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回忆(九)
我们下乡的地方,把劳动过程中的休息称作“歇火”,也有的叫“抽袋烟”,虽说叫法不同,意思却都一样。不管是在广袤的田间地头,只要是队长扯着那带着乡音的嗓子吆喝一声:“抽袋烟啰!”刹那间,大家便各得其乐。
我们下乡的地方,把劳动过程中的休息称作“歇火”,也有的叫“抽袋烟”,虽说叫法不同,意思却都一样。不管是在广袤的田间地头,只要是队长扯着那带着乡音的嗓子吆喝一声:“抽袋烟啰!”刹那间,大家便各得其乐。
张爱国老师是一位老知青,他是1969年春天离开天津到河北邢台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的。在那里插队落户期间,张爱国爱上了一个美丽大方的农村姑娘,两人并立下了爱的誓言。可后来张爱国招工进城了,他也就没能信守诺言,这件事让他愧疚自责了几十年。
我的一个发小写了一篇纪念下乡当知青50周年的文章,读后感慨万分,五十年前的那一段知青经历记忆犹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受到启发,迫不及待地也将那段我曾经认为是人生中最苦最难熬的日子、现在看来是生命中的光泽、人生中的历练、值得珍藏留恋的日子记录出来,好好地回味。
1975年深秋的傍晚,我攥着皱巴巴的介绍信站在牛棚门口。二十岁的我刚从上海来到北大荒,满脑子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革命浪漫主义,直到闻到牲口棚里刺鼻的粪便味,才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1968年10月,我与几位同窗响应时代号召,背上行囊踏上插队之路。彼时年仅16岁,体重仅89斤,尚未等到《人民日报》刊发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我们已率先扎根乡土。这段经历不仅是一段青春记忆,更是一场锤炼意志、重塑人生的精神洗礼。
要说张凤芹吧,真是个苦命的孩子,自幼失去双亲,她和弟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初中毕业那年,正是上山下乡运动的高峰期,街道干部上门做工作,动员张凤芹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承诺让她弟弟留在城里,留在爷爷奶奶身边。
初中毕业后,杨庆忠和张燕没能如愿进入高中继续求学,在家待业的日子里,他俩内心都充满了迷茫与不安。当时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杨庆忠和张燕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决定到广阔天地去锤炼革命意志,到偏远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说起上海老知青沈玉梅老师,她的人生经历可说是一波三折,有苦有乐。下乡插队时,因为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迟迟不能招工进城,最终在农村结婚成家,嫁给了农民。可过了不久,她父亲就恢复了工作,命运给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有一次小波收到家里寄来了一听红烧肉罐头,他把瓶口上的铁皮盖撬开后,立马就把罐头上面半寸厚的猪油给吃了,就象是吃蛋糕上的奶油似的,当时真是渴了卤。有一回本知青点磨了汤圆,春光知青点省委党校的知青过来玩,正好赶上吃汤圆,后来听说他们中有一人回去后三天没吃饭。为啥?
我在东北的知青岁月像一场梦,我永远热爱这片黑土地。深情的黑土地,我永远眷恋的地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记得在没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暗浑浊的迷雾。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