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宅门》谈到济南清帮史

B站影视 日本电影 2025-03-31 15:25 2

摘要:大宅门》是郭宝昌以养父乐镜宇的生平及家族史改编的电视剧。剧中白七爷去济南白手起家,取自乐镜宇在济南开药铺、制阿胶的真实经历。与剧中不同,乐镜宇的济南太太不是名妓,而是位出身清帮的女镖头,她名叫辛德馨。乐镜宇在开办宏济堂药铺十八年后,招聘清帮大字辈的钱宝亨做宏济

大宅门》是郭宝昌以养父乐镜宇的生平及家族史改编的电视剧。剧中白七爷去济南白手起家,取自乐镜宇在济南开药铺、制阿胶的真实经历。与剧中不同,乐镜宇的济南太太不是名妓,而是位出身清帮的女镖头,她名叫辛德馨。乐镜宇在开办宏济堂药铺十八年后,招聘清帮大字辈的钱宝亨做宏济堂的外联经理。钱宝亨以宏济堂为落脚,在济南清帮中叱咤风云二十载。所以说:“一家药业宏济堂,半部济南清帮史。”

应诸多网友的要求,我今儿专门讲讲济南清帮的历史。先说一下清帮的源头,最早来自陈近南的天地会。天地会慢慢开枝散叶,不断演化,逐渐形成了青帮、洪门与白莲教的三大主力。清朝暗语中有“瓶中太满水须走,青叶红花白莲藕”以及“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原来是一家”一说。就指的是青帮、洪门和白莲教三大反清复明的主力。

据说青帮是三个参加天地会的水手翁德惠、钱德正及潘德林三个德字辈所创。雍正时期,水匪众多,漕运不通,朝廷贴出皇榜广召人才。他们三人榜假意归顺朝廷,事实上是成立清帮(也叫漕帮)搜集朝廷情报及募集资金。但是洪门也因怕自己的分支青帮势力过大,定下帮规“先清后洪,鲤鱼跳龙;先洪后清,剥皮抽筋”,避免洪门弟子改投清帮。

清帮最鼎盛时期,漕船数量达到了近万艘,分为直隶、山东、苏州、浙江、安徽等十大总帮,各总帮下设 128.5 分帮,共 9995 艘漕船。每个分帮的帮旗、雀杆、漕船数量、装粮码等都有规定。为了管理这个庞大的组织,清帮内部以四庵六部作为行政管理中枢。制定出了72代的辈分排行,清末民国常见的辈分是:理、大、通、悟、觉、万、象等。要加入清帮一般要经过七年的学习考核,举行烧小香、烧大香的仪式,才能成为清帮的正式成员。门徒在转正过程中,要学习十大帮规,旧社会清帮的暗语;暗语叫“切口”,也叫“海底”,最常见切口是“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还有一些清帮特定的行为举止,如:袖口和衣领只可内卷,不可外翻。帽子脱下之后,必须仰放,不可下扣,以示“水中行船”。吃饭时不能说“盛饭”,“盛”与“沉”谐音,行船漕运的“青帮”忌讳说出“沉”字等等。

小清河洛口码头

随着西方先进航海技术的到来,漕粮改为海运,南方粮食从上海直达天津港。漕粮队伍渐渐萎缩、衰落,清帮部分成员流散至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装卸货物,并开始涉足走私、贩毒、赌场、娼寮等领域。以上这些都算是清帮的前传,济南那时还称不上清帮重镇。早期的清帮人士集中于运河两岸的城镇。济南的清帮近代史始于庚子年的“漕粮复运”。

庚子年“漕粮复运”开启了济南清帮的1.0阶段。当时英法联军进北京,把天津港口也占了。慈禧逃到了西安,朝廷官员、皇亲贵胄也跟去了许多人。于是慈禧下令恢复内河漕粮运输,把各地粮食运到西安和临清粮仓。部分南方的粮食从上海海运到小清河入海口,再由小清河转运到临清。这一举措,不仅使清帮重新兴起,济南洛口也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粮食转运码头。清帮也随即在济南洛口兴盛起来。据说清帮众弟子是三祖中的潘祖这支传下来的,所以清帮在山东称为三番。

运河、小清河的各船只、各粮栈的从业人员为协调运输,组织了个平民会。洛口码头所有搬运工人,均是清帮道徒,外人很难插入。洛口码头有个脚行的大把头叫张星垣,是清帮通字班的,手下徒弟不少。此人孔武有力,能举八百斤重的石墩子。在胶济铁路开通后,黄台火车东站、纬七路火车西站的搬运也均归他包办。食粮、盐、炭、蔬菜、装卸火车、船只,所得费用除开发脚夫工资外,据说每月他自己的收入就有二、三百元,不到十年即成了富家翁。

随后津浦铁路也开通了,柏锦章(柏俊生的父亲)清帮通字辈,做了津浦站的搬运把头,所带工人均是他的徒弟,依靠货栈和转运公司运输货物获收利润,除发给工人工资外,他每月有百余元的收入。在民初时有东把头西把头之称,东把头是张星垣,西把头是柏锦章。

靠着铁路谋生的,还有位小有名气的清帮人士叫查瑞卿,他是铁路警察股长。因查瑞卿手上有些权力,一些小商人拜他为师。

济南津浦火车站

随着胶济、津浦铁路开通后,济南洛口的漕运船只又开始减少。清帮大字辈中有个船行出身的丁福让,又名丁寿三,原籍东平县。他在小清河漕粮运输业务萎缩后,移居济南,在洛口的理门公教所“当家”,理教信徒和清帮徒弟都收了不少。他徒弟比较出名的有聂鸿昌 ,及关门弟子张乐古(青岛清帮大佬)。

宣统元年,因沂州地区出了个命案。此案起因,是有一卖菜的喊卖白菜帮,触犯了青帮的忌讳。青帮徒不准喊白菜帮,卖菜的不服,遂起斗殴,结果青帮徒众把卖菜的打死,闹成重大人命案。此案扩大到省,山东巡抚又下令在全省取缔安清道。因此,清帮弟子大都以平民会成员的身份潜伏起来。

至民国成立后,安清道徒们又活动起来,但是收徒传道只在暗中进行,不敢明目张胆。清末民初在济南活动收徒的安清道分子(都是大字班)有四、五个人:一、高保章,历城人,住千佛山下务农,后迁移北京。收徒地甚少;二、杨宝庆,济南西关人,是回民武术教头,后迁移到南京,收徒不多,基本是自己武馆的徒弟。三、赵冠鑫,济南市人,清末在布政司衙门内当房师,后移居徐州,在济南收徒弟也不少;四、刚庆元,济南人,住南关永胜街,移居台儿庄,他济南的徒弟不过十几个人。

除此以外活动比较广泛的就数着通字班的聂鸿昌了。聂在前清末期就入了道,后来又在南券门巷的理门公教所“当家”。凭着理教和清帮这两大组织,他收过一千多徒弟,在通字辈里以他资格最老,连大字辈也对他很恭维。道里人常说:“在帮不在帮,得问聂鸿昌。”他所收的徒弟极为复杂,干什么的都有。他无文化无职业,专靠安清道、理门公教为生活,专吃他那些徒弟和教徒。

清帮在济南又逐渐地恢复元气。连山东督军靳云鹏也拜师加入了安清帮。清帮在1920年以零钱会的形式达到鼎盛。按这种储钱会,历史很久,发起人多为小商贩,他们因资本少周转不开,于是邀请几位比较富裕的人、或十人或数十人,每人十元或伍元,大者百元或伍十元,一次交给起会的人使用。之后再次循环起会。这本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有位清帮通字班的吕竹年,他和徒弟们看出了窍门。开始摆零钱会,一时外人皆称他为会王。后来清帮弟子们纷纷群起而效。一时济南市各饭馆里都成了摆会的场所,闹得乌烟瘴气,金融混乱。济南当局取缔零钱会,诸多会王纷纷跑路。一部分清帮弟子就此离开济南移民他处。一部分清帮弟子,在风潮平息后,又返回了济南如聂鸿昌。

济南清帮由此进入2.0时代。大批清帮弟子因零钱会事件,离开济南。清帮新一辈的弟子纷纷冒出来称王称霸。比较有名气就是柏锦章的徒弟张冠甲。张冠甲是悟字班的道徒,长清县人,为人粗暴,横行济南,没收过徒弟。在民国七八年间,津浦胶济两站搬运工人有了组织,工人们对张冠甲之粗暴行为,早为不满,把他排挤出来。不久中国银行在经二路纬六路成立打包厂,该厂经理祝燮臣为了镇压工人,又雇张冠甲到厂内去当把头。他每日出入茶馆酒肆,吃喝概不拿钱,娼家妓女任其蹂躏,无一敢示反抗,连一般清帮道徒都对他置之不理。

宏济堂乐镜宇的小舅子也因零钱会跑路了。宏济堂没了黑道庇护,也被张冠甲欺负到头上。于是乐镜宇请来北京昵友,清帮大字辈的钱宝亨来济南,担任宏济堂的外联经理。钱宝亨来济南的最初几年,没透露他大字辈的身份,以宏济堂的业务为主,很少参与清帮内部的事情。

再早些的时间,还来了一个厉大森,济宁县人,是济南警察所骑警队队长,也是安清道大字班的道徒,跑海来济,想活动收徒弟。有人说他不是大字辈,是扒的桅。后来他当了骑警队长,由他所率之骑警队员,均是他的徒弟。潜来济南的土匪,均与他的骑警有联系,有的土匪甚至就在他的骑警队住着,市面上的小偷也与他通气。他平素就养着匪徒,专预备顶案的。例如在1923年间,胶济铁路张店站长葛某被架,土匪要三千元赎回,否则就撕票。路局无奈备款往赎,由说票人通知,在济南东舍坊圩子门外耿家林交钱交人,约定时间夜间十二点后。到时正在办理接交手续时,正遇上骑警出巡到此,土匪认为是拿他们,当时就把葛站长打死。军政当局令厉大森即刻破案。厉奉令后,因上司追逼甚紧,便找了一个来济落网的土匪顶了案。不料半年之后,该队又把真案破获,架票的原来是胶济路的某车站站长高良臣。厉大森在济南呆不下去了,就又跑海到天津。他在天津收了许多徒弟,其中有白云生,白云生又收了袁文会。这样厉大森在天津卫混成了混混的鼻祖。

期间济南还来了个当牧师的清帮人士~王约瑟,又名王大同,是个大骗子。最初他在济南市唱着耶稣教诗歌卖时兆月报,后来不知怎么弄到一封耶稣教某要人的介绍信去见张宗昌,活动办报纸,居然把张宗昌说通了,于是他便以督办公署名义向各处募股。听说募了有十万多元,之后就在济南办了一个“世界真理日报”。出刊不久,王大同借赴上海购买机器为名,携带四、五万元巨款逃走了。会英语、懂基督教义的王大同在洋派的上海很受欢迎,他还收了杨宇霆、何应钦等军政要人为徒。

除此以外 还有王春发、崔朝臣、郭兆福、庄捷三、丘风阁、张杰三、马星南、勾瑞卿、郦秋江、柏俊生等人,也都曾在济南横行一时。他们二十六人,加上前面提到的聂鸿昌、查瑞卿,号称安清道二十八宿。这二十八星宿中”只有几个人有固定职业,其他都是无业游民。他们搞钱的方式,并没有硬搞硬撞的手段。过去是徒弟吃老师,因收的徒弟多了,把财产都弄光了,后来是老师吃徒弟。人称为吃徒弟肉。据说一个安清道首,打着“义气”二字的旗号,一年三节可以收礼千元或几千元之多。

若遇上政商两届请他们助威保镖,那就更有了钱门。例如1921年,济南花生税局投标招商包办(三年一次投标)之前是一个议员的亲信包的,1921年投标则是省会议员国晋卿暗中包下来的,但前者不交代,并花钱请聂鸿昌出来抗拒。国晋卿没办法,便也花钱请出另一个安清道首郦秋江来帮忙。郦和聂原本是一伙。第二天郦秋江便带领城里的道徒三十余人,保护着包办人去接收花生税局,聂鸿昌的喽罗就乖乖的退了出去,国晋卿便很顺利的接收过去。其结果他们不仅得到了一大笔金钱的酬谢,而且还有好几个道徒得到了职业上的安排。

还是1912年间,省议会为争夺议长问题。田中玉包办议会,议员分化为两派,一是拥田派,一是倒田派。有一次省议会开会要选议长,田中玉一方面指挥拥田派捣乱会场,破坏选举,同时又密派军警换上便衣包围议会。倒田派首领张思纬请了一个通字辈的帮徒袁景阳帮忙,袁景阳弟又转请上郦秋江,联络了五十多个徒众给张思纬保镖。但由于拥田派的捣乱,倒田派议员也没选成议长就散了。事后张思纬对袁、郦二人都请了一次客,送了钱。

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军阀韩复榘掌鲁,安清会又一度兴盛起来,清帮进入了3.0时代。因蒋介石曾向清帮递过门生贴,国民政府的文武官员也重视起清道来。清道大字班的军阀李景林到济南来,成立山东国术馆传授武术。韩复榘想拜李景林为师,请他管理山东清帮。李景林拒绝,推举出个钱宝亨来。韩复榘虽没拜钱宝亨为师,钱宝亨自此却成了赫赫有名的济南清帮老头子。他收了几个徒弟(俱是些小资本家),但当时并没有大肆活动。钱宝亨收众多弟子中有个济宁徒弟比较特殊,他就是传奇抗日游击队 “金济鱼挺进队”的队长迟殿文。

前面提到的那个洛口大字辈的丁寿三,他收的关门弟子张乐古在青岛也是势力滔天。

张乐古在青岛办起了《平民白话报》。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张乐古帮助老蒋扫清障碍,顺利接管青岛。作为回报,政府也对张乐古的报刊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南京国民政府同时支持济南清帮中新生代柏俊生办报纸。柏俊生办的报纸叫《新生日报》。他收到了国民政府批给的宣传经费,从中拿出一小部分资金支持济南正谊中学的中学生们创办进步刊物。

作为政府红人的柏俊生可不像青岛张乐古那样张扬。济南的清帮大佬太多了轮不上他张扬。济南清帮的帮派也复杂有嘉白帮、杭三帮、兴武六帮、嘉海卫帮等等。在3.0时期,是属于钱宝亨和二十八星宿共治时代。民国济南的“二十八星宿”经过多番争斗和协商,划分地盘,分而治之:柴金升把持胶济火车站,张贯甲把持五里沟和津浦站货场,聂鸿昌把持官扎营街,查瑞卿把持馆驿街,柏俊生把持经二路中段的沿街商户等。

日本鬼子行军在估衣市街上

日军全面侵华,济南沦陷,济南清帮进入了4.0时期。日本特务山口恭右(王大同的徒弟)勾结钱宝亨改组山东清帮为安清道义会。但凡山东清帮成员都要重新登记。入会会员发给证书证章,交工本费五角。安清帮的山东总部开始先借用宏济堂阿胶厂的办公室,以后又移于林祥南街了。为吸引人入会,钱宝亨为安清会成员争取了一些好处,若带上安清会证章出入城圩门不受日寇检查,到火车站可优先买票等等。

日军经常以抓抗日人士为名,在市面上乱抓人。被日军关押人员的亲友家属,就向钱宝亨、柏俊生等人献礼金,让他们前去日军那里捞人。清帮混混们也狗仗人势,常欺男霸女,敲诈勒索。济南大到资本家小到商贩为了自保,纷纷加入安清帮。钱宝亨的势力大到,见了伪省长唐仰杜都不带起身行礼的。

钱宝亨野心不满于此,北京伪中国内河航运总会委任他为济南航运公会分会长。他又伙同大字辈的张英华,乐镜宇那位表姐的小舅子王琦(张宗昌的护路游击队司令,这时充任伪山东保安司令),以航运公会之名,向山东各河道的船只收登记费及保卫费(按运载货物运价抽收百分之五)。此举大大损伤了清帮基本盘人员的利益,钱宝亨在帮内的声誉开始下降。

在伪航运公会结束以前,有一部分道义会的道徒,对钱宝亨不满,认为他当上伪航运公会分会长以后,就不问安清道徒的事了。道义会内部争权夺利,道义会形同虚设。其中有一个叫金祖德的道徒勾结日寇古屋猛(化名古友仁,是个中国通 ),到处联络,企图重组安清道义会。迫伪航运公会结束后,由金祖德、查瑞卿、聂鸿昌、王春发等十余人同古屋猛邀请钱宝亨出来复兴安清道义会。于是济南安清道义会便无形成了山东全省的安清道义会总会了。各县的安清帮分会组织由各县自行筹备成立。

济南宏济堂的乐铁庵(乐镜宇长子)和账房赵玉府在日军眼皮子底下,秘密地给山东各地的抗日组织运输药材。宏济堂的货物有了清帮大佬钱宝亨和保安司令王琦的背书,在日方控制的各个关卡下基本是畅通无阻。

柏俊生不愿意参与安清道义会的内斗。他和做化工染料的车百闻东、狄连芬另创立了一个安清道的组织。这个安清组织投资创办了一所新生小学校,还投资与日寇合办劳工协会,主要任务是给日本帝国主义招收华工到日本去挖矿。

汪伪政府提倡办小学教育,有相应的免税等支持。大字辈的王大同在天津、上海、青岛、西安坑蒙拐骗一圈后,又在济南露头了。他用骗到曹寡妇那一百多间房子,办了一所大同中学。

抗战胜利后,济南清帮进入5.0时代。出人意料的事,大多数清帮头目没被当作汉奸逮捕。原来北京有位清帮大字辈长老魏大可,他是蓝衣社的重要成员,其他大字辈的大佬也都跟着成了潜伏在敌占区的抗日工作者。柏俊生等人也曾暗地里传递过抗日情报。天津好像就清帮头子袁文会判了汉奸罪。

不管怎么样,对于清帮的恶劣行为,老百姓是有记忆的。抗战胜利后,清帮就急需转型。聂鸿昌淡化清帮身份,突出理门公教的“当家”形象。最绝的是王大同,以基督教牧师身份加入了一贯道。

柏俊生当选上了国大代表。柏俊生是办报业的,老蒋为了发展他成为自己的宣传喉舌,对柏俊生很是器重。老蒋对青岛办报业的张乐古也是如此。这就注定了这两位清帮人士之后的悲剧结局。

济南解放的前夕,柏俊生他的婶母亡故了。他把婶母的遗体抬到自己家去治丧。柏俊生发出讣告就两千多份,上自国民党中央下自济南地方达官贵人,都送挽联、挽匾和现金。出丧时第一台挽匾就是老蒋送的,送殡的小汽车五十多辆。柏俊生婶子的葬礼成了清帮在济南最后的绝响。

此后曲终人散,清帮消亡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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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煦色韶光277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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