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观点认为，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的“征服王朝论”，存在着“妄图将古典意义上的中国局限于汉地十八省，割裂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紧密关系”以及“鼓励边疆民族从域外文明中寻找新的认同，最终达到拆解分裂中华民族”之嫌。

有观点认为，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的“征服王朝论”，存在着“妄图将古典意义上的中国局限于汉地十八省，割裂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紧密关系”以及“鼓励边疆民族从域外文明中寻找新的认同，最终达到拆解分裂中华民族”之嫌。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征服王朝论”？这里观点的理论源头是什么？后续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观点？它真的存在“拆解和分裂中华民族”之嫌吗？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长城

“征服王朝”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德裔学者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1896—1988）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提出来的。在该书中，他将“帝制中国史”（前221—1912）划分为两个类型。

魏特夫（1896—1988），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渗透王朝”与“征服王朝”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建立于10世纪之前，以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为代表的所有“非汉”政权，被统称为“渗透王朝”。

“渗透”一词，有着“非汉民族渗透到汉族中并趋于消失”的内涵。基于巩固国家统治的需要，这些“非汉”王朝的统治阶层往往会采取较为彻底的“汉化”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建立者所属的民族人众逐渐忘却或牺牲了本民族的族群特征，最终融合到了汉族当中。

以契丹崛起（907）为时间节点，在这之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非汉”王朝，被统一称之为“征服王朝”。

其中，以辽、元为主的亚型（为草原游牧民族所征服），在文化上属于“抵制的亚型”；以金朝为主的亚型（为北方农业民族所征服），在文化上属于“让步的亚型”；至于清朝，可以视为是一个“过渡性王朝”。

辽金与两宋地图

与“渗透王朝”主动选择“全盘汉化”截然不同，“征服王朝”在对中原文化的接受上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性。

比如在政治组织层面，“征服王朝”固然会主动采纳一些中原王朝的规章制度，但也会掺入一些原先政权的制度因子。当然，在不同的“征服王朝”中，两种政治资源的优先级存在着一定差异。

魏特夫进一步指出，“征服王朝”在吸纳中原文化先进养分的同时，依然具备着“拒绝汉化”的张力，有时“反汉化”的趋势甚至会占据上风。为此，他特别引进了人类学中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予以说明：

所谓涵化，就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这种文化保留了某些原来的成分，而另一些成分则以新的面貌出现或完全消失。

一言概之，这一理论认为，鉴于“征服王朝”的统治民族在数量上与汉族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统治阶层一直对汉人族群有着非常强的防范心理，其种族本位主义意识和表现远比“渗透王朝”显著和深刻得多。

清朝的满城分布图

有学者认为，魏特夫提出的“征服王朝”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并继承白鸟库吉（1865—1942）提出的“南北二元对立论”。

1）谁赢得了“南北对抗”？

白鸟库吉将长城视为中国的 “南北分界线”，长城之南是“拥有高度文明的、主要从事农业”的汉民族定居民；长城之北是“武力强悍的、野蛮的”游牧民族。

在他看来，北方的游牧民大多 “居无定所，食肉饮酒，骑马争斗，身体彪悍，擅长战争，不怕牺牲”。

展开来说，“如果人类的性格可以用文武二字概括的话，戎狄属于武士，是不懂人情世故，只有武力的生硬武士。当然，他们虽然以武力见长，但是没有文化，所以本质上是野蛮的民族”。

作为对比，长城以南的汉民族是“有文化的种族”。

一方面，“汉族从远古就开始拥有比较发达的文物，在周围都是野蛮人居住的情形下，汉民族的文明就如同沙漠里的绿洲，万绿丛中一点红”；但另一方面，“目前还没有确定中国的文明是汉民族发明的，还是从其他国家传来的”。

一言概之，中国历史正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汉民族之间的长时间的争斗与对抗当中，不断推进并延续着。

“五胡乱华”与东晋开发江南

白鸟库吉进一步指出，截至安史之乱爆发（755）以前，除了在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军事优势之外，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暗中进攻、被动防守”的地位。

只不过，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开启了“新一轮的分裂和入侵”，也使得“汉民族的运势开始逐渐衰败了”。唐朝灭亡之后，契丹、女真相继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大部，中国又一次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至于完成“大一统”的王朝，更是由“夷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然汉民族一时反抗建立明朝，但后来又被通古斯种的满洲人彻底吞并，后者建立了清朝”。最终，“北方战胜了南方，野蛮民族战胜了文化民族”。

出巡的康熙

2）“南北对抗”的恶果

值得一提的是，白鸟库吉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中国今天的种种不幸，如国家的衰败、民族的颓废等，都是北方野蛮民族战胜南方文化民族带来的恶果”。

简单地说，“野蛮的北方游牧民族在击败并统治文化更为发达的汉民族的时期，通常会遗留下种种物质的、精神的弊害”。

典型的例子，就是保守主义思潮的泛滥与妄自尊大性格的养成。

通常，北方游牧民族的胜利，不仅没有让“南方的汉民族退回到野蛮社会”，还让“游牧民族逐渐被同化（汉化）”。

原因很简单，“南方汉民族在文化层面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不过话说回来，在“汉民族同化游牧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前者也“逐渐滋生了保守固陋的思想倾向”。

明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臣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此，白鸟库吉如是分析道：

在“南北对抗”的历史进程中，“出于自保的需要，汉民族会变得日趋保守。一般情况下，游牧民族的侵犯愈猛烈，这种保守倾向也会变得越强烈”。再加上儒家思想中“道德”观念的影响，最终直接“导致了中国人保守主义的形成”。

对此，白鸟库吉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个民族之所以没有丢失固有的文物，多亏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对于汉族文化而言，真可谓是金城壁垒。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汉民族更善于保存自己的古代文物，他们就是一个个活着的木乃伊。

古代中国的科举

对于汉民族普遍存在的“妄自尊大”的性格癖病，白鸟库吉将之归咎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背景下的“游牧民族被汉化”的情况的频繁出现。

一方面，“中国是亚洲唯一的文明国，周围的民族都要接受中国的训导”；另一方面，“即便有外来民族闯入，也会很快被汉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民族丢失了谦虚的美德，逐渐形成了妄自尊大的性格，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

比如中原王朝在给其他“非汉”民族所起的名称中，大多带有犬字旁或虫字旁；官方将与外国人的经贸往来称为“入贡”，并将入贡国的酋长或君主称为“蕃臣”。

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除此之外，“南北对抗”还引发了汉民族“爱国心的消减、民族颓废、发展落后、文化发展停滞”等一系列“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弊害”。

以上种种，被白鸟库吉统一视为“汉民族患有的戎狄病”所滋生的“病发症”。

最后，他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屡屡遭受外国人的侵略。可即便如此，中国人依然保持着固陋的习惯，并拒绝学习西洋的文明制度。究其原因，就是保守主义的惰性所致的。中国的衰败，都是由于具有独尊主义和保守主义，不采用西洋文明的结果。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3）当“南北对抗”遇到“军国主义”

师从内藤湖南（1866—1934），后来加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清史学者稻叶岩吉（1876—1940），先后在1914年和1915年出版发行了《清朝全史》与《满洲发达史》等两本著述。

他不仅在书中以“满洲”来指代“东北”，还将“中国”的疆域压缩至“汉地十八省”，用“中国人”来指代“居于山海关内的汉人”，同时将东北汉人视为“外来移民”。

他甚至在书中赤裸裸地表示，“中国人之于满洲，即使能占有其土地，其范围亦只限于辽河流域之一角，于其处设一边郡而止”。

除此之外，他在书中相继提出了“满蒙不可分离”、“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等理论，甚至认为日本“经营”东北的举措“对于中国人之幸福，并无所杀减；缘彼等幸福之根本，具包容于吾人支配建设之基础中”。

《满洲发达史》内页

1944年，秉承日本军部的意图，以三上次男、宫崎市定等为首的一大批日本学者集体编写了一本多达百万字的论文集《异民族统治中国史》。

该书不仅宣称辽朝为“二元制国家”，还宣称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异民族征服王朝”。

在全书总论中，该书如是写道：

东亚历史（鸦片战争以前）的一般形势，就是南北抗争史，也就是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的对立抗争史，这是从前白鸟库吉博士所主张的说法。

宫崎市定与《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内页

所谓南方民族，系自称为中华、从事农耕的中国民族；北方民族是概括住在中国北部边疆一带的各民族的总称，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东夷、北狄和西戎。

其中，东夷是指居住在满洲森林地带周围的通古斯与东胡民族；北狄多半是指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即古代的突厥族及其以后的蒙古民族；西戎是指畜牧半农耕的西藏民族。

这些北方民族征服南方民族之后，在中国的中原树立了政权，这种政权当然就是所谓异民族王朝。其中，北魏与元朝属于以游牧为业的蒙古民族；契丹也是游牧为业，属于东胡民族；金、清属于满洲通古斯民族，以狩猎和半农耕为业。

4）好友拉铁摩尔的“补充”

需要指出的是，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还充分吸取了好友拉铁摩尔的研究成果。对此，他曾在书中指出，“拉铁摩尔提供了他通过多年的广泛旅行和研究而获得的关于中国边疆社会和历史的独一无二的知识”。

拉铁摩尔（1900—1989）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1939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就是其代表作之一。

1941年2月重庆（从左至右）陈纳德、拉铁摩尔与蒋介石在蒋家聊天

在论及“起源于长城以外的王朝”时，拉铁摩尔认为，“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程度”。简单地说：

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

匈奴在雄踞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辽朝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另外，金朝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

实际上，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蒙古草原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接受了金朝的册封。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

《满文实录》中还原萨尔浒之战的“诸王破康应乾营战图”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书中提出了“农耕—游牧之间互动”的“内陆亚洲”模式，得出了“游牧文明受农耕文明制约”的观点。展开来说：

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以及草原社会的特质，使它们不可能混合成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有集权又有分散的社会。

两种社会既不能完全分离，也不能吸纳或永远控制任何一方。因此，从西汉到19世纪中叶的两千年来，亚洲内陆与中国的相关历史可以用两个循环来说明。这两种循环在形式上互有差异，在历史过程中却相互影响，这就是草原部落的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以及中国朝代的建立与衰亡的循环。

“俺答封贡”主题绘作

江上波夫（1906—2002），日本历史考古学家、北方游牧民族史学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智大学教授。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江上波夫就发表了《日本民族的起源》一文，提出了“日本国家的起源，在于东北亚骑马民族对日本的征服”的观点，即“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论”。到了50年代，他又提出了“日本皇室骑马民族起源说”。

1967年，由他主编的《骑马民族国家》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从1984年起，多卷本的《江上波夫著作集》陆续出版。

江上波夫

1）什么是“骑马民族”？

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生活在草原地带，以传统畜牧业为生的游牧民。代表有西方的斯基泰、闪米特，东方的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

当游牧生活难以为继时，他们会“利用骑马，进行军事活动”。不过，鉴于农耕地区不便游牧的实际情况，他们基本上不会留在当地建立“征服王朝”。

中世纪手抄本上的蒙古入侵匈牙利

另一类是生活在山林地带，由狩猎民族演变而来的骑马民族。代表有高句丽、女真（满洲）以及西方的诺曼等部族。

他们的生活方式，存在着“半农耕、半畜牧”或“半农耕、半渔猎”或“畜牧、农耕、渔猎三者兼而有之”等多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多元特质”。

当然，两种类型的“骑马民族”在进驻农耕区之后，无论自身有无“农耕经验 ”，都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是“凌驾于农耕民族之上行事”——要么在大肆掠夺财物后“一走了之”，要么令其“供养自己的生活”。

电影《柳如是》中进入南京的清军

2）“骑马民族”的几个特质

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社会形态与农耕民族完全不同。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骑马民族”是个更务实的“利益共同体”。

居住在城市或乡村的定居民，通常都会“死死地依附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使得人与土地被结合为了一体；反观“骑马民族”，因为要四处劫掠，故而没有土地的牵绊，故而社会形态更像一个“纯粹的人的社会”。

在这个“人的社会”内部，利益是维系稳定的纽带。故而“骑马民族”在出征劫掠之前，首领通常会提前将所有人集合起来，并规划好利益的分配方式。一旦出现诸如“没有取得预期收益”或“分配不均”等情况，这个部族大概率会迅速崩盘。

细密画中的成吉思汗

其次，普遍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因为这种“以人为本”的特性，使得“骑马民族”的社会内部，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简单地说，首领大多数是由选举产生的，“任期”也是有一定年限的；如果首领不称职，就要面临“被罢免”的风险。当然，在完成某一既定目标的进程中，大家必须忠于首领，恪守职责，决不能出现“三心二意”的情况。

另外，“骑马社会”内部的阶级差别，存在着一定的“可变性质”。比如作战勇猛或才华出众的普通人甚至是奴隶，完全有机会担任高级官员或将领；如果首领能力欠佳或遭遇到惨痛的失败，也极有可能沦为普通人甚至是奴隶。

多伦会盟，使得漠北蒙古正式“归顺”了清朝

3）“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的几个特质

江上波夫认为，在“征服王朝”，“征服者”只是个“被雇来的老妈子”，“当地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因此，基于统治稳固的考虑，统治阶层所展现出的姿态以及颁布的法律制度，相对而言“更具人性化”。

简单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更注重对先进文化的主动学习和吸收。

在“骑马民族”建立“征服王朝”的初期，意识到自身文化水平比较有限的统治者们，通常都会想方设法地搜罗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一个“为自己出谋划策”的文化阶层。

长时间的耳濡目染，让“征服王朝”的继任者们的文化水平，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以历史上的蒙古帝国为例，“成吉思汗的文化知识水平比较有限，但他的孙子忽必烈不仅知书通文，还创造出了显赫的文化”。

忽必烈在元大都

其次，会推行更宽容的宗教与法律政策。

众所周知，蒙古帝国一直实行着“宗教宽容”的政策。比如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就曾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指出：

成吉思汗是一个没有宗教偏见之人，他一面以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其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信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教的。

除此之外，蒙古帝国推行的法律似乎“更尊重人权”。比如“帝国对罪犯判处死刑时，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法庭，经过不同的法官审理三次，均定其为死罪者方可处死”。

用发展的眼光看，蒙古帝国的上述举措是非常合理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能和境内的所有民族友好相处，统治者就站不住脚”。换言之，“当这套办法推行不下去时，统治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崩离析。

《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中的成吉思汗形象

4）为什么可以做到“快速征服”？

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是可以做到“迅猛推进”。比如在长子西征时期，蒙古军队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抵达了欧洲境内。不过话说回来，当他们的大军进入城镇水平比较发达的农耕区时，征服通常不会那么顺利。

于是，“骑马民族”通常会采取“分而击之，化敌为友”的政治策略，将一些“被征服者”纳为“统战对象”之后继续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入第三代征服王朝时，统治范围就已经相当可观了”。

谈到这一问题时，江上波夫重点谈到了认真汲取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年—公元前612年）灭亡教训古波斯统治者。

比如居鲁士大帝（前600年—前530年）在征服了吕底亚帝国后，给予了末代君主克洛伊索斯一定的优待；在征服了新巴比伦之后，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宣布，自己不仅要“修复这里被毁掉的神殿”，还要主动“释放被囚禁的人”并推行“减税”政策，同时严格要求军队不许扰民，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其称之为是一个文明的征服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文明的崇拜者”。

帕萨尔加德的石碑上刻有象征居鲁士大帝的守护神雕像

居鲁士大帝所推行的“地方宽容政策”，被他的后继者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了下来。以他的孙子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50年—公元前486年）为例：

在政治层面，在保证被征服地区的臣民们务必“承认波斯皇帝权威”的前提下，中央给予了当地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即“大一统，小自治”。

在法律层面，尽管帝国强化了“国王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的传统，但允许各自治地方不同法律传统的存在。比如古埃及的法律没有明显变化，古巴比伦依然保留这《汉谟拉比法典》中的核心内容；

在宗教层面，大流士一世尽管是个“坚定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信徒”，但他“并没有去做宗教迫害之类的蠢事，使得各地区的神祇仍安详地在各自的地盘上传播自己的福音”。

鉴于此，江上波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若波斯能再聪明一点，避免同希腊进行那场不应有的战争，而且不请进亚历山大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再延续很久的时间”。

大流士一世雕像

5）满洲的“征服之道”

江上波夫认为，“满洲能够入主中原”，主要得益于两点，即“骑马民族”技高一筹的军事实力与“分而击之，化敌为友”的政治策略。

当然，政治策略远比武力征服重要得多。原因很简单，“骑马民族”的单兵作战能力固然很强，但如果让他们总是去“以寡敌众”，攻打敌方的全体，是不可能取得全面胜利的。

清廷所采取的“分而击之，化敌为友”的政治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清军入关之后，第一时间就将北方的汉族官僚和豪绅阶级给“统战”了过来，不仅继续让他们任职，还保障他们的利益安全。因为在满洲统治者们看来，“自己有军事和外交权就够了，政治和经济还像以前一样继续由你们去搞”。

投靠清朝的山东籍文臣武将

其次，清军入关之后，推行了力度颇大的“减税政策”。 比如《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南下告示》中就写道：

自顺治元年（1644）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凡幼未成丁、老残未豁者悉与豁免”。如此“力度空前”的减税政策，迅速得到了北方百姓的广泛支持。

第三，清廷以非常低的成本，“统战”了北方的蒙古诸部。

众所周知，从秦朝开始，中原王朝一直非常忌惮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历代中原王朝耗费在戍边的开支，都是非常惊人的。

但清朝的统治阶层，依靠和亲与征服“双管齐下”的方式，将蒙古诸部牢牢地统战到了自己的这一边，使得“万里长城成为了虚设”。

“满蒙联姻”主题绘作

鉴于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差异性，因此一直不被中国主流学界的认可。

作为对比，这一理论在海外中国史研究尤其是日本中国史研究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1）田村实造的“北亚世界论”

田村实造（1904—1999），1929年毕业于京都帝大历史系，“北亚历史世界论”创立者，在上世纪30年代参与了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东北与内蒙地区的考察调研活动。

1940年升任副教授，1947年升任教授与文学部长等职务，1954年荣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68年正式退休，著有《明代满蒙史研究》《最后东亚之社会》《大蒙古帝国》等作品。

田村实造（1904—1999）

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亚历史世界的形成》一文中指出：

契丹民族，是10世纪起在华北、东北和蒙古地区建立征服王朝——辽国约200年之久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北亚史的发展上扮演了极为主要的角色，在东北亚史上开创了第一个征服王朝。

1964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征服王朝的研究》上册正式出版发行，其中就收录了《北亚历史世界的形成》一文。1971年和1985年，该书的中册与下册相继问世。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田村实造坚持认为，“契丹民族在北亚史的发展上扮演了极为主要的角色，辽朝在东北亚史上开创了第一个征服王朝”，但对魏特夫一直强调的“辽与元类似”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他看来，在文化上和社会层面，契丹人与汉人具有伴生关系。因此，“辽朝是契丹人与汉人共存的二元性社会”。反观元朝，是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共存的多元性社会，至于统治阶层“根本没有把汉人放在眼里”。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异样”的面孔

总而言之，“北亚世界论”有两个核心要点。

其一，“征服王朝”源自北亚世界，兼具农耕和游牧的二元结构社会特性；一旦失去二元特性后，统治就会难以维持；其二，“应该将崛起于中国北方的“非汉”的征服王朝，统统视为中国（中原王朝）史之外的独立的北亚史的一环。”

2）《剑桥中国史》中的解释

进入90年代以后，欧美学界对于“征服王朝论”的观点，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在出版于1994年，涵盖了辽、西夏、金以及元朝历史的《剑桥中国史》第六卷中，主编傅海波和杜希德总结了上述朝代拥有的共同特征：

《剑桥中国史》第六卷中文版封面

该书进一步指出：

对于周期性的中国历史来说，按照王朝划分的模式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标准。不过确实存在某种例外，比如征服王朝，其中每一个王朝所进行的统治，都同时代表了一个外族征服时期，金朝（1115—1234）就是这些王朝中的一个。

当然，该书也一再提醒读者，“将这些由北人建立的国家视为与定居汉人建立的稳定帝国完全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建立这些国家的民族，从任何意义上讲也不是完全的游牧民族”。

由此可见，西方学界对于“征服王朝”的认识还是比较理性的。

“天可汗”李世民主题绘作

坦诚说，无论是魏特夫提出的“征服王朝论”，还是白鸟库吉的“南北二元对立论”以及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论”等观点，不仅都在强调南北差异、汉族与非汉族的差异和对立，而且对汉族对“非汉”民族的影响力持保留或否定态度。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近代日本学者提出的一系列观点，都有肢解和分裂中国之嫌。

但我们也犯不上就此认为，凡是提出或认可“征服王朝”理论的学者都可能存在“反华倾向”或“分裂中国的阴谋”。比如江上波夫曾在1995年10月获得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的“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

1989年，中日联合中国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成立，苏秉琦（中）任会长，江上波夫（左）任副会长

当然，更值得一说的无疑是拉铁摩尔。他不仅对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表达了激烈反对的态度，还对我党施行的民族团结政策给予了高度赞赏，并坚定认为，“在我党的领导下，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对于拉铁摩尔的学术追求，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如是评价道：

对于在清朝、民国政府与饱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他站在了少数民族一边；在蒙古僧俗上层和被他们欺压的蒙古大众之间，他站在了普通平民一边；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与遭遇其侵辱的中国之间，他站在中国一边。因此，他更有理由被看成是中国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1972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拉铁摩尔

更何况，以“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为代表的一些理论，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学界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本身也存在很多可取之处。基于开拓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等层面看，没必要予以简单地回避和否定。

当然，以上种种，也使得我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研究截然不同，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