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并非胡乔木亲笔，而是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时亲自撰写，并通过密码电报发回北京，指示“刘少奇并告乔木”，要求“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长篇电讯，标题直指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这篇谈话稿署名“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内容犀利，逻辑严密，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并非胡乔木亲笔，而是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时亲自撰写，并通过密码电报发回北京，指示“刘少奇并告乔木”，要求“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斯大林得知此事后，曾询问毛泽东：“胡乔木何许人也？”并指出如此重大的事情，不应以这种方式处理。

但毛泽东有自己的考量，他坚持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既是策略上的安排，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推举胡乔木的开始。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个版的方式，一次性刊登了长达四五万字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系统总结了中共三十年的历史，作者署名仍是“胡乔木”。

这篇文章影响深远，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然而，这部简明党史原本是为刘少奇起草的庆祝“七一”报告，署名胡乔木完全出于毛泽东的安排。

从此，斯大林也已经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笔杆子，胡乔木以中共党史专家的身份闻名于世。

毛泽东擅长撰写文章，热衷于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与蒋介石较量。在他的身边也有几位同样擅长写文章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便是其中代表。

毛泽东十分赏识胡乔木的才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这两大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他都曾放心地交由胡乔木掌管。

他还有意把一向不露面的胡乔木推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一个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被毛泽东看重的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几年，胡乔木和毛泽东见一面都难。他明白毛泽东的关照，心中也惦记着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历史转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成为全党全国的关键任务。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盖棺定论”，可实际上，对伟大历史人物进行精准“定论”谈何容易。

就拿毛泽东来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上对他和毛泽东思想的评论，便陷入巨大争议之中。

一部分人秉持“两个凡是”观点，将毛泽东的决策与指示教条化；与之相反的是，另一部分人则走向全盘否定的极端，完全忽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而胡乔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文革的发动，对毛泽东思想和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是全面而又深入的，显示出锐利的思想锋芒。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愈发猖狂，延安的中共中央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就在这一年，胡乔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这对他而言，是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

那时的延安，土窑洞里点着昏黄的油灯，风沙从窗缝钻进来，桌上摊开的纸张时常被吹得沙沙作响。

胡乔木初来乍到，带着几分青涩与忐忑，面对的是一个既是领袖又是导师的人物——毛泽东。

胡乔木的到来，正逢中共急需理论与宣传人才之际。

毛泽东对文字工作极为重视，他常说，笔杆子与枪杆子同样重要。

胡乔木虽年轻，却已在党内展现出不俗的写作能力。

他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最初只是做些记录与整理工作，但很快，毛泽东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勤奋，而且有极强的领悟力。

于是，胡乔木从一个普通的“学徒”，逐渐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助手。

在延安的窑洞里，胡乔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毛泽东的指导细致而严格，常常在深夜里与他讨论一篇文章的措辞，或是一段理论的逻辑。

1941年6月起，胡乔木开始在毛泽东的指点下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那时的延安，物资匮乏，纸张都显得珍贵，胡乔木却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文章，批驳敌人的谣言，鼓舞党内士气。

毛泽东看在眼里，逐渐将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1945年8月，胡乔木(右二)等人随毛泽东（左二）赴重庆谈判）

1945年9月，延安举行了一场追悼会，悼念为革命牺牲的张思德。

胡乔木请毛泽东出席，毛泽东到场后即席发表讲话。

会后，胡乔木将讲话内容整理成文，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为人民服务》。文中引用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句警句迅速在革命队伍中传开，成为激励人心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对胡乔木的整理颇为满意，这篇文章的诞生，也标志着胡乔木在文字工作上的能力已臻成熟。

转战陕北的1947年到1948年间，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在战火中辗转。

新华社播发的社论、评论、评论性新闻中，有三四十篇出自他手。

这些文章往往是在行军途中或临时驻地写就，条件艰苦，但胡乔木笔下的文字却始终保持着逻辑严密与语言犀利。

毛泽东曾直言：“靠乔木有饭吃。”

这句话虽简短，却是对胡乔木能力的高度认可。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起草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名篇，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本质。

这些文章不仅在国内鼓舞了士气，也在国际上展现了新中国的坚定立场。

胡乔木的笔，成为毛泽东思想传播的重要工具，而他本人，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党内视为“第一支笔”。

胡乔木深知，自己能有这样的成长，与毛泽东的教诲密不可分。

他曾坦言，自己的进步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胡乔木作为毛泽东身边的重要助手，亲历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他的工作并未因国家的建立而轻松，反而肩负起更重的责任。

毛泽东对文字与舆论的重视从未减弱，在这一时期，胡乔木不仅在舆论战线上独当一面，还参与了新中国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

1949年，他是《共同纲领》——这一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胡乔木随同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数月间与毛泽东反复讨论每一个条款。

1956年，他又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

这些工作背后，是胡乔木与毛泽东无数次通宵达旦的交流，是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精雕细琢。

毛泽东对胡乔木的信任，不仅体现在工作安排上，更在于有意将他推向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深知，舆论是革命的重要武器，而胡乔木的笔，正是这武器中最锋利的一把刀。

他曾对身边人说，胡乔木的文章，能让敌人闻风丧胆，也能让同志们振奋精神。这样的评价，足以看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器重。

然而，胡乔木并非一味顺从之人。

他在工作中展现出独立的一面，常常与毛泽东就某些问题展开争论。

毛泽东曾直言：“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

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评价，胡乔木有独立见解，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甚至争论，这是党内少有人能做到的。

胡乔木自己也坦言，他与田家英在工作中，常因对基层情况的关注而与毛泽东有不同看法，而不像陈伯达那样在毛泽东面前从不敢说异议。

这种独立性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会议期间，胡乔木作为《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草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试图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旨。

然而，毛泽东最终决定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定为“反党集团”，胡乔木虽不赞成，却无法改变这一决断，仍按要求起草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会议后期，刘少奇曾与胡乔木商议，建议另写一份反对“左”倾的文件，但胡乔木估量当时的气候，选择了暂时压下，没有直接向毛泽东报告。

这一决定后来成为胡乔木心中的一块重石。

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弊端暴露无遗，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责问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

胡乔木自知理亏，却也有自己的苦衷。

他深知当时的政治氛围，若直接报告，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

然而，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让胡乔木的身体和精神不堪重负，神经衰弱症日益严重，最终不得不长期休养。

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病情严重，亲自写信关怀，建议他“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

这封信字里行间透露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重视，也让胡乔木在病中感受到一丝温暖。

1964年秋，经过三年多疗养，胡乔木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在杭州重新开始工作。

这一阶段，胡乔木既经历了事业的辉煌，也感受到了内心的矛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政治局势骤然恶化，党内斗争空前激烈。胡乔木也未能幸免于这场浩劫。

“文革”初期，胡乔木便受到冲击。他的名字被贴上各种标签，过去的文章和言论被翻出来批判。

周恩来曾采取措施，试图保护胡乔木，使其免受过激的揪斗。

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毛泽东上天安门途中经过胡乔木的住所，突然下令停车，表示要去看望胡乔木。然而，由于敲错了门，这一探望未能成行。

第二天，毛泽东又特意安排专程前往，却遭到江青的吵闹阻拦，最终未能见到胡乔木。

毛泽东无奈地说：“我心到了。”

胡乔木得知此事后，心中百感交集，回应道：“我心领了。”

这一未果的探望，成为两人关系中一段令人唏嘘的插曲，也让江青等人有所顾忌，不敢对胡乔木采取过于极端的行动。

尽管如此，胡乔木的处境并未因此好转。

1967年12月起，胡乔木被正式列入“中专一办周扬专案组”，接受长期审查。更有甚者，有人给他加上“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将他推向风口浪尖。他被长期审查，政治压力如影随形。

直到1971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工作中突然提到胡乔木，称“这个人有点知识”。这一句话，让胡乔木的处境稍有缓和。

1974年秋，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背景下，胡乔木得以出席国庆招待会，标志着他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被任命为负责人。

他一方面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一方面参与邓小平推动的各领域整顿工作。

毛泽东对胡乔木的复出和工作表示满意，也多次给予直接支持。

然而，这一短暂的复苏很快被新的风暴打破。

江青一伙对胡乔木的复出深恶痛绝，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诬蔑为“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掀起，胡乔木再次成为攻击对象。

2月23日，他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会议上被迫作出检查，4月2日又进行揭发与交代，主要内容是自1975年1月6日以来一年间，邓小平与他的24次谈话，其中15次是单独交谈。

尽管胡乔木内心认同邓小平的观点，也积极配合过整顿工作，但在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违心“检查”与“揭发”。

他参与或指导起草的《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文件，被定性为“三株大毒草”，遭到公开批判。

胡乔木再一次被“靠边”，政治生涯跌入谷底。

邓小平对胡乔木此时的表现评价道：“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一消息对胡乔木而言是巨大的打击。

更令他痛心的是，江青等人甚至不给他瞻仰毛泽东遗容的机会。

胡乔木只能在心中默默悼念这位曾经的导师与领袖，内心的悲痛无以言表。

他曾写下《七一抒情》，其中有句：“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

这四句诗，寄托了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也成为他此时心境的一种写照。

“文革”的十年，胡乔木经历了从辉煌到低谷的剧烈转变。

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风暴中的受害者。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胡乔木在经历了十年的风雨后，终于迎来复出的机会。

这一年，他已65岁，步入人生晚年，但他的笔锋依旧未钝，肩上的责任也未减轻。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

这份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建党建国史上的功绩、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了官方总结和评价。

胡乔木作为起草小组的负责人，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投入了大量心血。

他不仅认真贯彻邓小平的指导精神，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融入了自己对中共六十年历史的深刻反思。

胡乔木对“文革”成因的分析，展现了他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洞察力，他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有四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不足。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国际社会，都属于新兴事物。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全党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普遍存在局限，难以形成客观、全面且充分的认识。

这种认知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低估了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所需的时间；

其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知过于理想化，认为一切都是和谐理想的；

其三，对所处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没有清醒地认识。

由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预期过短，导致当时普遍认为中国能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乐观地预期在可预见的未来就能战胜资本主义。

但实际上，中国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程。

在超越资本主义之前，必须主动学习其长处与优势，才有可能实现最终超越。

过度理想化的认知，使得当时对现实中存在的斗争、矛盾与阴暗面重视不足。

正如胡乔木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等社会矛盾依然存在，然而毛泽东对此缺乏充分准备，不仅在阶级斗争方面预判不足，对其他各类社会政治矛盾也缺少应对预案。

这使得在矛盾出现时，往往被一概视为阶级斗争处理，最终形成系统性问题。

中共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是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标发生了转变，从最初发展生产力，逐渐转向单纯追求生产关系的“纯洁化”，进而延伸到对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净化”。

第二，革命斗争的惯性

胡乔木曾指出，中国长期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战争，对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且巨大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时代主题之时，过往的经验却未能及时顺应历史的变迁。

他明确提到：“毛泽东同志成长于革命战争环境，在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仍试图延续以往斗争所采用的方法。”

长期的农村革命战争，不仅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对大批领导干部亦是如此，致使他们“对经济工作的诸多方面缺乏了解，对文化工作的许多领域知之甚少，对国际形势同样存在诸多认知不足”。

进入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逐渐出现意见分歧。

在党内，汇聚了来自各方的杰出人才。周恩来、刘少奇等诸多同志，或长期或短期在国外学习、生活过，或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这使他们积累了农村武装斗争同志所难以获取的知识与经验。

步入和平建设阶段，由于各自经验与知识储备的显著差异，党内就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键问题，开始产生不同见解。

最初，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观点上出现分歧，毛泽东坚持自身的路线与理论，并未向刘少奇妥协。

但刘少奇经过深入思考后，重新与毛泽东达成一致，而毛泽东始终豁达，并未因之前的分歧而心存芥蒂，依然对刘少奇予以充分信任。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放心地将其置于党的工作一线，通过实践不断磨砺他，足见毛泽东并不看重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所象征的“权力”。​

在“高饶事件”中，高岗和饶漱石企图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不断进行挑拨，妄图扳倒刘少奇。

在此期间，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刘少奇进行检查，另一方面坚定地站出来保护刘少奇。​

然而，毛泽东最终与刘少奇站在对立面，是因为他认为两人之间的争论已上升到原则性问题，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已无任何妥协的空间。

毛泽东最终形成的观点是：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不同，而是上升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本质区别，关乎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任由刘少奇按照自己的思路治理中国，中国迟早会发生“变色”。

第三，国际共运消极因素的影响

胡乔木曾指出，彼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部分消极因素，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所秉持的专制模式，还有斯大林的那套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早期，由于经验匮乏以及对国际共运权威的尊崇，中国共产党在一定阶段难以避免地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在革命策略的制定上，常常参照苏联的城市革命经验，而对中国农村广阔天地所蕴含的巨大革命潜力认识不足。

在组织建设方面，也部分借鉴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内民主的充分发挥。

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

所以胡乔木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追本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转折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

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这不仅让苏联思想界陷入混乱，也对世界局势及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提议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看似友好交流，却暗藏玄机，大大动摇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政府的信任，引发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出现“修正主义”危险的警觉。

1959年底，当思考国际形势及应对策略时，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是否已成系统”的问题，并明确表示要抵制赫鲁晓夫式修正主义。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如期召开，中方派遣由周恩来领衔的代表团前往。

然而，当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时，周恩来毅然离席，以此表达抗议，并特意前往红场，在斯大林墓前献上花圈。

次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抨击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称其实质是反革命行为。他强调：“我们要进行万年的阶级斗争，否则，我们就会沦为国民党或修正主义者。”

1963年7月，苏共中央发布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其中充斥着对事实的扭曲。这封信成为中苏论战的导火索，引发了随后的九篇评述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文章，使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辩论持续多年。

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以及顾及苏共和苏联的威望，中国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从未公开指责过苏共领导人。

同时，苏联对中国援助中的高利率和苛刻技术转让条件，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1960年，局势骤变。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即刻召回所有在华工作的专家，并废除两国间的一切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随后在1962年，他们又趁中国经济困难之际策动“伊塔事件”。

到1964年，边境紧张局势加剧，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并将军队驻扎于邻近中国的蒙古地区。

到了1966年，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再派代表参加苏共第二十三大。

在复函中，中方明确表示：此前曾多次出席过历届大会，但鉴于赫鲁晓夫时期的表现不佳，如今已偏离列宁主义道路、蜕变为现代修正主义中心，因此拒绝出席。

可以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这也促使了“文革”初期极“左”外交政策的发展。

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十分紧迫。

毛泽东对于警惕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出现修正主义问题有着深远见解，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执政地位的重要战略眼光，也是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的根本策略。

国际环境是国家领导人制定方针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时的国际环境无疑给毛泽东思考问题又加个砝码。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出修正主义，这是国际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

胡乔木还从心理层面对毛泽东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文革”的发动也有毛泽东的冲动。

他那时候并不是理性思维占主导的，他受到了多方面的刺激，其中也包括了“海瑞罢官”引来的问题。

而且胡乔木认为当时毛泽东对于“文革”之后究竟走向哪里是说不清楚的，他计划将原有的秩序打乱了，重新塑造，但没有足够的力量制造一个新秩序。

在胡乔木心中，毛泽东晚年是空想的革命家——一个好人也是会犯错误的。从主观上，他的愿景是美好的，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扫除党和国家的阴暗面。

而林彪、“四人帮”是假革命、反革命，他们只想把一切搞乱，乱得越彻底越利于他们夺权。

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遮掩、不回避，但始终保持了冷静、客观、公正的态度。

他指出，一定要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要从大局着眼，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经推敲，胡乔木写定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胡乔木反复强调，毛主席的错误同功绩比是第二的。

毛主席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贡献是这样伟大，绝不能够动摇他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农民战争历史，但过去一切农民战争都失败了，即使有的成功了，最后也变质了。唯有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到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广泛的胜利。

在“文革”之中，毛泽东基本维持了解放军，维持了国务院，也基本上维持了党的统一。在外交上，他的功绩也是主要的，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调整外交政策，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等。

胡乔木还指出，一直到最后，毛主席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解放了一批干部，为打倒“四人帮”创造了条件。

1982年6月，胡乔木在70诞辰时写的七律《有思》中，描绘了他同毛泽东的关系及其内心的感慨：“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传檄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曾判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其中既有对毛泽东的怀念之情，更有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没有及时发现、制止而引发的痛心和自责。

参考资料：

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胡乔木如何进入和淡出毛泽东视野——湘潮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胡乔木——湖南党史

胡乔木晚年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

胡乔木与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刊授党校

1941-1981:胡乔木与毛泽东——百年潮

胡乔木妙评毛泽东——文史博览

胡乔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党史文献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