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长篇非虚构新作：当青春遭遇“脏的时候”，请保持记忆的诚与真

摘要：今年开年第一期，《花城》杂志在“中国叙事”栏目重磅推出陈建功长篇非虚构作品《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该杂志编辑王梦迪撰文表示，记忆之书。这部带有时代气息和鲜活经验的“记忆之书”，以其朴素真挚的情感，和对于笔下人物的谦卑与热情，再次向我们证明了，在文学叙事中，诚

编辑手记

今年开年第一期，《花城》杂志在“中国叙事”栏目重磅推出陈建功长篇非虚构作品《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该杂志编辑王梦迪撰文表示，记忆之书。这部带有时代气息和鲜活经验的“记忆之书”，以其朴素真挚的情感，和对于笔下人物的谦卑与热情，再次向我们证明了，在文学叙事中，诚与真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时代叙事的诚与真

文 / 王梦迪

《花城》内页插画/郑梓程

今年开年第一期，《花城》杂志在“中国叙事”栏目重磅推出陈建功长篇非虚构作品《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配合评论家张燕玲的评论文章《谁解这嬉笑下的悲欣》共同发布。这部作品以作者从18岁到28岁（1968-1978）这十年矿工生活为主线，以自嘲反讽的笔调，诉说了个人的时代际遇、心路历程、青春喟叹、文学起步……作品上半部分在《北京文学》2024年第6期发表，此次《花城》推出其下半部，主要书写作者在1973年在木城涧煤矿工作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进入北大中文系求学期间的经历。

回望往昔岁月，建功老师书写了一段段幽默与荒诞并存，极具时代特色的回忆和一个个生动有趣的人物，交织着对自身创作历程的讲述，构成了一部丰富立体、真实动人的记忆之书。

1970年，陈建功（左六）和窑哥们儿在木城涧煤矿井口

在矿工生涯中，作者结识了不同身份、经历迥异的人们，如同为矿工的江宁、李榆生、小郭子，“立新科”的同事、醉心于京西古道民俗的“怪哉”伊可忠；在受伤养病期间，作者又接触到了矿务局医院内的病友及陪护，如曾在天桥混过的吴桥老丁、退休的矿工老张师傅等人，这让从小生长在高校大院中的作者对老北京的风俗趣事、胡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加之与家住北京老城区胡同中的女友一家人的交往，使得这种体验更加深入，并启发了作者的一系列深入思考。作品中尤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女友一家对于种种“传统”的传承与敬畏，包括时节、年俗、祭拜以及潜于其中的“慎终追远”的观念。

在作品内外都能感受到建功老师对旧京民俗文化的关注与熟悉，作品在讲述吴桥老丁的经历时提到了旧时天桥艺人群体“八大怪”，在编校过程中我们就不同代“八大怪”的名号问题请教过建功老师，建功老师回复给我们以确认的都是他曾经直接采访过本人的“第一手资料”。

对北京传统民俗文化、世俗生活方式的观察，对传统家庭中人情人性的体验，以及对北京人幽默、宽容的生活态度的感受，对作者的创作观念及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贯穿在建功老师创作过程中的“京味儿”气质：北京方言、俚语俗谚以及民间的种种逸闻趣事经由其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讲出，让这些来自民间的“小人物”更生动立体，给人以真实可感的深刻印象。这种“京味”还体现在作者有意地对北京文化气质的深入体察和挖掘，在对老北京种种滋味的品咂中，正如作者所总结：“北京滋味儿在庙堂之高，也在胡同之深；在官宦之显，也在平民之乐；在历史的积淀，也在当下的开拓。缤纷斑斓，深邃无涯。”

王琦《锻工厂》 43×52cm 套色木刻 1958年

在工伤休养期间，作者又结识了一系列文艺界的前辈与友人，如共同创作影视剧本的好友林洪桐，北影厂文学部的编辑陈瑞琴与施文心，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于是之、刘厚明、蓝荫海、朱旭等前辈；再到去北大读书时的同学李彤、刘志达、王小平、梁左等人，他们与作者的创作历程紧密交织，结下深厚情谊，无论是戏剧创作的方法还是文学观念的更新，都成为作者文学创作之路上的宝贵经验，助力了作者的文学创作之路。这部分的记录可称为“一个人的文学史”，仅从这些名字上就能感受到何为真正的“文学现场”：其中既有关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对于文学理解的转变，亦有细化到具体作品如何取材，技法如何提炼，如何从其他艺术形式中汲取经验的实践经验。建功老师也在其中细致书写了促使自己文学创作观念变化的因由，包括浩然所坚持的“人物积累”观念，电影及戏剧作品的经验转化，阅读卢新华的《伤痕》所带来的对自身文学观念的反思，促使自己放弃“献礼剧”的创作等等。

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反思”一词一直贯穿于文本中，无论是对文学观念还是个人心灵及至时代征候，作者秉持着一以贯之的“反思”意识，承接了巴金自《随想录》开创的文学传统，反思在文学创作上的种种虚假与说教，反思在过往历史中无意识的振臂高呼，反思在思想的牢笼中所膜拜的崇高与激情。这种反思不是后来者的轻飘飘的指责，而是指向自我内心的叩问，并对同代人报以了深刻的同情与理解——“强权面前，人们难道不都是卑微的可怜虫吗？”

丁立松《曙光初照》水印木刻 1964年

阅读后也不难对作品的题目及在编辑过程中特意放在文前的题记有更深入地理解：“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干净的时候，倒无须关注，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是人皆赐爱的。”

作者所关注的是宏大时代之下的普通人，书写他们平凡普通的生活中，人性的珍贵与闪光之处：“他们是粗粝的、嬉闹的，满脸煤污，真实得让我沉醉”，所“爱”的也正是在“我们脏”的时代里，活得有滋有味的这些人——他们的真实与具体，他们的怯懦与不由衷，他们在“脏”的时日里的苦中作乐与深情盼望。当所谓“人模狗样”的日子开始了，作者以一个诗意而又具有时代特色的象征作结，即在北大宿舍的水房里唱歌的“水房歌手”——不在意舞台，终于可以自由自唱自己想唱的歌，又何尝不是时代精神的象征：

“这歌声是我的同代人以情感的方式对一个新的开放的时代伸出的臂膀。这时代不再容忍专制和封闭，不再容忍僵死和愚昧，不再容忍压抑个性，不再容忍蔑视知识和才华。这歌声又是对我的同代人对一种新人格的呼唤。这人格不再苟苟且且，无须仰人鼻息，只管让想象自由飞翔，坦坦荡荡唱自己的歌。”

这些“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的人，用自己的歌声发出了对个性与心灵自由的呼唤。

建功老师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带来的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个人经历的成长史与心灵史，更是对于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时代浪潮的书写与回望。作者以个人视角切入时代叙事，为看似遥远宏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许多亲历者才能写出的精微细节，穿插着对旧京世俗及文化性格的探索与呈现。其中也不乏从个体出发的珍贵反思，特别是加入了作者多年以后对于所写人物命运的回望，更有岁月的纵深感。这部带有时代气息和鲜活经验的非虚构长篇叙事作品，以其朴素真挚的情感，和对于笔下人物的谦卑与热情，再次向我们证明了，在文学叙事中，诚与真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