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张珍贵的历史老照片：有孙中山、毛主席、蒋介石、宋美龄等人

摘要：那天傍晚，我翻看自家祖上传下的一堆老照片，看到一张民国的女子肖像，身上穿着艳丽绸缎，像极了戏台上的花旦。对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自己外婆年轻时讲的那些往事——也许，有些人天生就是为了被历史记住的，有些人呢，哪怕只活在几张昏黄的合影里，也会偷偷发光。民国，

那天傍晚，我翻看自家祖上传下的一堆老照片，看到一张民国的女子肖像，身上穿着艳丽绸缎，像极了戏台上的花旦。对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自己外婆年轻时讲的那些往事——也许，有些人天生就是为了被历史记住的，有些人呢，哪怕只活在几张昏黄的合影里，也会偷偷发光。民国，真的是一个怪得很的时代：刀光剑影与脂粉气混杂，街头巷尾能碰见背着枪的兵、骑着马的将，也能瞧见跑乱了街角的票友、爱流连于茶楼戏园子的才女。谁能想到，看似平静的生活里，其实藏着无数人的命运转折呢？

说到命运转折，我总会想到张学良。他以前总喜欢穿一身考究的军服，听说在沈阳当少帅时，少年气盛，哪怕下雨天也要骑马巡视城头。后来发生大事，倒不是打仗赢了或丢了城池，而是他在西安和蒋介石碰了头。那年冬天，张学良干脆卷起铺盖，拉着杨虎城闹了个大名鼎鼎的“兵谏”，藏蒋于冰天雪地之中，让人瞪大了眼看权力的拉锯。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还是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赶到西安调停，闹剧收场，蒋介石被软硬兼施放回南京。可惜，人情冷暖变得分外清晰——张学良从此成了俘中之俘，几十年不曾自由。后来，蒋介石躲过一次又一次暗杀，西装革履时常拄着拐杖和夫人宋美龄一同现身，但说到往事，他嘴唇紧抿，几乎从来不提西安那个冬天了。

有时候你会发现，历史里不是只有英雄豪杰。像武汉1938年，正是大撤退后最紧张的时候。我曾听父亲讲起过一些抗战老兵的片段，有个名叫李正的青年，穿着打补丁的棉军服站在操场上，大太阳晒得脸皮发黑，肩膀却一丝不弯。他不是什么大帅，也不是高官，就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一员。他说，“只要日本人还没滚回去，我绝不收枪回家。”有人觉得这句话很傻，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傻气恰恰支撑着整个城市没有垮掉。时过境迁，这样的正气反倒成了老照片里最打动人的部分。

武汉那个冬天，还有些让人摸不准的人物混在群众里。就说那对穿着中山装的男女，后来有人认出来了——是日本的作家鹿地亘夫妻。你要知道，那时候日本侵华，许多日本人来中国并不是什么好事。但鹿地亘这些人，却在华中各地组织反战演讲，有时甚至冒着枪口劝自家的同胞不要再杀人。他们经常混在报馆、教会里，墙上还时常留着“反战”手写横幅。置身战火，这样的日本人难得一见。他们的故事，这些年渐渐被提起，我总觉得，比起那些惯用的“泱泱大国气度”，这种悄悄做对的勇气，格外难得。

要说民国的市井气——最能代表那个年代的啊，恐怕就是马路边拉洋车的车夫了。他们天一亮就等在街头，穿着补丁衫，脖子上挂个红布口袋，拉着的那顶洋车也许是借的也许是买的。老天津、老北京，都能看到他们掐着点抢客的架势。谁家新媳妇出门、哪家少爷赶赴会所，这些拉车的师傅都能一手包办，一路瞧尽人生百态。有人说，洋车夫的日子一天没一天，但他们的眼睛最亮——什么小道消息、风吹草动，最先知道的不是警察，是他们。那时天一黑，车夫们聚在棚子下抽口旱烟，比谁的故事更悬乎。

讲到大人物陈毅，我脑海里的画面总是他伸长胳膊给人签名，大约是建国十年后。他背有点驼，衣裤宽大，笑起来眉毛飞扬。一旁有人让他讲评一句，他只是摆摆手，“多看看大家的经验。”也是那个年代的风气，总觉得伟人和咱们一样——会咧嘴笑，也会半夜担忧。人和人终究是有温度的。往后再想起，他也会是那种，你能想象得到拉家常的将军。

说重庆的空袭，那时候蒋介石和宋美龄几乎成了神仙眷侣。每逢日本飞机来袭，报纸总会登出一张他们躲在防空洞旁边的合影。蒋介石喜欢拄着手杖，宋美龄则总是穿着裁剪合身的旗袍。有人笑说，这两位即使避难也要优雅端庄，可想而知内心的紧绷——其实宋美龄有几次还偷偷溜去医院照顾伤兵。城里炸弹响过后，街头巷尾还残存着硝烟味。重庆冬天的雾气，混着焦味，至今让老一辈人忘不了。

换个悠闲的画面，江南水乡的渔夫和鸬鹚，到了晚上，渔夫点亮一支淡黄的灯，鸬鹚整整齐齐蹲在舢板边。即使炮火年代，小日子还是能悠悠过去。有人说这叫“太平本无事，庙中有人烧高香”——可人啊，都是要活的。

再看看上世纪七十年代，草原上的女知青。她们扎着羊角辫，骑在马背上，牛角包和羊皮袄混在一块。每天清晨，她们和牧民一同赶着牛羊出圈，晚上点灯织毛衣。有人形容，那时年轻人心里装得下整个大地，但回头一看，自己的家却早已模糊。远比书里写得更孤独、更热闹。

说到中山先生去世后的事，很多人只知道中山陵殊荣无比。殊不知，其实那套衣帽还被封存回了封塔，北京香山的碧云寺里，那座耸立的小塔至今静静矗立。家国英雄归老，终究只剩一方黑白世界。祭拜的时候，蒋介石和宋美龄穿着黑西服，几乎不语，只是行礼。气氛压抑而庄重，香炉的烟雾缠绵上升，也像是替那些未完的心愿送去天际一样。

那个年代的照片，总少不了几个抱手风琴的年轻人。七十年代的某个春天，一个北京知青往塞北屯子里一站，人群中把风琴一拉，歌声一喊，所有的不安都藏进旋律里去了。他们唱乡愁、唱未来，也唱“苦尽甘来”。可有几个人，能真的把苦熬到头呢？

再看回民国时期的学生毕业照，那神情总是神气十足。南京路边，青年男女一字排开，他们的理想仿佛就写在脸上。可世界随时天翻地覆，不是谁想读书就能安心毕业。

八路军那个纺线的镜头我还记得。打仗归打仗，大伙为了补给昼夜织布。有的老师傅一边纺线，一边给小辈讲抗日道理，嗓音沙哑又温和。对比当年国民党的大喇叭，“拥护领袖”四个大字喷在地图边一角，似乎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那片光。

说到陈毅元帅，还有一段和外宾的佳话。1962年，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来北京访问。与陈毅握手那一瞬，相对无言，两人相视一笑。异国友人到访中国，那时候的礼仪既温和又带着点家常气息。周总理见惯了风雨，见到杜波依斯也只是微微颔首，又让人大方倒了壶好茶。

崇文门外老照片，车水马龙，鸦片馆酒楼一个不少。爱因斯坦，有一年到上海讲学，一副“理想主义的老头模样”，记者围着问各种奇怪的问题，他偶尔也会笑。他的有一句话倒是真的让人琢磨半天：“你要是让鱼去爬树，它一辈子也懊恼得不得了。”这话搁在民国，甚至现在，都是至理。

晚清时分，李鸿章登门收拾局面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女眷端庄又矜持。那批前清的名媛，衣角盈香，有人后来竟活到了民国，她们看尽了朝代更迭，嘴角微扬，却少有言语。

北洋时代，警察手持大令巡街。说是行刑，其实常常是震慑，真正喊打喊杀的却往往是百姓身后的流氓团伙。独木桥下的湍流，是人心的缩影——三人结绳过桥，因为没人想掉下去，那年月，最难的是众志成城。

蒋介石的讲话总是带着家乡口音，外地人听着别扭。有人笑话他说话南腔北调，但在大事上却有股执拗美学。1938年那个春天，他在日记里记下“雪耻”，然后突然写起感叹生命意义。我猜他那天情绪可能不大好——忧国忧民，我辈不及。至于他说“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其实绕来绕去，不过是希望继续繁衍、延续香火。可人各有志，谁也说不清天赋使命到底是什么。

孙中山、毛泽东，延安那会儿，斯诺写着《西行漫记》，和宋庆龄见面把酒言欢，顺便道一句“你们活得真不容易”。外国人看中国，总觉得又苦又甜，事实上真有人能苦中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