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似开挂，胜似开挂——中国出了个毛主席

摘要：1911年10月10日，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急忙派代表前往长沙，要求湖南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发起武装起义。湖南的革命党人们在紧急磋商后，决定不负责任，迅速行动，计划发动起义。终于，10月24日，长沙的革命党人正式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

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倔强少年

1911年10月10日，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急忙派代表前往长沙，要求湖南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发起武装起义。湖南的革命党人们在紧急磋商后，决定不负责任，迅速行动，计划发动起义。终于，10月24日，长沙的革命党人正式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

毛主席，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革命分子。长沙的起义成功后，毛主席加入了湖南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毛主席利用自己有限的军饷，买书读报。他并没有将这些钱花在其他花销上，而是倾向于订阅各种时事报刊，跟进国内外的政治动态。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清朝宣布退位之后，毛主席逐渐意识到，自己参军的初衷已经得到了实现。清朝的灭亡为革命党人带来了胜利的希望，也让毛主席开始思考未来的道路。他意识到，军队虽然重要，但更需要从书本和知识中汲取力量。于是，毛主席做出了一个决定——退出军队，回到学校，继续追求学问。

1913年，二十岁的毛主席考进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他一头扎进图书馆，捧着《新民丛报》就啃了起来。那报纸是梁启超办的，里头尽是些改良国家的主张，讲怎么救国救民，怎么让老百姓日子好过点。毛主席看得入迷，手边还摊着几本破旧的书，纸页边角都卷起来了。

他一边读，一边拿笔在纸上划拉，把报纸上的新想法跟湖南乡下农民的苦日子挨个儿对上号。湖南的农民那时候真是苦，地主压着，租子重得喘不过气，田里刨出来的粮食大半得交出去，剩下那点连嘴都糊不上。

他在第一师范写了不少文章，字里行间全是《新民丛报》的影子，同学看了直乐，说他这文章“满是报馆味”，拿腔拿调的，像个小报人。他听了也不恼，反倒接着埋头写。那时候的他，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也简单，坐在课桌前一写就是几个钟头，桌面上堆满了书和纸。

1920年5月至6月，毛主席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两人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交流彼此的理解与见解。毛主席当时已经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但与陈独秀的交流使他对这一理论体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两人还讨论了国内外的形势，毛主席从陈独秀那里获得了更多关于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经过这次与陈独秀的交流，毛主席的思想变得更加坚定。在6月，毛主席从上海经武汉返回长沙。这时，他收到了来自湖南第一师范的邀请，担任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后，毛主席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

在8月初，毛主席与易礼容等人一起，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这个书社的成立，标志着毛主席更加明确地走向了文化革命的道路。文化书社的宗旨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推广革命思想，启发更多年轻人关注社会变革和历史的进程。

安源煤矿里点亮的火把

1921年，他在岳麓山下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校舍破得不行，墙上裂缝都能塞进手指，屋顶还漏雨，刮风的时候呼呼直灌。经费更是个大问题，手头紧得连课本都印不起，得东拼西凑才能弄点钱。他跑去跟朋友借，找人捐，连自己兜里的几个子儿都掏了出来。

有一天，他站在那破校舍门口，风吹得他衣角乱飘，他甩下一句话：“真同志就得自己破釜沉舟。”当时跟他一块儿干的教员有二十多个，都是些热血年轻人，有的连工资都不要，白天教书，晚上还得抄教材。那时候的湖南自修大学，虽然条件差得要命，可火种算是点起来了。

1922年深秋，上海法租界的巡捕忙着冲进麻将馆抓捕陈独秀，同一时间，毛主席却出现在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他手里举着一盏油灯，沿着狭窄的矿道一步步走，和矿工们聊起了天。他手里掰开一块硬邦邦的饼，他递给身边的工人一半，却注意到一个六岁的小男孩，黑乎乎的小脸满是煤灰，正准备跟着大人下井背煤。

这孩子瘦得像根柴，背篓比他身子还大，脚上裹着破布条，踩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毛主席从那天起，开始在安源矿区跑开了。他花了整整三个月，走遍了矿区的每个角落，挨家挨户问工人的日子怎么过，记下他们每天干活的时间、工钱多少，还有吃不饱饭的次数。

他拿个小本子，边走边写，字迹密密麻麻，后来这些记录变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的硬材料。那文章里头全是实打实的数据和情况，讲清楚了工人、农民、地主是怎么回事。他还给矿工们办起了“工人夜校”，课本不是照抄书店里的，而是自己编的《劳工神圣歌》，里头的词儿简单直白，教大家认字的同时也讲了劳工翻身的事儿。

他常说“调查才有发言权”，这话他没光嘴上说，而是真干了。到了1922年底，刘少奇带着罢工宣言跑进矿务局，矿工们听了这话，攒了几天几夜的劲儿全爆发了。他们从矿道里出来，手里举着自己扎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那火把点起来足有几百支，照得矿区亮堂堂的，喊声传出去老远，连矿务局的洋人管事都坐不住了。这场罢工最后逼得矿方签了协议，工人工钱涨了一点，工时也短了些。从那以后，安源的工人夜校越办越红火，认字的人多了，闹罢工的胆子也大了。

延安窑洞里的油灯智慧

1936年，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毛主席待在窑洞里，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常跑去抗日军政大学给学员讲课，每次开口总离不开井冈山的事儿。他讲1928年朱毛会师，那时候红军加起来才两千杆枪，枪支破得有的连扳机都拉不动，子弹也凑不齐一人十发。

可他们硬是靠着摸准军阀混战的路数，在夹缝里站住了脚。他拿井冈山的仗举例子，说军阀之间狗咬狗，谁也顾不上山里的红军，这“脾气”摸准了，就能找到活路。他把马列主义的书啃了一遍又一遍，再跟中国的实际情况拌在一块儿琢磨出来的。

到了1940年，他把这些经验收拾整齐，写进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不光讲了怎么打仗，还讲了怎么建国，字里行间全是延安这几年攒下的教训和招数。1945年重庆谈判，他坐上飞机飞去跟蒋介石谈，口袋里揣的不是什么讲稿，而是刚写完的《沁园春·雪》。

那诗写得大气，纸上抄了好几遍，墨迹干了还有点洇开，最后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写得格外用力，纸都划出痕迹了。这诗后来传出去，延安的干部们抄了念，重庆的报纸也登了，连街头巷尾都传开了。

跳进长江的老头儿

1956年，六十三岁的毛主席跑去视察武汉长江大桥。他站在桥边，看了一会儿，突然脱下外套，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江里。警卫员在岸上急得直跺脚，手忙脚乱地喊人准备船，生怕出点啥事。他游了十多分钟才上岸，湿漉漉地爬上来。

他甩了甩手，乐呵呵地甩出一句：“江水还是那个脾气嘛。”年轻时在韶山冲就常盯着河水琢磨，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游泳，练得一身好水性，这回跳江也不例外。他上岸后没多停，裹上衣服就接着检查大桥进度，问工程师钢筋用了多少吨，水泥配比咋调的，记在小本子上，一笔一划写得清楚。

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他批文件时桌上总摊着一堆材料，墨水瓶放一边，笔杆子上还有磨出的印子。他批的报告全是各地送来的，纸张有的皱巴巴的，有的还带着土星子，上头写着粮食产量、工厂进度。

1950年，志愿军要跨鸭绿江抗美援朝，他一整夜没合眼，站在地图前比划。地图摊在桌上，鸭绿江那条线画得粗，旁边还标了美军几个师的位置。他拿铅笔在纸上勾了几个圈，最后拍板说“打得一拳开”，得先动手，不能让人家堵在家门口。拍完板还不算完，他叫来后勤部的人，特意交代炒面的事儿，说：“炒面里多放盐，战士流汗多。”

到了1960年，赫鲁晓夫跟中国翻脸，把苏联专家全撤了回去，连图纸都带走，工厂里机器停了一片。毛主席没乱阵脚，坐在书房里翻开了《天工开物》。那书是明朝的老物件，纸页泛黄，上头画着冶铁的炉子，写着怎么炼钢炼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