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抗战筹款5亿，与毛泽东的“窑洞对话”广为流传！

摘要：说起抗战时候的能人，你脑子第一反应肯定是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要么就是在各种会议上跟人掰扯的官员。但有个老头，手里既没枪也没官印，就靠一张嘴、两条腿，硬生生给国家扛回了救命钱。他叫黄炎培，你可能在历史课本上扫到过这个名字，但他到底干了多“轴”的事，估计没几个人真

说起抗战时候的能人，你脑子第一反应肯定是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要么就是在各种会议上跟人掰扯的官员。但有个老头，手里既没枪也没官印，就靠一张嘴、两条腿，硬生生给国家扛回了救命钱。他叫黄炎培，你可能在历史课本上扫到过这个名字，但他到底干了多“轴”的事，估计没几个人真知道。

全面抗战刚打响那会儿，国民政府想搞战时公债，说白了就是找人劝老百姓掏钱支援前线。找了一圈，居然找上了黄炎培——这老头一辈子都在办学校，教学生怎么做人做事，哪懂什么劝人掏钱的门道？当时好多人都背地里说，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他看着文绉绉的，连大声喊口号都不会，还想让人家把钱拿出来？可黄炎培啥也没说，回家收拾了个小包袱，转身就往香港跑，这一跑就是三趟。

那时候的香港就是座孤岛，到处都是从内地逃过去的人，商铺关门的关门，老板们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想让他们买战债，简直是难如上青天。黄炎培没抱怨过一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揣着几张前线寄来的照片，挨家挨户找工商界的老板。有回碰到个老板不耐烦，说“我自己都快饿死了，哪有钱管前线”，他也不生气，就坐在人办公室的角落，从怀里掏出一封士兵的家书，慢慢念：“俺们在前线没枪没炮，冻得直哆嗦，但只要还有口气，就不让鬼子过来……”念着念着，那老板眼圈就红了，最后掏了五千块。后来他又找新闻界的记者，搓着手说：“我这嘴笨，说不过你们这些会写的，但前线的兵娃子是真苦，你们多写写他们的事，让大伙知道这钱花在哪儿了，别让人家觉得是瞎扔钱。”

就这么跑了小半年，香港居然真的热起来了。杂货店的老板把抽屉里攒的零钱都倒出来，凑了两百多块；有个老太太把自己戴了几十年的金镯子当了，换了战债；连学校的小学生都把爸妈给的零花钱凑一起，买了一份“儿童战债”。后来有记录说，1941年一年，香港光战债就认购了1600多万，平均四个侨胞里就有一个掏了钱——这都是黄炎培跑出来的。

香港这边刚稳住，他又惦记上了菲律宾。那地方华侨多，但语言不通，他就找了个当地华侨当翻译，二十多天里跟个“陀螺”似的转。今天在唐人街的会馆讲，明天去华侨学校讲，有时候一天要讲两三场，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就含块润喉糖接着说。有次在电台做广播，说着说着就哽咽了：“咱们的国家快被鬼子打烂了，前线的娃子们在拼命，咱们在国外多凑一分钱，他们就多一分活下来的希望啊！”华侨们听着都哭了，最后凑了2000万。回重庆之后，他更拼了，全国各地跑，有次为了赶去西安的劝募会，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两夜，就啃了几个馒头，连口热饭都没吃。有人劝他别这么折腾，身体会垮的，他摆摆手说：“我多跑一天，前线就能多添几箱弹药，多救几个兵，这点累算啥？”为了省钱，他连自己的差旅费都垫，说“能省一点是一点，这些钱都是给国家的，不能乱花”。后来有人算了算，他干劝募的20个月里，近300天都在外面跑，最后总共筹了5亿多——这笔钱在当时能买多少枪支弹药，能让多少士兵不挨饿，谁也算不清。

到了1945年，抗战快胜利了，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员去了延安。在陕北的窑洞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俩人没说啥客套话，黄炎培直接把心里的顾虑倒了出来：“我活了六十多年，见了太多朝代换了又换，刚开始都好好的，后来就慢慢烂了，你们共产党将来会不会也走这条路？”

毛泽东听完，看着他的眼睛，慢慢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圈子，靠的是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偷懒；人人都能替国家管事，国家就不会垮。”

黄炎培在延安待了几天，没看到啥大官的排场，反而看见街头挂着意见箱，老百姓有话能直接写给毛泽东；看见士兵和农民一起在地里种地，干部跟群众一起在大锅里盛饭。他当时就想，原来当官的真能跟老百姓一起过日子，不是装样子。回到重庆后，他不管国民党的审查，自己掏腰包印了本《延安归来》，把在延安看到的、听到的都写了进去。书一出来就被抢着买，国统区的人拿着书互相传，有人看完说：“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当官的不欺负人，老百姓能说话。”他在书里写：“共产党最难得的，是总想着要变好、要进步，有这份心，国家的未来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