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报道：余村潘家兄弟二十年
“炮声震得地皮发颤，村子上空飞沙走石，常年不敢开窗。连生命力顽强的山笋，也长得一年比一年小。”村民回忆，“短短几年，就有5名矿工遇难。”
文革
沈建立｜往事（十一）少年时代 “文革”
我写作《往事》的目的是想通过我的文字记录，写下我幸福的童年，欢乐的少年，青年时代的不公遭遇，和随着父亲的平反，我结婚生子，又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记录以后的艰辛求学，工作经历，下岗失业，为谋生活而到处奔波等……，来展现我一生的基本面貌。《往事》不但记录了我一生
北京之春｜父亲的藏书
父亲爱书、惜书。年轻时就经常喜欢买书，先是把书摆满书架、壁柜。条件好点了，添置家具，第一就是想到做书柜，把书放在书柜里，放上卫生球防蛀，使书免受灰尘之扰，免遭蛀虫之侵，以便更好地储藏书籍。家里每一次更新家具，书柜都首当其冲。在文化极为匮乏的“文革”年代，父亲从
《毛主席语录》为何停止发行？
《毛主席语录》，这本曾经伴随中国无数家庭的“红宝书”，在1979年却突然宣布停止发行。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决定背后，究竟反映了什么？为何曾代表革命与理想的语录，最终走到了“终点”？
2001版教材，开放得不得了……
这些敏感内容，有些并不放在课文里，而是放在课后题或作文练习中。也许，这是因为课文审查要严一些，课后题关注的人要少一些，所以编者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吧。
他不服文革判决流亡3万里，竟从死刑犯熬到平反昭雪
1972年冬夜，东北某劳改农场的探照灯突然熄灭17秒。在这短暂的黑暗里，一个戴着手铐的身影冲破铁丝网，消失在茫茫雪原中。这个名叫陈景云的"反革命犯"不会想到，这场亡命天涯的旅程将持续8年，跨越15个省份，行程3万多里，最终才从死刑犯变成平反名单上的第一人。
1981年胡乔木深度分析“文革”，认为其发动原因有四个方面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并非胡乔木亲笔，而是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时亲自撰写，并通过密码电报发回北京，指示“刘少奇并告乔木”，要求“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邯郸地区“文革”第一份大字报之争
这要从59年前的1966年6月8日说起。1966年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66年6月1日，中央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炮轰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一个星期之后的6月8日，河北邯郸第一中学高（1963）甲班8名学生贴出《从
24岁爆红，31岁变身女汉奸，文革时被迫害，她的人生犹如一场戏
天生的美貌让她一出场即惊艳十里洋场。24岁那年，更是凭借＂美人出浴＂这个镜头，一脱成名！其风头直追＂影后＂胡蝶，可以说，一出道即巅峰！
中国当代文学史试题及答案
1 、“三突出”创作原则: 1 、“三突出”是“文革”中被推崇为“无产阶级创作必须遵行”的创作原则。（ 1 分）这一原则的规范性说法经姚文元修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1 分）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1 分）；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千言难尽的“老三届”！
前些年，老三届的话题在网上还很热闹，现在逐渐变冷清了。因为老三届们老了，他们正走在由古稀通往耄耋的路上。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们这个群体的遭遇是永远无法忘记的，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释怀。
大庆油田真正发现者曝光，文革中夫妻服毒留下血书
1968年12月24日，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宫笼罩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凌晨三点，值班门卫发现402实验室透出诡异的灯光。撞开门的瞬间，眼前景象让他魂飞魄散——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与妻子朱韵合衣倒在地质图前，桌上摆着半瓶敌敌畏和两封遗书。遗书里只有一行颤抖的字迹：
毛主席晚年说，“文革”有两大错误
毛泽东主席晚年的政治思考始终是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曾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长达十二载的吴连登（1935-2022）在《中南海纪事》中披露的史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这位历史人物晚年心路历程的重要窗口。
我的文革岁月（章开沅）
我一回到华师，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批判对象，有些大字报是专门针对我的。不过，我很快发现，批我的大字报并不算多。那时还在批“三家村”，我够不上那么高的“规格”。并且，工作组的“革命”方式相对文明，只是“文攻”，尚未发展到“武斗”。进驻华师的工作组的组长是药检学校的
原来这么多工作需要保密！网友：84岁父亲去世，才知道他干什么
我老爸从解放前一直是保密工作的，解放后后来进了档案局那也是保密的单位，不挂牌的家属不让进的，里面上班全是背靠背的不得同事间问来问去。那些人的忍耐性特别强。文革结束后不想再去了，去社科院研究生院带研究生了，跟学生在一起，充满活力。
八岁的“反革命”小女孩，与一群死刑犯同赴刑场！
那是一九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走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儿，乘车经K市到达G市。
雷颐：精神启蒙远未完成
1978年那一年，22岁的雷颐在三个身份之间腾挪转换——前3个月，是空军地勤“修飞机”的一名军人；中间6个月，是工人；自9月起，成为一名大学生。对于人生中的这一年，雷颐说他个人成长的版图上有着国家快速行走的足迹。
法治社会下左棍成不了气候，左棍不可怕，但其虚伪真的让人讨厌！
正是这种自我标榜的正义感，让“左棍”们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善于利用社会热点事件和民生问题，制造舆论压力，煽动群众情绪。
“文革”后销声匿迹的那些中央领导
“文化大革命”中，从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提拔了许多一步登天的风云人物，他们由工人、农民一跃成为中央级领导人。“文革”结束后，他们一下子又变回普通人，湮没在历史中鲜为人知，以下几位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陈新民:远去的“狼爷”，三个造反派前卫兵的往事
陈新民，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教过中学，教过大学，编过学术期刊，编过行业报纸。在乡（公社）工作过，曾任职于县、地区（市）、省直部门，从中央国家机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