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电影与学术研究，如何让“隐形劳动者”被看见？

摘要：劳动传播学是研究劳动与传播关系的学科，既从知识劳动、文化生产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行动，又从传播的维度研究各种生产形态和劳动类型。劳动传播学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关注大众媒体中对劳动过程、劳动者形象的呈现，二是关注劳动者以自主的方式参与新闻传播活动，表达以劳动者、

通过非虚构作品、电影以及学术著作，外卖骑手、快递员成为互联网时代“可见”的劳动者。

原文：《看见“劳动”》

作者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

图片 | 网络

劳动传播学是研究劳动与传播关系的学科，既从知识劳动、文化生产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行动，又从传播的维度研究各种生产形态和劳动类型。劳动传播学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关注大众媒体中对劳动过程、劳动者形象的呈现，二是关注劳动者以自主的方式参与新闻传播活动，表达以劳动者、生产者为主体的声音。近些年，外卖员、程序员、网络玩工、数据标注员、UP主等数字劳动形态成为人文社会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以外卖员、快递员为代表的平台劳动者受到格外关注。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提倡“劳工神圣”的理念，让劳动者、做工的人、庶民等话题进入公共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车夫、洋车夫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可见”的劳动者，出现鲁迅的《一件小事》（1917）、老舍的《骆驼祥子》（1936）等文学作品，以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李景汉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调查》（1925）、陶孟和的《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1929）等相关社会调查。一百年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逆全球化时代，同样有一批文学、电影、社会学著作关注疾驰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员、快递员，把他们作为数字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劳动形象。

“写工作”：

非虚构写作中的劳动者

2010年以来，非虚构写作不仅成为文学、新闻领域的重要题材，而且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具社会性和公共性的文体。近些年，一方面“写工作”“写劳动”成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主题，使得“工作”与“劳动”变成引人关注的劳动传播议题，另一方面素人、普通人也成为非虚构创作的主体，是少有的劳动者能够参与的劳动传播形式。

2023年胡安焉出版了一本热卖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是他从事的19份工作的“深描”，有酒店实习服务生、面包店学徒、便利店员、保安、自行车销售员、服装店销售、加油员、夜班拣货工、快递员等。他从打工者内部来书写劳动过程中的感受、思考和体认，具有真实感和现场感。通过创作，胡安焉变成了双重主体，一是不断更换工作的、不稳定的劳动者，二是审视自我工作状态的反思者。“我”不再是被动、麻木工作的主体，而是有批判、有吐槽、有主体性的劳动者。从书中能够看出，大多数工作形态是疲惫的、紧张的、没有价值的，胡安焉通过文学阅读和写作来寻找工作之外的自由。

2023年底，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张小满出版了《我的母亲做保洁》。疫情期间，母亲在深圳从事保洁工作，张小满也多次跟着进入其工作现场，帮助母亲打扫卫生，如同人类学家进入“田野”一样，她以写作为媒介，不仅完成了对母亲的人生重访，还展现了深圳老年保洁员的劳动状态和管理机制，看到了超级大城市的背面。这些“视而不见”的、隐匿于超级商场、高级写字楼、单位里的保洁员们，像网络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NPC）一样，时刻保持公共空间的卫生清洁。母亲还提到两类不同的工作环境，一是在购物广场、企业办公楼等私营场所，二是在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前者的管理者是严厉的、其他职员也是冷漠的，后者中遇到的业主则是客气的、监管松散的，即便同样都是外包劳动的保洁员也能感受体制内、外的“冷暖”。通过深入书写母亲的工作，作为书写者的“我”不断意识到自己与母亲处于相似的工作状态，这既实现了大厂白领与更弱势的劳动阶层的认同，又实现了依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女儿与操劳一生的农民工母亲的共情。

《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展现了重复的、劳累的、异化感的劳动。这些写劳动、写工作的作品能产生市场效应，除了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现场感和代入感，恐怕与经济下行打工人的职场焦虑有关，所描述的繁重劳作感动了很多人，引发了职场打工人的共鸣。

向下认同：

电影中的两类劳动者

2024年暑期档，有两部与外卖员有关的电影上映。电影《逆行人生》以中年程序员和项目小组长高志垒被裁员、转行送外卖为主线。影片借高志垒深度“体验”外卖员的生活，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外卖员从接单、取单到以最快的速度送单的工作流程，外卖员作为行走的主体成为被平台算法系统操控的牵线木偶。这些出卖劳动、骑着电动车风驰于楼宇之间的“人力车夫”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劳力”成本。但电影并没有走向对平台算法的反思，反而高志垒发挥专业优势，开发出一款提高送餐效率的外卖地图App，有可能再次从“逆行”中实现人生的“逆袭”。电影《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同样讲述了外卖平台的高管危力意外撞到外卖员的故事，两个生活在平行世界的打工人因一次意外交通事故“连接”在一起。交通事故让危力意识到自己所开发的平台软件塑造着外卖员的劳动形态，平台算法才是导致外卖骑手频繁违反交通规则的罪魁祸首。高志垒、危力既是男性主导的家庭结构的顶梁柱，又是雇佣劳动下需要挣钱养活一家人的打工人，他们在逆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中体认到性别与阶层的双重压力。

从电影中能看出两类劳动者，一是年近中年、处于失业危机的大厂职员、都市中产，二是出现在大街小巷、服务于外卖产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些失业的大厂白领在社会地位下沉的过程中，看到了比自己更弱势的外卖员，并对他们的工作、劳动状态产生共情。这种投向他者的目光，改变了前些年中产阶层向上认同的信心，不再把“马云爸爸”“几个小目标”等作为网络流行梗，“加油，打工人”“天生牛马”等打工人话语成为新的表情包。这种对外卖员的向下认同，与其说创造了一种不同劳动者的跨阶层联合，不如说是一抹浪漫的温情，这些自食其力、不辞辛苦的劳动者再次让大厂白领反身意识到打工人的身份。

隐匿的“劳动”：

劳动社会学视角下的平台劳动

在非虚构文学、电影作品中讲述外卖员故事的同时，行动传播学、劳工社会学等领域的青年学者也一直关注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者。

青年学者孙萍从2017年博士毕业到北京工作后，开始对外卖骑手这一平台劳动者进行社会调研。她用“过渡劳动”来概括外卖骑手的劳动状态。在调研中，孙萍发现这种“过渡”的零工经济成为很多人不得不一直从事的职业，变成“永久零工”。其著作《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特别聚焦平台算法与外卖骑手这一劳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系统对劳动者的“无形”控制。算法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控制与被控制的二元关系，而是处于一种“相爱相杀”的状态，外卖骑手像游戏玩家一样，每一次送外卖产生的数据都被“喂养”给系统，帮助算法实现优化。当然，外卖骑手在使用系统的过程中也会“摸鱼”，甚至用“逆算法”的方式来抵抗算法的操控。这本书用非虚构的深度描写，再次把隐匿在平台系统中的劳动“还原”为一个又一个有生命的劳动者，让人们看到一幕自主运转的算法与成千上万鲜活的劳动者之间控制、配合、抵抗的多幕剧。

青年学者陈龙从2018年开始当了半年多骑手，把外卖骑手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种“成为”骑手、“扮演”骑手的参与式民族志，使得其著作《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带有双重声音和语调，一是用非虚构文学的语言来描述骑手、站点、商家、顾客、交警、保安之间的劳动秩序之网；二是用社会学理论来阐释、归纳平台管理劳动的“数字控制”。外卖骑手使用平台为客户送餐的过程中在为平台“免费”生产看不见的数据，这些数据帮助平台算法优化以及提升平台模型的管理效率，资本和平台的劳动控制不只是外在的，还是骑手的自我控制参与其间的内化状态，这就是骑手与系统共生、共存的平台系统的生态。由于劳动控制被分配给不同环节，如平台负责控制的指导和赏罚功能、指尖消费的顾客负责评价功能，这就使得劳资矛盾被转嫁到骑手与平台系统和骑手与顾客之间。相比工厂里的“数值控制”，平台时代的“数字控制”是一种去时空化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管理。

“劳动创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强调劳动是价值的来源以及从事劳动的主体是现实社会的生产者和创造者。通过非虚构作品、电影以及学术著作，外卖骑手、快递员成为互联网时代“可见”的劳动者。数字平台企业把依靠算法进行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和参与平台设计、管理的白领连接起来，从而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劳动者更容易实现共情，这既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结合，又是用劳动传播的方式反思算法时代的劳动状况。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4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