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支新来的队伍携带着自己的炊事用具，一个捆在架子上背在炊事员背后的巨大的金属锅，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离开沁县时，我们的队伍增加了二百五十个要回一二九师的军人。

这支新来的队伍携带着自己的炊事用具，一个捆在架子上背在炊事员背后的巨大的金属锅，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锅的直径有四英尺，深二英尺，它象塔一样高出炊事员的头，从背后看去，好像是锅在自己走路。

迄今为止，在我们走过的城市还没有受到各种礼仪的打扰，但薄将军显然已把我们要到来通知了所有的人。

每经过一个村庄，群众组织都出来接待我们。

到达武乡县时，出现了高潮。

县长，一个高个儿的仪表堂堂的人，和一大群随从人员在城门口迎接我们。

一阵打恭作揖之后，立波和我被引着穿过欢迎行列来到县门。

在那里我们坐了二十分钟，一边喝茶，一边交换在旧中国十分熟悉的客套。

最后，县长领我来到一个精心准备的住所，请我在那儿过夜。

张和罗高兴而惊奇地审视着这奢侈的住所。

我试着不伤害县长的感情而向他说明，我宁愿和巡逻队住在一起。

当另一个警卫员秦闯进来时，事情糟了。

他毫不在意地就鲁莽地告诉这位高级官员，我不能呆在这里，因为离队伍太远了，队伍要对我负责。

县长还没来得及从这种异端的爆发引起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秦已抓住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了街上。

我们一起走着，他顽皮地向我使了个眼色，很有信心地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想呆在那么客气的地方。”

胸部有伤的老战士田同志，在一个烤饼师傅家里安排了一间房子。

已恢复了镇静的县长随我们来到这里。

他的自尊心被刺伤了，不过，他是一个很民主的人。

他为我们订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他的宽宏大量赢得了小鬼的欢心。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跨过结冰的河床和光秃秃的山脊，又上路了。

第二天，我们到达辽县(即今左权县)一二九师的师部。

师部实际上是在一座有城墙的城市附近的小村子里。

我注意到，这支军队从来不把重要的神经中枢放在城里。

城市是日本轰炸机爱找的目标。

日本大衣随时可见。

这个师正沿东西向的正太路和东边的平汉路积极地同敌人交手。

几乎每天都缴获到军需品。

刘伯承不在时，该师由徐向前指挥。

他以在内战时领导第四方面军而闻名。

政委张浩协助他工作。

徐和张构成了奇妙的一对。

徐个子不高，瘦而安详，他那苦行者的脸上会突然绽出迷人的微笑。

张高高的个子，体格强壮，讲话时有点喧闹，使我想起了“老山核桃树”。

他善于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他那男低音声调的说服力给人很深的印象。

两个都是朴实的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所领导的人们。

我到达不一会儿，他们就查看起我的服装来了。

“这是你所有的最暖和的外衣吗？”徐向前问道。

“是的”，我回答说，“我还有毛衣和厚内衣”。

“不够！”他大声说，“五台很冷。我们有一些从日本人那儿缴获来的羊毛，得给你的外衣加一层衬。”

“我们还要给你做皮袜子和鞋。”张浩补充说。

他们说到就做到。

立波和我在住所安顿下来后，他们来作了一次谈话。

徐同志摊开一张铁路区的大比例尺地图，指着寿阳附近说:“我们计划从这儿送你过封锁线。日本人在铁路区很活跃，不过，你们的小队将有村民自卫队带路，走秘密的山路。”

他赞扬这些自卫队的工作，说他们以多种方式帮助了军队。

“每个村子都组织了自卫队，”他解释说，“由不适宜出征的男人组成，有时也有孩子。自卫队搜集敌人的情报，防止日本人获得我军运动的消息，把伤员从战场运到附近的医院。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会遇到严重障碍。”

他继续说:“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双重的:把抗战的精神充分地灌输给人民，使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城市被敌人占领时也不灰心，不断地骚扰敌人的交通线，伏击敌人的巡逻队。"

那天晚上，一位前北平大学教授来看我。

杨秀峰教授直到最近以前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

他五十多岁，多年来一直积极地用民族主义的精神鼓舞学生，教导学生要保卫国家的主权。

这场战争到来时，他充满信心地工作，还率领一批学生去被从前的官员们抛弃了的河北西南八县。

在那里，他重建了法律和秩序，组织了使日本人不得安宁的游击队。

他翻过大山来到辽县，目的是学习八路军的方法。

他不是一个强壮的人，艰苦的游击生活在这个爱国者的身上唤起了不屈不挠的精神。

一二九师的一个巡逻队护送我们离开辽县再向前去，我们当中去五台的那些人将由巡逻队接力，从一个总部转到另一个总部。

到陈赓的旅部有二十四英里，我们在创记录的时间内走完了。

陈赓不同于我已见过的其他领导人。

他三十二岁，没有胡子、戴着眼镜的脸看上去象个学生而不象战士。

他精力充沛，体力活动不间断，说话不大连贯。

十年前，他是黄埔军校蒋介石的一个学生，一度有报道说，他曾救过蒋总司令的性命。

后来，在一九三三年蒋还了他的情，当时陈被俘，蒋把死刑改成了监禁。

陈带给我们的是不好的消息。

寿阳的日本人正准备出动，此刻，寿阳附近已经打响。

徐向前从辽县打来电话，要把我们往东送五十英里，在那里试试另一条过封锁线的路。

我们向东穿过了和顺县。

在那里我们有过一次愉快的经历。

县长是年轻人，做了很大的努力动员这个曾两次被敌人占领过的县的人民。

他急切地想对外国人表示敬意，我们中午到达时，已为我们准备了午饭。

通常，我们在行军途中什么都不吃，可是不能不领受他的好意。

一定是有人告诉县长外国人喜欢吃甜的，当一盘盘米饭、煎鸡蛋、豆芽和炸鸡端上来时，每盘都盖着一层足有半英寸厚的白糖。

立波和我很难不流露出好笑的神情。

我们认真地吃这可口的饭菜，而且不无夸张地表示欣赏，因为不能损伤主人的盛情。

主人似乎也有不小的决心吃他不习惯的菜，这也是为外国客人作出的小小牺牲吧。

只有小鬼们真正吃得带劲，他们单调的小米饭难得改变成这样的宴席。

下午我们继续前进。

第二天，我们到达皋落，陈锡联指挥的一个步兵团的团部所在地。

皋落是昔阳县县政府临时所在地，县城已被日本人占领。

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人决心控制已被日本人占领了的城市以外的乡村。

陈的一个连队袭击了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上的敌军车队，刚刚回来，正在展览各种缴来的装备。

我赞赏一套皮衣，陈一定要我带一套作为纪念。

我把它放在我的行李包里了。

缴来的日记和作战计划特别予人启示，这些文件提供了日本人如何看待这次战役所遇到的困难的第一手材料。

一本日记这样记载着:

“今天我们出发以前，被告知说，我军的一支小部队在青龙镇受到攻击，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在这个地方我们团首次遇上了敌人。因为当地的人民十分危险，我们杀死了三十个年轻男人后，离去了。我们走了不多的路就停下来。”

在下页上有这样的最后记载:“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或许今天将是我的末日。我希望能有援军。愿上帝帮助我们。”

显然，日军士兵对这次战役不那么高兴。

我听说陈的团有一次曾破坏了约二十架单引擎飞机，我问起这件事。

他告诉我:“情况是这样的:日本人在阳明堡有一个紧急着陆场，我们对它进行了监视。一天晚上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说，场上有二十四架飞机。我派一个营攻击阳明堡北面的城市，另一个营进攻南面的城市。我自己指挥第三个营，在夜里悄悄地接近阳明堡。两个连袭击敌人驻地；另外两个连包围着机场，用手榴弹破坏了二十二架飞机，有两架跑掉了。”

我听到的这个故事开始形成了一幅图画。

侵略军象一头大象践踏着这个省，云集在它周围的大黄蜂日夜不停一次又一次地刺伤它，刺伤，刺伤，再刺伤。

食物要靠国内供应，成群的大黄蜂又时时飞来劫走供应品。

在这种条件下，大象能活多久呢？

然而，大黄蜂也得生活，这就是军队和居民密切合作的又一个原因。

军队保护农民，农民种植粮食。

粮食按人口平等分配，军队和居民一样。

第二天一早，陈锡联告诉我，他将伴随护送我们过封锁线的那个营。

陈只有二十一岁，即使在八路军的团长中也是年轻的。

十年前他就参了军，当徐海东的通讯员。

忠诚、敏锐、讲究实际的头脑和强大的体力使他迅速得到晋升。

他有一副拳击家的外表，走起路来昂首阔步，这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自信的表现。

和县长在一起吃早饭推迟了我们出发的时间，而最后证明这是幸运的。

当我们向北进发时，地形变得崎岖起来，山越来越高。

我们就要到达日本人经常来活动，村子几乎完全撤空的地带了。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当天下午在宗武停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要闯过封锁线。

又是一个明媚的令人振奋的日子，立波、田、陈和我在我们宿舍的院子里散步。

一个农民来见陈。

谈完之后，陈匆匆站起来，扣住他的毛瑟枪。

日军一个纵队似乎正沿着一个山谷向东开来，那个山谷在北面一英里半的东冶头和我们所走的山谷汇合。

几分钟以后，陈回来告诉我们情况严重。

他得带这支巡逻队去战斗。

他的指挥部(有无线电设备)设在我们刚刚走过的后面三英里的山上，一个叫做前岩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回指挥部去？

我同意，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应在此打扰他。

但在我们离开那个院子之前，不远处已响起了炮火。

日本人正使用他们喜爱的侦察方法火力侦察。

我们急忙备上骡子往山上去。

村子里二十多个逃难的和我们一起走，他们把不多的行李包在毯子里，挂在肩上。

许多人迅速地穿过谷底，向山谷的另一侧走去。

二十分钟后，我们正努力向上爬时，立波回头去看那个村子，他突然喊了起来。

“你们看”，他叫道。

一队日本骑兵正绕过山脚从北面进村。

傍晚以前，陈和我们汇合了。

在烛光下，他在炕上摊开了一张地图，给我们估计了形势。

在东冶头有五百名敌军，另一支正从北面向那里去。

敌人的目标可能是:

(1)堵住我们北去的通道，

(2)搜寻粮食，

(3)向皋落行进。

陈提出要严密监视敌人，等待时机，打击敌人。

他的任务是护送我们通过铁路，若无必要他不会进攻敌人，但在任何情况下，他必须掌握着敌人同自己在皋落基地之间的形势。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当这件事发生时，如果我们在东冶头北面，你会怎么办？”我问。

陈作了个鬼脸，回答说:“那对我们来说会是很严峻的，我们将处在两股敌军之间。我们得感谢县长，是他的早饭使我们免于一场灾难。”

他解释说，我们没有早点收到敌军接近的情报是因为敌人离开基地的时间和我们出发的时间大致相同，双方隔着一座山向着汇合的方向行进。

老百姓没办法早点把情报送给我们。

以后的两天，立波、田和我留在前岩。

我们通过陈送回的消息了解作战情况。

日本人在乡下来回穿梭，显然是想使他们追逐的部队掉进陷阱。

第二天傍晚他们施展一计。

他们在黑暗的掩护下快速往回跑，在山谷汇合处附近设下了埋伏。

这回，农民尽了责，陈得知了这个陷阱，他把队伍带过山，来到日本人阵地的背后。

天尚未破晓，他就发起了进攻。

他们刚撤出战斗，日本人就向他们在昔阳的基地撤退了，丢下十五具尸体。

陈的巡逻队一人死亡，二人负伤。

陈巧妙地进行了这场战斗。

如果所有的游击队领导人都如此思想敏捷，善于随机应变，日本人要想熬过这次战役，更不消说赢得它，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战术。

他们的弱点太明显了。

他们象盲人一样在乡间跌跌撞撞，因为他们缺少正确的情报。

他们的部队笨重，士兵被沉重的装备压垮了。

炮兵比步兵更慢。

他们凌辱人民的做法，使那些有可能与他们合作的人也疏远了。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