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女地下党被抓，受狱警特殊照顾，请狱友吃东西：我家有几条街

摘要：那一年，重庆的秋天来得比往常要晚些。1948年的一天，渣滓洞监狱的门口，拥挤出一群神色各异的狱警和囚犯——大家的注意力都落在一道陌生又醒目的身影上。这个新来的女囚身形颀长，皮肤雪白，衣饰无一处不是细料。站在灰暗狼藉的走廊上，她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周围的女囚犯

那一年，重庆的秋天来得比往常要晚些。1948年的一天，渣滓洞监狱的门口，拥挤出一群神色各异的狱警和囚犯——大家的注意力都落在一道陌生又醒目的身影上。这个新来的女囚身形颀长，皮肤雪白，衣饰无一处不是细料。站在灰暗狼藉的走廊上，她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周围的女囚犯们纷纷偷瞄，窃窃私语，有人捏着衣角猜她祖上肯定做过大官，不然怎么一进门连狱警都不敢怠慢，打开牢门都带着几分恭敬。她静静地坐下，不动声色地打量四周，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这样的画面，平地里就起了波澜。

进来没几个小时，所有的目光都带着三分防备。这年头，哪来的不带苦相的女囚？大家背后就窸窸窣窣：是不是敌人派来的特务？还是来做劝降工作的？有的人盯着她手里的补品，心里七上八下。这女人倒是气定神闲，把狱警送来的点心和糖果全往餐桌中间推：“你们都吃点。”可大家哪敢动，说不清她到底是什么路数。

她自己似乎并不在意这种生疏，饭后坐在木板床角，脸上也看不见惶恐。那天夜里，潮湿的监房里，她悄悄望着天花板，一声不吭。第二天和别的囚犯一样排队打饭、扫地，说起话来甚至带点四川的口音。有意思的是，那几个伤势重的同志，眼见被狱警特别照顾的新囚送来牛奶和杂粮，脸上既尴尬又期待——当然，推辞免不了，但架不住胃里咕咕叫。她只是笑，说：“闹革命都靠体力，吃饱点好扛着。”这句话，不像说给别人听，倒像一种自言自语，自嘲又不失决绝。

可即便如此，大家的警惕依然松不了。毕竟渣滓洞所在的歌乐山，进来的人有几人是真心无悔？至于她，身后背景太复杂。传言她是“半路出身”，来头不小。后来，有一天她分发食物，一个女孩子实在熬不住饿，拿了一点，转手又放下，小声说：“对不住你。”新来的女囚倒爽快，耸了耸肩：“家里头有好几条街，各位吃着点，饿坏了难受。”一句无心的话，说得隔壁床铺上的老党员当晚都在小声商量，这女人，到底是敌是友？

那她究竟是谁？怎么会到这么个鬼地方？

渣滓洞的牢门关得紧，可这人的背景更复杂。说起来蹊跷，原先谁都不晓得她其实是杨家人。她真名杨汉秀，从小便是含着银勺子长大，大伯杨森那可是有真权势，在重庆一带横着走。只是，她一早不安分，跟家里一伙人决裂，硬是给自己起了个“吴铭”的名字，说要和旧社会划清界限。

抗战胜利那阵，国内还乱成一锅粥。中央那头盘算着收拢地方力量，偏偏四川这块地儿不好拿捏，军阀之间面和心不和。朱德那会儿在枣园，就点了杨汉秀，专门让她恢复身份——杨家大小姐的牌面必须用得上。这不是讲究虚名，而是用她和杨森那点亲缘，试试给红色力量再添点子底气。按理说，这马甲一换，多少得担心自己被人盯上。可杨汉秀跟周恩来一块儿飞去重庆，咬定一口气：革命要紧，人情不算什么。

而从她下飞机起，麻烦就跟狗皮膏药般甩不掉。国民党那边的特务像影子似的跟着，但杨汉秀倒是回到老宅，先找俩兄弟敲打一番，把家里地契要了回来。不出几天，又去跟大伯摸底，顺手要出一笔钱。看起来是在为自己铺路，其实她把这些产业都变卖掉，凡有点用的统统砸在办集会、买物资、宣传上。她那些号召会，竟把平时只会打麻将跳舞的达官贵人们都吸引来了。可惜好景不长，密探们哪会看不出端倪，借着她“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理由，添油加醋地把她抓进大牢。

第一次进来，硬是没查出实证，只能放人。你以为她这个时候会消停点，谁想到反而玩得更大。听说解放军要反攻，她亲自下乡勘查地形，叫着旧相识的名头糊弄关卡，顺着大渡河边勘探哪条小路能藏军火。买枪、买罐头，能换的物资全都给前方送。她不怕暴露，“游山玩水”做掩护，把一批批物资悄悄送进大巴山下的游击根据地。有时候在路上碰见老县官，还会假意喝茶寒暄几句，你要是不懂行，真的以为她回家“洗心革面”了。

可惜世道难测。上有好饭菜，也挡不住身边有嘴巴不牢的混子。终于，有个熟人受不了诱惑，把她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出去。这一回，她再没机会套上大小姐的壳子。第二次进渣滓洞，身份彻底掀开，无处遁形。

你要说杨森这个大叔也有点意思。那时候他正当了重庆的市长，风头正劲。按说救个侄女不在话下，他却是左支右绌。为了“保表面”，关照下面狱警送点吃穿，倒也没忘家人的情分。可他口头上冷淡，心里到底打什么算盘？后来，两人有一次短暂谈话，杨森直白问她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对待旧势力的。杨汉秀那股子不服软的性子全在话里：“只要肯归顺，党包容一切。”杨森没再说什么，端着茶杯走开了，隔天就安插了人，眼里藏满警惕。

1949年春节，监狱里照样有点人情味。她鼓动大家举办个联欢会，男男女女唱一曲秧歌，磨刀霍霍等解放，眼里都带光。可她其实身体早垮了，杨森看在眼里，让她住院，却“人走屋在”，软禁加密监。那几天城里传说四起，蒋介石抓着最后的权杖让杨森看管重城——但解放在即，主意都不灵了。

临到最后，城中忽然起大火。一大片房屋烧得黑烟冲天，老重庆人抱着孩子一路逃难。可消防车迟迟不来，抢救的只剩赤手空拳的居民。大家议论纷纷，说是“共产党借机捣乱”的声音越来越大，局势混乱一塌糊涂。杨汉秀第一时间就闻到不对劲——这种火，江市井谣言、抓革命分子的行动几乎同步，太过蹊跷。

她直觉这场灾难不简单，跟杨森打电话质问，话刚出口，大伯心里就有了定案。“正好，借你挡一挡风头。”于是，扣上个“纵火主谋”的大帽子，既可借口收拾自家叛女，也能让老百姓把怒火撒向共产党。她进了秘密审讯室，软硬不吃，不招一句。暴力刑讯没让她屈服，反倒激起一股子硬气。到头来，杨森悄悄批了“处置令”，这一刀硬生生斩断了最后那点血脉。

天气开始转凉，1949年10月，那辆汽车停在僻静的山林，随车的几个人没留情面，绳子勒过脖子，草草挖坑埋了她。后来的重庆人路过那段小坡，还常听老人悄悄唠叨：当年那地方埋了个“胆大得很”的女同志。

杨汉秀这一生，要真说起来，命运折腾足了。从小锦衣玉食，父母和大伯捧在手心，可她却偏不走老路。小时候见仆人低声下气，背地里偷哭，杨家人进桌一顿浪费，外头邻居家连柴火都烧不起。她慢慢有一种“和这世界不一样”的感觉。至于伯父杨森，有人说他脾气最急的那几年，特意请了个身形魁梧的朋友来喝酒，一屋子客人在堂屋上高谈阔论。小杨汉秀躲在屏风后头，只觉得陌生人的声音像洪钟，她悄悄打探才知道，那正是后来成了元帅的朱德。那一场对谈，她没听全，可“救国救民”四个字，两鬓一白的朱德讲得字正腔圆。自那之后，杨汉秀性子更倔，不但不肯随父母包办婚事，还在姨妈的介绍下认识了地下党。

她和丈夫满心以为自己能出国深造，却没想到命运翻盘得这么快——丈夫突发急病，抗战期间回不了家，她便一头扎进游击队。后来进了延安，成了党的正式党员。母亲曾经托亲戚带来信，说你已经对不起家。可她来信一封：“人各有志，愿以此生为新中国搏一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