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在小卖部买酱油，满脸雀斑的小郑老板早已听习惯了村里的风言风语，头也不抬地接着算账。倒是白胡子的陈老头啪地一声把旱烟袋在桌子上磕了磕，冲我挤挤眼。

村里的大喇叭已经多年不响了，谁能想到今天突然又吱吱呀呀地叫起来。

“请村民们注意，大老张家院子的那棵树被认定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我正在小卖部买酱油，满脸雀斑的小郑老板早已听习惯了村里的风言风语，头也不抬地接着算账。倒是白胡子的陈老头啪地一声把旱烟袋在桌子上磕了磕，冲我挤挤眼。

“大老张那棵树，真有那么值钱？”

我摸摸口袋里的钱包，顺势在他旁边坐下。今天反正也没什么事，听听老街坊讲故事也不错。

大老张，也就是张大伯，今年估摸着有八十来岁了。打我记事起，他就住在村东头的那间砖瓦房里，房前有棵大树，绿得发黑的枝叶几乎把整个院子都盖住了。夏天树下凉快，经常有村里人搬着小板凳到树下聊天纳凉。

“那树啊，是张大伯新婚那年种的。”陈老头眯着眼睛回忆。

当时是1973年，张大伯新婚燕尔，从林场捡回一棵小树苗，说是好兆头，栽在了自家院子里。那时候谁会想到，这棵树会成为他这辈子最大的宝贝，也是最大的祸患。

张大伯没什么文化，年轻时在林场干过几年活，后来回村里当了生产队长。就这点经历，让他对树有着别样的感情。那棵树慢慢长大，张大伯就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它。

“记得有一年，全村都在搞’以粮为纲’，家家户户都把院子里的果树砍了种粮食，老张家那树居然保住了。”陈老头说。

我点点头，顺带着掏出兜里的一包华子，抽出一根递给老陈。他摆摆手说自己还是喜欢旱烟，但眼睛却一直瞟着我手里的烟。我知道他是嘴硬，又硬塞了两根在他的烟袋里。老头子这才笑了，烟袋叼在嘴上，却没点，像是要留着过年似的。

“后来呢？”我问。

“后来啊…”

张大伯一生就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张建国，二女儿张红梅。两个孩子都在县城里有了工作，儿子在建筑公司做工程师，女儿在县医院做护士。按理说，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可是人这一辈子的烦恼啊，好像永远都少不了。

“前年张大伯老伴儿去世后，就开始了。”陈老头叹了口气，“他儿女想把他接到县城去住，可张大伯就是不肯走。”

倒不是张大伯多念旧，实在是舍不得那棵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院子里看看这棵树。就算下雨，他也要拿着把破雨伞，站在雨里看上好一会儿。

“老张就跟那树说话呢，我亲耳听见的。”陈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跟树唠家常，说他老伴儿的事，说他儿女的事…”

我想了想，这样的场景在我们村并不稀奇。老人们都有自己的执念，有的养一院子的花，有的养一群鸽子，也有像张大伯这样的，把感情都寄托在一棵树上。

“去年，村里开始规划建设新农村，很多人家都拆了老房子建新房，二层小洋楼，水泥地面，铁门铁窗的，可气派了。”陈老头说，“张大伯那块地，按规划是要建村集体活动中心的。”

村委会去做工作，张大伯只说了一句话：“树不砍，我就不搬。”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把村干部们都难住了。按政策，老人家不愿意搬是不能强制的。但是按规划，那块地又确实需要用。

于是乎，事情就落到了张建国和张红梅身上。

村口的广播又响起来了，是村主任那有气无力的声音：“各位村民，关于张大伯家那棵树的事情，现已上报县里，专家组会来现场勘测，请大家不要前往围观…”

话还没说完，小卖部门口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都朝着村东头张望。

“走，咱们去看看。”陈老头一下子来了精神，拍拍裤子上的灰就要往外走。

我有些犹豫：“不是说让咱们别去吗？”

“去呗，就说路过。”

小卖部老板娘插嘴道：“你们也真是闲的，一棵破树有什么好看的。”

陈老头不屑地撇撇嘴：“你懂啥，那树可不一般。”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反正今天下午也没事，就跟着陈老头一起往村东走去。一路上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起来张家的事。

张建国和张红梅一开始还挺耐心，轮流回来劝说父亲。后来大概是没了耐心，两个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

“我去年冬天回村的时候，正好碰见张建国在他爹面前发火。”陈老头说，“那语气，就跟训孩子似的。说什么时代变了，不能总是守着老房子不放，新农村建设大家都要配合…”

张红梅则采取了”温柔攻势”，三天两头从县城带回来好吃的，好穿的，还专门请了县里有名的专家给张大伯看病。

“其实老张身体好着呢，根本不需要看什么病。他女儿就是想说服医生，让医生告诉老张，住在那个旧房子对健康不好。”陈老头呵呵笑道。

张大伯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他知道儿女是为他好，也知道村里的规划确实重要。但是那棵树，就像是他的另一个孩子，陪伴了他五十年，他怎么舍得砍掉？

“你们懂个屁，这树可不是普通的树！”他总是这么回答儿女。

可是到底有什么不普通，他从来不肯明说。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张大伯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是女儿在上夜班时晕倒了，正在急诊。老人家二话不说，拿起手电筒就往村口等公交车，那天晚上下着小雪，路滑得很。

趁着这个机会，张建国从县城赶回来，带了两个工人，打算趁着父亲不在家，把那棵树给锯了。

“要不是我那天晚上失眠出来遛弯，可能那树就没了。”陈老头说。

他在暗处看到张建国打着手电筒走进院子，就觉得不对劲，于是赶紧去敲隔壁王婶子的门。王婶子是村里有名的爱管闲事，一听这事立马穿上衣服就往张大伯家跑。

“当时那场面啊，真是…”陈老头停下脚步，似乎在回想当时的情景，“王婶子站在院子门口大喊：‘老张家的树要是少了一根枝丫，我们全村都不答应！’”

那一嗓子把半个村子的人都喊醒了。张建国没想到会这样，只好悻悻地带着工人离开。

后来才知道，张红梅根本没事，那个电话是张建国安排人打的。

张大伯家的院子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十几个村民站在围墙外头探头探脑。我和陈老头挤到前面，才看清楚院子里的情况。

三四个穿着制服的人正在那棵大树周围忙活，拿着尺子量树干，用小铲子挖土。张大伯穿着一件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一旁，脸上带着些许得意的笑容。张建国和张红梅也在，脸色不太好看。

“这是什么树啊？看着挺普通的。”我问道。

陈老头神秘地笑了笑：“你看那叶子，像不像银杏？”

我定睛一看，确实有些像，但又有些差异。

“这是一种稀有的银杏变种，据说全国就这一棵。”陈老头压低声音说，“张大伯年轻时在林场工作，捡到的这棵树苗。当时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树，觉得好看就带回来种了。”

我有些不相信：“这么稀有，怎么会被他随便捡到？”

陈老头摇摇头：“谁知道呢，可能是缘分吧。前几年有个研究生来村里做什么植物调查，看到这棵树就惊呆了，回去告诉了他导师。据说是什么’活化石’，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院子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正在和张大伯交谈，看样子是县里来的领导。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见张大伯一个劲地点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回去的路上，陈老头告诉我，专家确认这确实是一种珍稀的银杏变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县里决定将张大伯家这块地方划为保护区，并聘请张大伯作为名誉保护员，还有每月五百块的补贴。

“张建国和张红梅现在可后悔了。”陈老头嘿嘿笑道，“要是他们把树砍了，不仅可能违法，还会失去这个’摇钱树’。”

回到小卖部，刚才的那几个村民也都回来了，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张大伯家的事。小卖部老板娘边擦柜台边说：“这树到底有啥用啊？能结果子吃吗？”

陈老头白了她一眼：“你就知道吃。这树的价值在于科研，懂不懂？”

老板娘撇撇嘴：“科研能当饭吃啊？”

有人插嘴道：“听说县电视台也要来拍，到时候老张可就出名了。”

另一个人接话：“搞不好还能上省台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我却想起了张大伯站在树下的神情。那种感觉，似乎不仅仅是对一棵树的爱护，更像是对一段记忆的守护。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绕道去看了看张大伯家。老人家正坐在树下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发黄的相册。他看到我，笑着招招手。

“小刘啊，过来坐。”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

“听说这树成宝贝了？”我试探着问道。

张大伯笑了笑，轻轻抚摸着相册封面：“它一直都是宝贝。”

他翻开相册，里面是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有他和老伴的结婚照，两人站在这棵还很小的树旁边；有儿女小时候在树下玩耍的照片；还有全家人在树下过年的合影…一张张照片，记录了他一家人的欢乐与悲伤。

“老张，你早就知道这树的价值吧？”我问。

他摇摇头：“我不懂那些专业的东西。我只知道，这树见证了我的一生。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段记忆。”

他指着一张照片，那是他老伴年轻时候的样子，正站在树下笑。

“她走之前，就是躺在树下的躺椅上，看着树叶，说叶子真好看…”张大伯的声音哽咽了。

我突然明白了，对张大伯来说，这棵树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它是什么珍稀品种，而在于它承载了他一生的记忆和情感。

回到村里的第三天，县电视台的记者真的来了，还带着摄影机和话筒。他们采访了张大伯，问他是如何发现并保护这棵珍稀植物的。

张大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坐在树下，看起来很不习惯镜头。

“我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保护什么。”他说，“我只是一直和它生活在一起。”

记者似乎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又追问：“那您是怎么知道这棵树的特殊性的？”

张大伯愣了一下，然后指了指树干上的一个结疤：“你看这个疤，是我儿子十岁那年爬树摔下来弄的。”又指指另一边：“这里的刻痕，是我老伴种第一批菜的时候，用锄头不小心碰的。”

记者有些困惑，但张大伯继续说道：“对我来说，它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记得我们家的每一个故事。”

这段采访最终并没有被播出。县电视台剪辑了专家对这种珍稀植物的科普讲解，以及县领导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讲话。张大伯只在镜头中匆匆一瞥，作为这棵树的”守护者”被简单介绍了一下。

张建国和张红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急着要砍树的张建国，现在每周都会回来看望父亲，还自掏腰包给树周围安装了护栏和监控。张红梅则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打算接父亲过去住，当然，是在不砍树的前提下，每周末再送老人回来看看他的树。

“你们以前不是说这树占地方，碍事吗？”张大伯问儿女。

张建国尴尬地笑了笑：“爸，我们那是不懂事。现在知道这树多珍贵了。”

张红梅则说：“爸，以后您就是村里的名人了，树是您的功劳，我们为您骄傲。”

张大伯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什么。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明白儿女转变的真正原因。

专家们走后，村里还是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张大伯家的树被围上了铁栅栏，挂上了保护标志。偶尔会有外地人专程来看这棵树，村里的孩子们也常常围在栅栏外好奇地打量。

陈老头说，晚上经过张大伯家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人家一个人坐在树下，喃喃自语。

“他在跟谁说话呢？”我问。

陈老头神秘地笑了笑：“当然是跟他老伴儿说话啊。老张相信，他老伴儿的魂魄就在那树里呢。”

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种说法，但我能理解张大伯的感受。在他看来，那棵树不仅仅是一种珍稀植物，更是他和逝去亲人之间的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生者与逝者。

今年春天，我再次回到村里，特意去看了看张大伯。老人家依然住在那间老房子里，虽然屋子已经被重新粉刷过，门窗也换了新的。树下多了一张崭新的躺椅，张大伯正躺在上面晒太阳。

“小刘啊，来，坐。”他招呼我。

我在他旁边坐下，抬头看着那棵树。春天的阳光透过嫩绿的叶子，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树又长高了不少。”我说。

张大伯点点头，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它会一直长下去，比我活得久。”

他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粒种子：“这是它结的种子，很少见的。专家说这种子能发芽的几率很小，但我还是想试试。”

“您打算种在哪里？”

“就在那边。”他指着院子的另一角，“等长大了，就送给村里小学，让孩子们也能看到这么好看的树。”

我有些感动，不禁问道：“大伯，您真的不打算搬到县城去住吗？女儿不是给您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

张大伯笑了笑：“去过几次，住不惯。还是这里好，有我的树，有我的回忆。”

太阳渐渐西斜，树影拉长。张大伯似乎有些疲倦，闭上眼睛靠在躺椅上。我悄悄起身，不想打扰他的休息。

走到院门口，我回头望了一眼。夕阳的余晖中，老人和大树的剪影融为一体，仿佛已经生长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有些坚持看似固执，其实是一种最朴素的情感连接。就像张大伯和他的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静静地守护着彼此，也守护着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记忆和情感。

后来听村里人说，张大伯把那些种子确实种下去了，虽然大多数都没能发芽，但有一棵小树苗顽强地钻出了土壤。张大伯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它，每天早晚都要看好几次。

“要是再活五十年，我就能看到两棵一模一样的大树了。”他常这么对村里人说。

大家都笑他：“您都一百多岁了，还看什么树啊？”

张大伯也笑：“那我就在天上看着。”

生活在继续，时间在流逝。但在这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老人和他的树，一起见证着四季更替，岁月变迁，也见证着人间最质朴的情感和坚守。

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珍视什么，以及你愿意为之坚守多久。

村口的大喇叭又响起来了，这次是播报天气预报。明天将是晴天，又是一个适合在树下看书、聊天的好日子。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