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书上，拉开大航海时代帷幕的是欧洲人的两大壮举：一是欧洲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到印度洋，开辟了通向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二是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美洲。这两大事件，让海上贸易进入了全球化的阶段。

在历史书上，拉开大航海时代帷幕的是欧洲人的两大壮举：一是欧洲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到印度洋，开辟了通向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二是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美洲。这两大事件，让海上贸易进入了全球化的阶段。

由于这两大事件的影响，欧洲一贯被认为是大航海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中心。

但也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同这一“欧洲中心论”。《白银资本》的作者弗兰克就认为，16世纪到19世纪，“整个世界秩序当时名副其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中国贸易”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中国在当时世界贸易的交往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其他国家需求的诸多商品中，第一位是太湖流域的优质湖丝，第二位是绸缎，第三位是棉布，接下来是瓷器、茶叶、各种各样的日用品。总体上讲，前几位的需求都跟丝织业有关，因此这种贸易又称为“丝银对流”——中国的丝货流出去，外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16~17世纪，东西方文明在受东亚季风影响的太平洋海域上，进行了一场持续近250年的试探与对话。中国，是这场“丝银对流”当仁不让的主角。

西班牙“新汉学”代表人物欧阳安（Manel Ollé Rodríguez）在其新作《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中，再现了16~17世纪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盛况，是一部颠覆欧洲中心论、恢复亚洲在早期全球化中主体性角色的全球史佳作。

《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

[西] 欧阳安 著

周萌 谢文侃 译

彼时的西班牙凭借哥伦布与麦哲伦的航海壮举，横渡大西洋，穿越南美洲，进入太平洋，最终抵达菲律宾群岛及中国东南沿海，可谓全球化早期欧洲国家的代表。但本书要讲述的，并不是欧洲人东来的故事，而是亚洲人如何用贸易、文化与政治影响力，塑造了早期全球化进程。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那些被历史遗忘的细节，并以中国、西班牙、东南亚三方的互动为核心，证明亚洲在全球化早期阶段中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贸易、文化、政治博弈的积极参与者，生动展现了亚洲国家的包容与冒险精神。

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格局将迎来新一轮变革。重温这段充满活力、碰撞与互鉴的交往史，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白银之潮涌向东方：

贸易纽带的意外锚定

16世纪初，西班牙人首次入侵东亚，为的是取代葡萄牙人控制摩鹿加群岛的香料市场。但是1565年以后，当在菲律宾群岛定居时，他们却没发现任何珍贵作物。没有任何一丝胡椒、丁香或肉豆蔻的踪迹，唯一能够找到的是肉桂。

很快，地平线上浮现出东方黄金国的神话，它融合了亚述神话和《圣经》故事中的东方岛屿俄斐和他施，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的“黄金岛”（即克律塞岛）与“白银岛”（即阿尔古瑞岛）。

1571年，西班牙人到达马尼拉不久，便发现了一个小型华人社区，说明有一些来自福建的船只抵达这里。这些船每年顺着4月的季风，组成小型中式帆船或舢板船船队驶进马尼拉，在南中国海上勾勒出一条连接福建、婆罗洲和菲律宾不同岛屿的环形航线。

今日的马尼拉

从1571年到1581年的10年时间里，马尼拉和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贸易呈指数级增长。居住在马尼拉的华人被称为“生理人”，从1581年起，他们被单独安置在一个封闭的商业区之中，根据马尼拉主教多明戈·德·萨拉萨尔（Domingo de Salazar）于1583年的记载，这个地方被称为“生理人的八连”。

当时还开通了历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跨洋贸易航线——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它连接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中国的中式帆船和舢板船前往马尼拉出售他们的丝绸、香料、瓷器和各种手工艺品，实际上是为了换取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墨西哥白银。

在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帆船满载着墨西哥白银，穿过太平洋，驶向马尼拉。墨西哥的“拖斯通”和“八里亚尔”银圆在中国成了通用货币，其背面打上了印戳并刻有汉字。

伴随着商业往来的热潮，马尼拉很快成了一个人口众多、人员混杂、繁荣兴旺、文化多元的城市。人数很少的西班牙精英，控制着人口占比最多的华人。

17世纪，华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共生共处带来了丰厚利润，却难免存在不信任、紧张关系和频繁冲突，并伴随着接连发生的华人起义。这些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导致数万名华人死亡。尽管如此，由于商业利润巨大，每次大屠杀过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又有来自福建的中式帆船和舢板船顺着季风回到马尼拉。贸易和移民过程重新开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华人区也再次变得热闹非凡。

触发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中西贸易交汇点很可能没有经过马尼拉，而是直接发生在中国福建沿海。

中国人可以不受阻碍地顺着季风来到马尼拉，把福建和吕宋岛之间有着几百年历史且行人稀少的区域性海上贸易航线，变成跨太平洋贸易链的第一个环节。福建和吕宋沿海之间每年平均有几十艘中式帆船为马尼拉城及其防御系统运送人员、白银、陶瓷、丝绸和香料，传播知识并供应日常物资，所有这些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

更流簿，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中国对任何未按朝贡规定进口的海外物品都无比轻视，加上亚洲的卡斯蒂利亚征服者态度傲慢，若对方不肯投降或皈依天主教，则无法与之建立任何关系，这对外交关系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由于中西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马尼拉和中国沿海之间的贸易关系最终以一种非官方、不合法且时常动荡不安的方式开始、发展并巩固。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所坚持的限制或允许自由贸易的政策都对环境变化产生了影响。明朝倾覆之前的动乱，以及随后清王朝取而代之，包括一部分福建海上联盟长达几十年的反清活动都影响着马尼拉中西关系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主导地位（并非指中央王朝，而是指南部沿海的航海者和中国商人）非但不是被动的，反而是主动的、变革性的，它能够将西班牙的殖民模式部分地亚洲化。这并不像殖民路线本身那样，仅限于供应原材料。华人带来了加工好的商品，这需要在技术、组织和商业等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发展水平。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可靠的例子，体现了当地社区的代理能力和全球影响力。

西班牙人来到亚洲既不是为了出售白银，也不是为了开辟大帆船航线。他们冒险进入太平洋是为了与葡萄牙人竞争，寻找香料以及那并不存在的“金银岛”，事实上对中国在商业层面的意义一无所知，最终却依赖于生理人中式帆船单方面产生的丰厚利润。

在1593年颁布的规范大帆船贸易的法令中，西班牙君主国确立了这种对华贸易模式，这是一种非本地化的单纯接受模式：“我们命令，任何人不得在中国境内的省份或地区进行交易或签订合同。菲律宾商人也不能将那个国家的商品带到岛上，而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费用和风险把货物运来。”

福建帆影下的主动力：

中国商人与大帆船贸易

隆庆皇帝统治时期（1567—1572），福建省获得特许，部分开放海外贸易，每年规定一定数量的商引（即许可证）和额度。从1567年开始，在严格的管控和征税制度下，每年大约允许50艘中式帆船和舢板船离开漳州月港（从那时起称为“海澄”），前往东西洋不同港口：马六甲、婆罗洲、马尼拉、柔佛、占婆……日本港口被明确排除在外。武器、铁、硫或铜的贩运也不被该标准体系所允许。

到1575年，被发放商引的船只数量已经翻倍，达到了100艘船，其中大部分前往马尼拉，但还有更多船只非法进入福建、浙江和广东的海湾和港口，躲避官方监管和征税。这种新的放任并不是由于明朝政府对海上贸易的观念有所转变，而是仅仅因为他们承认不可能控制这种活动，也由于闽南地区豪强势力施加的巨大压力。

榜葛刺国王两次派使臣来中囯贡献麒麟（长颈鹿），《榜葛刺进麒麟图》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

西班牙人统治下的马尼拉是获得商引数量最多的合法航行目的地。1589年共有 44艘船获准前往东洋航路，去马尼拉的就占了16艘。其余船只被分配前往另外 2个地方，实际上到达每个目的地的船不超过2艘。

1567年，福建海外交通得以合法化，明显对财政收入产生了影响。从海澄出发前往东西洋的船只需要以白银向海外贸易的监管机构缴纳各种税款。首先有按船只载重量和吨位征收的税款，名曰“水饷”；其次有根据货物数额征收的税款，被称为“陆饷”。

在推行这套税收体系的同时，明朝政府还引进了一种特殊计税方式，对输入的白银征税，这为沿海地区的国库带来了巨大收益。从马尼拉出发、满载白银抵达福建的船只必须为此缴纳150两的特别税款，从1590年开始，这一金额减少到120 两。

通过这项税收，可以大概推算出月港巨额贸易的总金额。由此推算出，到16世纪末，其贸易额已高达200万两。尽管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福建海外贸易的实际金额要高得多。

中国对白银的强烈渴求是有原因的。

14世纪上半叶，中国早期纸币系统陷入了危机，这一制度于11世纪的宋代开始推行，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与纸、火药、罗盘和科举制度并称为中国的“发明”。强制使用纸币最终刺激了白银在国内黑市的出现，并大规模影响到亚洲内陆和沿海地区，那里的贸易伙伴需要白银，它是唯一可以交易的货币。

南宋隆庆府公用银五十两银铤，浙江省博物馆

明朝建立后最初几十年间，曾一度尝试恢复之前的货币制度，但将其转向一种双轨制，大额交易用纸币，小额交易则用铜钱。然而，人们在15世纪开始大量使用日本白银取代纸币，因为白银具备有形、实际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面值。白银在使用时以重量计价，被称为sycee，这个词来源于“细丝”一词的粤语发音，暗指白银的质地。“细丝”最常见的形态就是被人们称为“元宝”的银锭。

16世纪末最后几十年，明朝最终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除小额交易仍使用铜钱以外，白银成了所有领域中按重计值的货币。恰好在16世纪80年代，明朝通过推行“一条鞭法”，将不同类型的赋税统一成一种税收，以白银支付。

17世纪初，明朝成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市场，一个吸纳大量白银的阀口，它在菲律宾群岛找到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投射平台，通过马尼拉大帆船制造了一个持久的、前所未有的纽带。

刺激白银贸易的另一个因素，是金银两种金属在两地的汇率差带来的利润。

17 世纪初，中国沿海地区的金银兑换汇率在 1∶5.5 到 1∶7 之间。同一时期，西班牙的金银汇率则是在 1∶12.5 和 1∶14 之间波动。

简而言之，在中国，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值是在西班牙的2倍。或者，更清楚地说，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几乎等同于黄金。由于中国对白银有着巨大需求，西班牙人能够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用白银购买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生产的瓷器、丝绸以及各类奢侈品，然后把这些商品销往美洲和欧洲，利润率高达300%。

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金银汇率差最终在1640年逐渐消失，这导致利润不如从前，但并不意味着白银流通就此停止，一个繁荣且利润丰厚的市场已然被激活。

大帆船体系将马尼拉塑造成了一个贸易转口港，一个世界性的、汇聚多元文化的亚洲城市。同时，它还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贸易全球化道路，白银就是其中的主角。在这个过程中，连接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三大商圈首次相互连通，亚洲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原材料供应者的角色。

16世纪70年代开始，阿卡普尔科大帆船把马尼拉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吸阀，将亚洲的丝绸、瓷器以及各种奢侈品吸入其中，同时也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分流泵，将黄金，特别是美洲白银，在亚洲市场进行分配。

16世纪，中国的国内市场复杂且繁荣，几乎可以自给自足，手工业和农业高度发达，有专业化产区从事产品加工并将其销往国内的各个角落。除了礼部监管下涵盖朝鲜、越南等附近邻国使团的所谓朝贡体系外，中国还有一个私人海上贸易网络。这个网络的一部分为官方所管控，并且被官方征收赋税，来自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货物通过该网络输入中国。在16世纪末，这个网络正处于全面扩张的状态。

传教士的多重使命：

福音、知识与外交的桥梁

在16~17世纪，为了在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环境里开辟道路，耶稣会传教士选择学习中国文人的语言。他们研习中国经典著作，探究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知识谱系，穿戴他们的服饰和冠帽，同时还在中西方的修辞方式、观念体系和指代事物等方面建立了互通桥梁，帮助中国人理解与接受天主教教义。

在这种文化适配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所谓“传教适应策略”的开启。该策略主张在宗教层面寻求一种融合，同时维持皈依对象的礼仪、信仰和道德体系、话语风格和基督教自身的相关参照。这一策略在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写给埃塞俄比亚和东印度群岛的耶稣会士的信中已初现端倪，信中要求他们适应传教目的地当地的习俗。

早在16世纪中叶方济各·沙勿略的时代，适应策略在日本便已成形并结出硕果，几十年后，随着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将这一模式引入中国，该策略才最终走向成熟。儒家思想、祖先崇拜，以及皇家祭祀天地等都是中国礼仪和信仰集合的组成部分。传教士需要做的则是迎合这一价值体系，认定该体系与天主教相容，与基督教教义的核心理念并不矛盾。

近代天主教传教士往往在不同角色中切换：福音传播者、跨文化交流者和外交使节，而且这些角色和功能往往相互交织，融于一体。

首先，布道和传播基督教这一宗教功能自然是最明显和最核心的。

其次，其作为文化媒介和知识生产者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受益于传教士的叙述，遥远的大陆、陆地上的人民和神秘的文明进入了欧洲文人阶层的对话，由此打开了比较主义、相对主义的大门。

再次，来源于欧洲的知识、美学标准、观念和信仰也被引入中国。当传教士在东亚长期居住，与当地人持续接触后，其产出就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神学和教理层面，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中西方之间双向传播科学和人文知识、观念、虚构、故事、描述和感知，从而创造文化媒介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翻译、历史记述、地理描述或民族志的传播发挥了突出作用。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传教士的外交功能。在书信外交和无固定使节的时代，在各帝国与民族之间没有使馆或驻外大使的时代，这一职能并非次要、临时或偶然的，而是长期且非常重要的。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1596年10月25日，耶稣会士庞迪我在环绕非洲大陆和印度洋西海岸航行、克服了充满不确定性的7个月旅程和 4万公里航程后，抵达了位于印度次大陆东海岸的葡属印度首府果阿。

根据他后来在《七克》（De Septem Victoriis，1614）中的描述，他利用在果阿停留的几个月时间，开始研究佛教教义与实践，并找到了系统批判该宗教的依据，多年后，他在用中文撰写的护教学著作中进一步开展了这一批判。

几个月后，庞迪我从果阿登船前往澳门，与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一起乘船穿越印度洋和南海，度过了3个月的旅程范礼安负责适应策略在中国和日本的推广。其目的是将基督教教义和礼仪融入基于儒家思想的亚洲知识精英的文化准则和社会实践中。

庞迪我进入中国时穿着“中国人的服饰”，却因没有留“胡须和头发”而感到羞愧，因而“没有完全入乡随俗”。

此外，在明代的中国，他那双蓝眼睛也很难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就这样，两位神父于1599年11月1日开始了长达 4个月的旅行。4个月后，他们抵达南京，并在那里与利玛窦会面。在中国，迭戈·德·潘多哈取中文名“庞迪我”，字顺阳。

对于外国人以非官方渠道进入北部的首都，明朝政府一贯持抵触态度。1592 年开始的万历朝鲜战争使中国和日本进入敌对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明朝对外国人的抵触和戒备。

利玛窦和徐光启

然而几个月后，利玛窦和庞迪我还是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入京机会。这要归功于他们与南科给事祝石林的友谊。

利玛窦曾赠予祝石林一件珍贵的玻璃三棱镜，正是这段友谊的见证。祝石林为利玛窦一行准备了通行证，撰写了上呈明朝皇帝的推荐信，同时还为传教士们提供了一支由6艘船组成的船队，从而让他们能通过大运河走水路前往。利玛窦、庞迪我和皈依天主教的广东籍青年钟鸣仁（葡萄牙语教名塞巴斯蒂昂·费尔南德斯）一起踏上了北上进京之旅。在被一位负责税收的宦官阻拦了几个月并被暂时没收了一部分要送给皇帝的礼物之后，这3位耶稣会拓荒者终于在1601年1月抵达了北京。

在中国外，庞迪我最为人熟知的一面是他对有关“天朝”的消息和认知的传播，这满足了欧洲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对中国以及对耶稣会在华传教工作的好奇心。

庞迪我关于明朝的描述更新、细化和补充了16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书写的中国印象，这些印象被汇总在奥斯定会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

结语

回顾四百年前季风吹拂下的“丝银对流”，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条繁荣的贸易航线，更是一幅东西方文明在太平洋海域相遇、碰撞、交融的宏大图景。

今天，当中国与西班牙庆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并携手规划未来合作蓝图之际，这段跨越四个世纪的交往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镜鉴。它提醒我们，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在推荐《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时所言，这段历史“为今天的全球化提供了文明互鉴的宝贵历史经验”。

季风依旧，帆影常新，中西交往的故事，正续写着动人的新篇。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