小学的部分房屋开办。1921年秋，兰谊小学要收回校舍，北联高小只好一分为二。北一、三、四区仍联合继续开办北联高小，并在斯陶坪新建校舍。在斯陶坪新校舍未建成之前，北一、三、四区联合高小临时在第三区唐家冲文昌阁办学。左权的家属于第三区，他在唐家冲文昌阁又读了一年，直到高小毕业。
青安铺和文昌阁，距左权家黄猫岭都有十多里路。左权每天早去晚归，中午吃自己带的饭，在寒冬季节只能吃冷饭。但他进入高小后更加勤奋，学习成绩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尤以语文和地理学得最好，常常得到老师的称赞。
左权很善于向别人学习。左权家对面的桃子坡上住着一位农民，名字叫李兆庆，精通珠算，左权虚心向他请教。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了加减乘除法，并运用自如。左权每天放学已经很晚，但他有时还要到八横田姑父李泊如家，请教一些作业上的难题。李泊如是老私塾先生，又是表兄李明灏的父亲，所以左权和表兄弟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有时争论的面红耳赤，再让李泊如老先生论断是非，李老先生总能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使左权茅塞顿开。
左权有时在吃过晚饭后，又步行四五里路去睦华村叔叔左铭三家请教问题。假期中，左权也常去那里复习功课。左铭三不但讲书中的学问，讲革命故事，还讲他在醴陵县城和长沙省城的所见所闻。在左权眼里，叔叔左铭三和姑父李泊如不仅都是饱学之士，而且都是正直之人。他们循循善诱地教他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对待人生，因而成为他少年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左权尊敬他们，更感激他们的谆谆教导。
来源：表里如一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