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一个发小写了一篇纪念下乡当知青50周年的文章，读后感慨万分，五十年前的那一段知青经历记忆犹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受到启发，迫不及待地也将那段我曾经认为是人生中最苦最难熬的日子、现在看来是生命中的光泽、人生中的历练、值得珍藏留恋的日子记录出来，好好地回味。
原创 李娅（李小娅） 魚和虾 北京
我的一个发小写了一篇纪念下乡当知青50周年的文章，读后感慨万分，五十年前的那一段知青经历记忆犹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受到启发，迫不及待地也将那段我曾经认为是人生中最苦最难熬的日子、现在看来是生命中的光泽、人生中的历练、值得珍藏留恋的日子记录出来，好好地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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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是春季招生。我们1974届毕业生，1975年元月离校，且毕业离校只有一个选项：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校时，郑丽娟、曹莉莉、赵志纯、邓赛英和我是五个思想特别单纯又激进的女生，由郑丽娟牵头组织了一个“学英雄学习小组”，德智体三方面处处争先，我们学习小组一度成为学校号召学习的标兵。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这几个女生又岂甘落后，将上山下乡申请书贴到了市委（如今的益阳市资阳区政府）大门口，以表示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
高中五人标兵集体：郑丽娟（前一）；曹莉莉（二排左）、作者；邓赛英（后排左）、赵志纯
离校后，同学们都陆陆续续下放了，而我一直逗留在家。一个原因是爸爸单位的知青点没有建好；二是年龄不到十七岁，按政策需暂缓一年下放。可我心里特别着急，生怕同学误会我是假积极，天天跟爸爸妈妈吵着闹着哭着要下放。正在这段吵得爸爸妈妈不得安宁、唯恐自己当了落后分子的日子里，爸爸的战友、安化县梅城区伊泉公社三里大队支书（也是安化地下党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遣送回老家，后平反当了支书）和三里大队九队队长来我家找爸爸求援化肥（当时化肥很紧张，爸爸正好在商业供销系统工作）。爸爸说起我下放农村的事，他们一拍即合：我将去爸爸五十年代流过汗，甚至把身体都累垮了的地方当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1975年4月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日子，妈妈找了一辆便车送我去了安化梅城的伊泉公社三里大队九队。
正当我满心喜悦，兴致勃勃地踏上新的征程时，老天跟我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身体一直健壮如牛，从不生病的我，在坐了五个小时的汽车到达目的地后，腿肿得像大象的腿柱子一样粗，迈不开步。迫不得已，妈妈带我去梅城医院看病，检查的结果竟然是急性肾盂肾炎，无奈只好在医院开了中药，到外婆家先养病（外婆住在梅城镇南门街上，离我下放的地方三公里）。
那时候的我一点都不会娇贵。这么严重的病，也没有返回益阳治疗，仅在小小的镇医院开点中药。后来可能是中药效果慢，妈妈又找熟人买了一、二十支青霉素注射针剂。在外婆家里大约养了一个月左右的病，我便迫不急待地自行去了楊队长家，开启我的知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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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是插队知青，不可能有自己的房子。队里有队屋，可我也不敢一个人住。我也不会做饭，这样只能吃喝拉撒都在楊队长家里。
楊队长一家人对我热情关照，特别是六十多岁的外婆，我跟着楊队长的六个子女喊翁妈（奶奶）。那个年代粮食紧张，楊队长一家人每餐都是先吃一碗红薯后再吃米饭。可我去盛红薯时，翁妈就喊我不要吃红薯吃米饭，并不停的喊我吃菜。我想做点家务活，翁妈也不让我干。
虽然有翁妈的关怀，但是楊队长家毕竟是农村，条件很有限，如住宿的问题。我跟翁妈、桂华姐、丽华妹四人住一间房，两张床，我跟桂华姐挤在一张床上。
最头疼的是上厕所和洗澡。厕所与猪栏和放农具的杂屋是一间，空间很大。小便是一个唱响泉水叮咚响的尿桶，而大便则是一个要上几个台阶的木桶做的粪桶，一张破门拦着。上厕所时，要聚精会神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一但有脚步声传来就立刻咳嗽，示意厕所里有人，让人总感觉随时有人破门而入而不敢久蹲。
初次离开父母，离开舒适温馨的家，进入这般陌生的环境生活，很是觉得孤独无助，寂寞委屈，一下子就没有了来时的激情，心情也跌入了谷底，把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抛到了脑后。
成了插队落户知青的我。1976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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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跟着社员们一起早出晚归地出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与想象中的下放浪漫生活完全是两码事。他们劳作时东家长西家短，一顿乱侃，都不是我关注的话题，甚至还讲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我一个刚出校门的姑娘家很不适应。
我还时常闹出一些洋相。大家一起走在田埂上，突然有人大喊：有蛇！吓得我一蹦几丈高，脚不敢落地，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上；到队上粮仓去搬稻谷晾晒，粮仓里老鼠到处窜，还掏出一窝没长毛的小老鼠崽崽，吓得我丢掉农具哇哇大叫；插秧的时候，蚂蝗叮在腿上，我也吓得在田里大喊大叫，一顿乱踩，把刚插好的秧踩得稀巴烂。
对我来说，所有的农活都那么不好干。一次，我和社员们去十多里路以外的深山里开荒育林。山高坡陡，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山腰，他们都快要完成自己的定额下山了，队长担心我完工后又跟不上大队伍返回，干脆叫我下山去，给做饭的师傅当帮手。用柴火灶做饭，第一次烧柴火，被我烧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气都喘不过来。最毛骨悚然的要数采摘茶叶。第一道茶还好，没有什么虫子，采二道茶三道茶时，茶叶上尽是毛毛虫。由于按采摘的茶叶重量计工分，其他社员都是不管有虫没虫，一把把地把茶叶扯下来。而我看到毛虫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只能挑选没有毛虫的茶叶一片一片地摘。
一天下来，连他们的工分零头都挣不到，被当成笑话。我倒也不在乎，但问题是染到了毛虫的毒，浑身红肿，奇痒无比，挠都不知道挠哪里，只好跑到公社卫生院打了一针才痊愈。（二道茶、三道茶里面的毛虫没人去挑，也挑不尽，都混在一起加工成茶。所以，当地人只吃头道茶。当然，现在的茶叶都打农药，虽无虫，却有了农药残留。）我现在13岁的外孙女看到菜叶上的小虫子，与我当知青时的反应一模一样，吓得丢掉菜跑好远。我会用手拈掉，告诉她，菜叶上有虫，正好说明菜没打农药，可安全食用。
我还闹出了很多缺乏农业常识的笑话。社员们会调侃我，我虽然知道他们是善意的，但心里总不是个味道。天天面对这样的生活，我感到很迷茫，郁闷得天天端起饭碗就掉眼泪，晚上睡觉将头闷到被子里哭。天黑时，一个人站在屋外扳起手指头算日子，流眼泪。
支书知道这些情况后很着急，把我叫到他家里又是好饭好菜，又是擂茶（安化特产：大米、芝麻、花生、姜、茶叶擂碎加工的饮料）招待我安慰我。他越安慰，我就越想哭，真的体验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刚来的时候信誓旦旦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现在却觉得这必须要镀的两年金的时光怎样才能打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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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熬到了九月份，大队的学校开学要招民办教师。支书觉得让我去当民办教师可能是个好办法，当老师不仅体力轻省，学校那边年轻人也多，有年轻的老师，有回乡的青年，都比较活泼，这样我就可能不会寂寞孤单总哭鼻子了。
下乡近一年后高中同学相聚，前排右一为作者。1976年春摄
从此，我的职业生涯中增添了近三年的民办教师经历。
一到学校报到，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愉悦。学校共有小学、初中六个年级，五个班（其中初一一个班，小学二、三年级人数少合并成一个复式班，即老师给二年级上课时，三年级学生写作业，反之亦然。当时实施的是小学五年，初中二年制），为首的是公办教师李金娥（没有任命为校长，实则履行校长职责），带着四、五个民办教师，都是从大队挑选出来的精英才俊青年。
学校共有五间教室，每个教室旁有一间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我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还配好办公桌椅等家具，一应俱全，有模有样。学校有一间共用的厨房，还解决了我上厕所恐怖症。
所有老师中年纪最大的三十岁左右，大家都对我这个初来乍到、乳臭未干的知青老师十分体恤，将一个五年级班交给我。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只比我小二岁，一般也就小四到五岁。
第一次站上讲台，我只会照本宣科，不知道学生有没有看出什么，反正我紧张得讲话都声音颤抖。边学边干，竟然很快就有了那么一丢丢的自信，师生的反映也还算不错。
我们带一个班都是当全能教师。语文、数学、政治、唱歌、体育，等等，包打包唱，师生相处也还融洽，无拘无束。有学生喊我李老师，有的喊娅子老师。
一年很快过去，这个班升到了初一。老师还是这几个老师，所带的班不离开学校还是要负责到底。我也跟着升级当了初中老师，真叫赶鸭子上架。
我所带班级的小学毕业照，这班学生升入初中继续由我带。第三排为老师（从左到右）：李金娥、吴卫民、何爱桃、作者、西满安、何朴云
我觉得教语文比教数学难。没有辅导资料，没有工具书，特别是上作文课，学生写一篇作文好费力，写出很多莫名其妙、令人捧腹的句子。可我又不能笑话学生，很头痛。于是，我跟初二老师商量，他教两个班的语文，我来教数学。这样一来，我天天课余时间看数学书，代数、函数、几何都要学习，现学现卖。代数中的二元二次方程、三元一次方程，总会遇到几道题难倒我。我就请教数学比我好的朴云老师，学生当然不知道我遇到难题时是他帮我。可能我的表达能力稍强些，学生对我教学效果的反映反而好些。
那个年代都是挑选优秀的回乡青年当老师，他们算是精英和佼佼者。但是，仅靠暑假几天业务培训，教师站在讲台上讲错、教错的现象时有发生，课下我们也经常议论某某老师讲错了，可以说谁都难免。同时，也没人检查教学质量，不光我们学校，全公社、全县，普遍都这样，都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本身就充电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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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近四年，我没有知青战友。很多有知青点经历的人，现在三天两头地聚会，我倒也不羡慕，因为我也收获了友情，结交了爱桃、芝连、朴云、桃梅、李老师等等一辈子的好朋友，是他们让我在这段当初认为难熬的日子里给予我很大的慰藉。
他们从生活上也很关照我。我到学校虽然自己能煮饭，但不会炒菜，跟李老师搭伙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教会我炒菜。我俩吃完晚饭后，李老师经常缠着我走跳子棋，我很小就会走跳子棋，她走不赢又不服输，所以一有时间我俩就搏弈。
没有柴火和煤烧，朴云老师的妈妈就让我去他家取煤炭。而煤炭是朴云老师从很远的地方用扁担挑回来的。米吃完了，我就叫上爱桃老师陪我去九队担谷，然后去加工厂加工成大米。
偶尔，我和爱桃老师会跑到她家的储仓里，拿红薯片到学校用油炸了吃。有一次我们轻手轻脚拿红薯片，响声还是惊动了伯妈（爱桃老师的妈妈）。伯妈自言自语道，楼上老鼠咯里大（很大），弄出咯大动静。我俩在楼上听到，笑得忍不住。
爱桃、作者和芝连，三个亲如姐妹的小老师
芝连老师的家就在学校旁边，她妈妈一打了擂茶，就喊我过去喝。伯妈的布鞋纳得特别棒，漂亮又耐穿，还舒适，送过我两双亲手纳的布鞋；我自己的宿舍就在学校，但我跟爱桃经常赖在芝连家睡觉，三个人挤在一张床，有说不完的悄悄话。
桃梅是大队妇女主任，经常到学校看望我，我就留她吃饭。安化人爱吃小干鱼崽，我每次从益阳回来必带干鱼。桃梅就喊大队的年轻人，到娅子老师那里呷鱼去！还有岸姣姐，在我初来乍到学校时，天天晚上到学校来陪我睡觉。还有卫民老师、爱华老师、建姣老师、西老师等等，虽然半个世纪没有联系，但他们给与的帮助我都铭记于心。
妇女主任桃梅
特别难忘的还有我妈的几个闺蜜朋友：熊老师夫妇、龙老师和何教授，他们都视我为己出，经常被喊去打牙祭，何教授还辅导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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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放农村前，爸爸一再嘱咐我，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要作风正派，洁身自好，积极参加劳动，等等。我都谨记于心，并且都基本上做到了。虽然到了学校，但农忙假（春插和秋收）和暑假（双抢）时，我都回九队参加劳动。与社员们谈笑风生不拘谨了，还被他们的淳朴和善良所感动。我定期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大队干部之前以为我仅挂个名来镀金，后来看到我的表现并予以高度认可。1978年3月，我被光荣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近四年的知青经历，用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晒黑了皮肤，练红了思想”。虽然讲得有些过，但思想确实在一步一步地变化。由难熬到了安心，由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青年，慢慢成长起来。到今天，我觉得这四年历炼是我人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最难得的珍贵记忆。
来源：草根练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