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左派小青年，六八一代，反战反体制，有一个父亲留下来的西班牙度假屋记在他的名下，有一个拥有家族企业的女朋友，而且他还拥有了一个他称为“残忍的机会主义时代”的发财机会，可以让他衣食无忧地活三辈子，他无时无刻不在检讨自己，同时享用这个时代。在享用的过程中，他完成
《一种法兰西生活》，这本写于 2004 年，作者 54 岁时出版的小说或者可以理解成这样一个主题：一个左派进步分子如何陷入虚无。
他是自觉的，每个部分的标题直接用了法国总统的时间表，所以它有政治气味，但如果剥离这个政治外壳，你可以理解成它是厄普代克“兔子系列”的法国版。
你不可能不拿它去比较厄普代克。然后你会发现，美国粗鄙的中产阶级的纯真朴实与法国知识分子的拧巴之间有巨大差异。
一个左派小青年，六八一代，反战反体制，有一个父亲留下来的西班牙度假屋记在他的名下，有一个拥有家族企业的女朋友，而且他还拥有了一个他称为“残忍的机会主义时代”的发财机会，可以让他衣食无忧地活三辈子，他无时无刻不在检讨自己，同时享用这个时代。在享用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从进步分子，到中产阶级，到虚无。
所以，这部小说开始给人感觉有点维勒贝克（有趣的是，右派越老越右，而左派则不然），中间感觉有点昆德拉，到后来就很厄普代克，或者更客观一点说，后来更菲利普·罗斯。他总是想毁灭一点什么，有点做作。这种做作可能与他这本书的整体叙述风格不是很统一有关——对了，它的叙事手法很多时候还有“那不勒斯四部曲”那种风格，尤其是流露出“我一路走来”的劲头时更像——不过，男人心更狠一些，最后他还是更兔子，更祖克曼，最终他真的把所有都给毁灭了：
山顶上，景色令人晕眩。大山陡峭地向西班牙延展，而一些贫瘠的牧场和云团则挂在法兰西一侧的山坡上。
从绝壁的深处升起一股寒冷的气流，有时吹得玛丽的头发飘动起来，给她的面容笼上生命的幻影。
我们来到了长途步行的终点。
我把女儿拥在怀里，有搂抱着一棵死树的感觉。她看着正前方。我们处在虚空的边际，在世界的峰顶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
我想到我所有的亲人。在这个疑惑的瞬间，在这个许多东西取决于我的时刻，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帮助、任何的安慰。这倒并不使我吃惊：生活只不过就是这种给人错觉的纤维，它把我们和其他人联系起来，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以为至为重要的生命存在，只不过是某种完全虚无的东西。
他无力对抗虚无，只好用真的虚无来做作地收场。
这就很红楼梦了。
我们节选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发布如下：
夏尔·戴高乐
（1958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我的母亲跪倒在地。我从未看到过一个人这样突然地瘫软下去。她甚至没来得及挂断电话。我在走廊的另一头，但能感觉到她的每一声哭泣和传遍全身的颤抖。她两只手捂着脸，像有点可笑的绷带。父亲走向她，挂上听筒，接着，轮到他自己也瘫坐在门口的扶手椅上。他低着头，哭了起来。沉默、惊惧，我待在长长走廊的尽头，没有动。我与父母亲保持着距离，感觉是在努力推迟逼到眼前的死亡，是短暂地抵御那我已猜到内容的可怕消息。我就这样待在那儿，站着，在苦难的边缘，浑身发烫，眼神满是戒备，注视着迅即传播的不幸，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击垮。
我的哥哥樊尚在1958年9月28日那个星期天死了，在图卢兹，在傍晚的时候。电视里刚刚宣布17 668 790 名法国人最终接受了第五共和国新宪法。
那天，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都没去投票。他们在哥哥的床边度过了整个白天，他的病情在头天夜里恶化了。他接受了阑尾炎并发急性腹膜炎手术，整个白天陷入昏迷。
我还记得，值班医生曾长时间地与我父母交谈，以便给他们解释在他看来已不可怀疑的结局。在这次会面中，我被留在外面，坐在走廊里的一个椅子上，问自己那扇门后边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我想到我的哥哥，想到他出院后将会向我讲述的一切，而且，我已经在仰慕他此后几个星期里会享有的一种英雄的、死里逃生者的形象。那时，我八岁，而樊尚还不到十岁。这点微不足道的年龄差事实上却是重要的。与同龄人相比，樊尚又高又壮，体格健美，是那种俗话说生下来为新世界打造基础的人。他天生具有惊人的成熟，总是一面耐心地给我讲述成人世界的变迁，一面庇护我于它的风云变幻之中。在学校里，他享有无人可及的声望，但是当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反抗老师，或者反抗父母。在我眼里，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他巨人般的高度。在他身边，我感觉自己在变幻无常的生活中得到了庇护。而且直到今天，他死后四十多年，每当想起我们的少年时代，他仍然是那个被爱戴和被崇拜的巨人。
父亲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然后向我走来，可以说他已是一个老人。好像在他身后拖着一种看不见的重负，阻绊着他的脚步。我看着他走近，模糊地感觉到他将要向我宣布世界的末日。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你哥哥刚刚死了。”没看父亲那痛苦的面容，没对他流露一点儿细微的感情，我冲进樊尚的房间，占有了他那由六匹白马拉着的铬铁四轮马车。这个玩具，或者说这个纪念物，是我叔叔，一个斜眼的、令人讨厌的小个子男人兼大旅行家，两年前从伦敦带给他的。它肯定来自白金汉宫附近某个平庸的纪念品商店，但是它的重量，它独特的闪光，它车体细部—车灯或车轮—的准确清晰，还有马的步态显现的力量，对我而言都充满魔力。如果他本来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这个东西，仅仅是这个东西本身，也足够给予我哥哥全部的威望。樊尚从来不借给我这套马车，借口是它太容易坏，而我太小，还不能玩这么复杂的东西。有时，他把车放在客厅的地板上，让我把耳朵贴着地板砖。他说：“别动。一点儿声也别出，闭上眼睛。你会听到马蹄的声音。”于是，当然，我听到了。我甚至看见马匹在我眼前奔驰而过，由我哥哥，勇敢的驭手执鞭驾驶，他在闪闪发光的车厢高处随车的颠簸而摇动。于是，我恍惚觉得自己正当童年，每一天都给这个临产的世界注入生命的力量。而且我期待长大，再长大，长得更快、更强，以这个王者长兄和大师骑手作为榜样。
在他死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摆脱他，就是占有那件东西，就是偷盗他的东西，以不忠的继承人的狂热行为。大概我是怕樊尚会把这辆四轮马车带到坟墓里去。也许我希望，凭借这被禁的也是神圣的物件，得到一部分他的荣耀、他的合法性，成为一个老大，至少能够抢劫死者，能够使他们沉重的马车跑起来。是的，在我哥哥死去的时候，我偷盗了他的东西。没有内疚，没有悔恨，甚至没流一滴眼泪。
我叫保罗·布利科。五十四岁，一个尴尬的年龄，徘徊于生命的两种远景，两个相互矛盾的世界。每天我脸上都增加一层岁月的磨痕。我按时服用磷酸丙吡胺片和降压药，而且，和所有人一样，我也不再吸烟。我独自生活，独自吃晚饭，独自老去，即使我努力与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孙子保持联系。尽管孙子年龄尚小—他快要五岁了—但有时我在他的脸上会发现某种与我哥哥相似的神情，也就是樊尚所表现出的经受人生所需要的那种自信、从容。像我哥哥一样，这个孩子好像有一种宁静的活力，然而，与他闪闪发光和探索的眼神交汇，总是一种不平静的经验。为了路易的四岁生日，我从书柜高层取下了那个四轮马车，把它放在他面前。他长久地观察着这个物件，那些轮子，那些马，但没有碰它们。他完全没有被征服，好像宁可在脑子里勾画这件东西的每个细节。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如果把耳朵贴在地板上，他也许—现在轮到他了—可以听到马蹄声。尽管满是怀疑，他还是蹲了下去。以这种方式，我在瞬间闪现的间隙里又看到自己的童年大步奔跑而过。
樊尚的葬礼是个可怕的时刻，而且从那天起，不管我们付出多少努力，父母亲和我，再也不能够重新组成一个真正的家了。葬礼结束后，父亲把哥哥的柯达布朗尼闪光照相机给了我，却不曾想到这个东西日后会怎样改变我的生活。
樊尚的死截走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连同一些最重要的情感。它深刻地改变了母亲的面容，以至于在好几个月里她完全像个陌生人。她的身体也同时消瘦干枯了下去，好像被内里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樊尚的离开也同时瓦解了她所有的温柔。母亲以前一直是那么亲切，而后来变得像个无情冷淡的后妈。父亲从前那么健谈，现在却把自己封闭在忧伤和沉默中。而我们的饭桌，从前热烈兴奋，现在却变得像僵尸的晚餐。是的，1958年以后，无论相聚或独处，幸福离开了我们，甚至在饭桌上，都是由电视机的扬声器来负责充塞我们的悲哀。
那个电视机，刚好是父亲在1958年的2月或3月买的。一台格朗丹牌的漆光木壳电视机，配有频道转换器，但图像总固定在唯一的频道上，它在那段时间里十分吝啬地把持着这块地盘。在学校里，这台新装备使我们—哥哥和我—极受欢迎。尤其是到了星期四下午，我们会邀请同学来看鲁斯蒂和兰丁丁，以及佐罗传奇的最新剧情。那年夏天，在瑞典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法国足球队的辉煌战绩使我们到达了激情的顶点。下午，在转播比赛的时刻，客厅里有了赛场观众席的气氛。我们把每一个角落都挤得满满的，追随着勒梅特的停球，科帕和皮安托尼的带球推进，樊尚的强行突破，或者是方丹的射门。在斯德哥尔摩的半决赛里，巴西对法国（5∶2）那场的全部细节，直到今天还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清晰留在我的脑海里。柠檬苏打水的酸味、草莓蛋糕的甜味，以及叫人反胃的味道，那黑白电视图像的粗疏纹路，有时发生的使我们心跳停止的信号中断，那为我们抵挡下午斜射阳光威力的百叶窗，昏暗的光线给这一场合增加的闷热，加油的呐喊里哥哥发出的高于他人的声音，还有那雪崩一样的进球，渐渐地，欢呼声的强度减弱下去，快乐逐渐衰减，接着，客厅仿佛陷入悔恨，客人走光了，只在一个角落里，仅剩下哥哥和我，筋疲力尽、失望、沮丧，仿佛不会说话的木偶。几天之后，在决赛中，巴西击败了瑞典（5∶2），而法国则战胜了德国（6∶3）取得第三名。我对这最后两场比赛没有保留任何记忆。或许由于与这个恩赐的独一无二的下午相反，在那时，我支持哥哥，哥哥支持法国，而随后事情就不再只与足球有关。在这么久之后，尽管我们的生命中有无边的遗忘，但直到今天在我心里，还存在着这个精心保存、未被触动的小岛，这块兄弟间纯洁、闪光和共有的小小领地。
这是我和樊尚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夏天。很快，戴高乐占据了哥哥的位置，在饭桌上，正对着我。我是想说，格朗丹电视机被安置在那儿，在我哥哥坐了十年的椅子背后。我忍受着这个变化，如同面对一种僭越，因为那位将军好像就在格朗丹里过日子。我很快就开始讨厌这个人。他自负的侧影、他的法国军帽、他的灯塔看守人制服、他高傲的外貌都使我不安，他的嗓音让我难以忍受，而且，我对一件事坚信不疑，这个在远处的将军，事实上一定就是我祖母真正的丈夫，是她的补充，她的天然对应物。某种程度的傲慢、一种对秩序和严厉的偏好，使他们极为相近。我的祖母是另一个时代的女人，在我眼里是丑陋、恶毒、尖刻、无信义的样本。在我哥哥死后，因为某些我始终没能明白的原因，她放弃了自己威严的宅邸，总来我们的寓所过冬。她把自己安顿在朝向圣埃蒂安广场的那个大房间里。在她留宿的那段时间，她以某种莫须有的借口，禁止我进入这所谓的“她的套房”。这个女人是我祖父列昂·布利科—一个地主，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遗孀，曾经一直像准将一样指挥着她的家庭。1920年代末，列昂曾屡次尝试摆脱这种兵营式的生活，他逃去了摩洛哥的丹吉尔几个月，在那儿参加宴会，还到游乐场去赌博。他的归来，看起来似乎总是喧嚣的：每一次，祖母都在宅邸的大门口迎接他，并由一位神父来给她保驾，面对这位神父，那善良的男人被迫立即忏悔他在北非的荒唐行径。这就是玛丽·布利科，不易接近、严厉、暴躁。在图卢兹的那些冬天里，我一再看见她僵坐在壁炉前，不停地捻动念珠，总是包着一块头巾。从走廊上，穿过半开着的门，我看着她嚅动着嘴唇在祈祷。她就像一架不能停息的机器，总是尽可能地向上攀升，朝着她唯一的目标：阴暗灵魂的得救。在这样的情境中，她有时会猜到我这异教徒的在场。我察觉到她目光中彻骨的寒冷，仿佛极地浮动的冰山，我的血液被冻结了，但我呆在那儿无法动弹，无力逃跑，就像因车灯光柱骤然惊呆而愣住的兔子。玛丽·布利科对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有一种的无边仇恨，尤其爱咒骂苏联是血腥的、不信上帝的国家。电视上哪怕出现一点点有关这个国家的暗示都会使她陷入真正的恐慌。但是，在她憎恨的长廊里，有一个人超越其他所有人，可以推测，那是一个她但愿能以自己基督徒的清白之手去扼断其喉咙的男人。他叫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领导着苏联的最高苏维埃。祖母怀着一种恶意的快乐把他的名字变了形，叫他“米高亚什—”，故意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拖出长长的嘘声。每当发觉这个苏联党政领导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她就用手杖在地板上敲几下，挺直失去弹性的身体，把餐巾戏剧性地摔在饭桌上，而且总是咕哝着同样的一句话：“我回屋去了。”由于仇恨的灌注重新获得活力，她就这样隐没在那长长的走廊里。不一会儿，人们会听到她房间的门发出猛烈的噼啪声。于是，在她的避难所里，她的巨大念珠的圆舞曲就将开始了。我还记得，有好长时间我想知道为什么米高扬，这个戴黑色帽子的小个子男人，在玛丽·布利科那里能引起如此的情绪爆发。当我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带着一种含糊的微笑说：“我想是因为他是共产党。”但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样也是共产党，而他们却从来没有遭遇到我祖母给予阿纳斯塔斯的这种霹雳。
尽管我从没当过那个党的成员，但我相信，在玛丽·布利科的憎恶者祭堂里，斯大林或布尔加宁远排在我之后，我就在这著名的“米高亚什—”旁边。她对待我，与我说话，都带着同样的蔑视。在哥哥去世以后，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在她眼里，樊尚一直都是仅有且独一无二的布利科家族的继承人。他有着父亲的相貌，而且，尽管年幼，却已表现出了严谨和成熟的征兆。至于我，不过是一个主根旁生出来的分叉，一滴精液的后遗症，一次神意瞬间的疏忽，一个胚胎的错误。我长得像母亲，这也就是说，像另外一个贫穷的家族，非常贫穷、遥远，山里人的家族。
直到1914年战争前，我的外祖父弗朗索瓦·兰德，始终以牧羊为业。他生活在比利牛斯山的高处，波特山口一个向阳的山坡上。在那个时代，可以说，世界真的在那高处停止了。而且，以一种特定方式，弗朗索瓦生活在真空中。那么大的雪，那么寒冷，那样孤独。就是在这母羊都很难站立的山坡上，那场战争来寻找他了。两个宪兵爬上裹在雾气中的山顶，给他送达了应征上路的命令。他，这个生活在南方和世界屋顶上的人，就这样去往北方的战壕深处，置身于地下六尺。他做了他必须做的，遭受了恐怖、毒气，然后回到家里，又老又病，精神紊乱。最初，他竭力尝试重新登上他的峰顶，但是，被芥子气留下的后遗症阻扰。由于虚弱的肺，他移居到了图卢兹的郊区。在那儿，我外祖母玛德兰娜买了一辆手推车，变成了卖四季蔬果的流动小贩。弗朗索瓦·兰德，他呢，为了治疗支气管病，始终闭门不出，一听到有人按门铃就惊惧不已。他从来不给任何人开门，因为他确信宪兵还会再来，抓住他，再把他送上前线。一个下午，我见到他在有人轻轻敲门后，迅速躲藏到床下。刚刚他还把我抱在膝上，敲门声一响，他马上变成了某种吓坏了的小啮齿动物。我记忆中的外祖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体格高大，很瘦，总是穿着黑色的短披风，手里攥着他包着铁皮的牧羊棍。很少说话，但是，一种巨大的亲切从他的脸上散发出来。他探问道：“谁？”既惊恐又专注地感受着这个世界，这个他有时躲在窗帘后观察的世界。
在外祖父去世前不久，1957年的一个星期日，我母亲曾带着他去了波特山口的峰顶。他和我，肩并肩地旅行，而我不曾记得他在整个行程中说过一句话。但是，自从公路开始爬坡，自从安全带变得越来越紧，弗朗索瓦渐渐地，开始被风景、房子、这个重新找到而无疑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往日世界所吸引。他的目光仿佛因一种野性的、动物的欢乐而闪烁着。他重新发现了高山上的寒冷，那高空中难以分辨的气味，天空的光明，土地的颜色和香气。到了路的尽头，他下了车，开始拉着我向一条熟悉的山岭小径走去。对这个人要领我去的那个地方我一无所知，但是我感觉到他温热的手抓着我的手。他说了一些话，诸如：“天好的时候，所有的绵羊都在那边，在这个山坡上。我的狗，它总是在路边等我。”现在我想，他是为他自己说的，看着超越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生活，凝视着他的记忆中可能存在的地平线。因为，在今天，在他指给我看的遗址上，只能看到高低起伏的滑雪场上有一长列静止的空中缆车立柱。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弗朗索瓦·兰德吃力地坐到了地上，把我揽在怀里，用他的手扫过整片风景，说：“你看，小家伙，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我因此也部分地是从那里来的。尽管仍在幼年，但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布利科家族—我是想说我的祖母，那个将军的妻子—只是有限度地接受了与这低微山民的联姻，对我外祖母兰德的菜贩身份更是不愿提起。看起来，玛丽·布利科曾长期竭力劝阻我父母的结合。赞同这样一种完全不平衡的联姻是不可能的。布利科家的长子远非只配得上一个残疾且半疯的牧羊人的女儿。婚礼是在家族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兰德家的任何一个人，也从没有见过—除了我的父亲之外—哪怕一个布利科家的人。与母亲说话时，玛丽·布利科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调，在那个时代，这是专门说给不受欢迎的儿媳的：“那谁，如果不从小调教这些孩子，再往后你就管不了他们了。”“你们出门的时候，别忘了，那谁，给维克多带些面包干，我发现他胖了。”当她在我们家时，她和母亲说话就像在和她自己家养着的众多仆人说话，和她所谓的“那谁”说话。我想，我的祖母是唯一的我曾真心盼望她死的人。我也曾长期抱怨我的父母没有让这个人安分一些，不过，在那个时代，逆来顺受地忍耐直系尊亲的折磨的确是正常的，哪怕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坏蛋。
来源：好奇心精选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