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烟云一甲子。1997年，一本《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震惊中外，犹如黑夜中点亮的一盏明灯，将“二战”中惨无人道的屠杀事件暴露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本令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愿意打开的书，它的作者张纯如用尽一生为历史正名，为正义请命。
▌烟云一甲子。1997年，一本《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震惊中外，犹如黑夜中点亮的一盏明灯，将“二战”中惨无人道的屠杀事件暴露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本令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愿意打开的书，它的作者张纯如用尽一生为历史正名，为正义请命。
张纯如将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深深地刻进全世界人类记忆中。因不断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2004年，年仅36岁的张纯如用一支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不俗的灵魂，一个无畏穿越黑夜的长征撕开侵略者层层丑恶的钢铁战士，她的生命如彩虹一般短暂而绚丽，“张纯如”这三个字已永远地镶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幕上。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丽的校园内出生，如果，这个年轻的生命没有凋零，今天的张纯如，只有57岁。
▌一个华裔少女的困惑与觉醒
1968年，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学术世家。父亲张绍进是台大物理系高材生，母亲张盈盈是哈佛生物化学博士。父母为躲避战乱远渡重洋，却在餐桌上将南京的血色记忆化作“家训”。母亲常含泪回忆：“你外祖父在南京大屠杀时，每天用身体挡住家门，日本人踢门他就跪下哀求——家里还有女眷啊！”
张纯如的童年，是两种文明的撕裂。她在伊利诺伊州图书馆借阅《安妮日记》，老师赞颂西方对犹太人的忏悔；可当她问起“Nanking Massacre”，管理员却摇头：“没有这本书。”高中历史课上，她举手质疑：“二战亚洲战场死了2000万人，为什么课本只写欧洲？”老师尴尬回应：“课程设置如此。”
12岁时，她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发现一本发霉的《战争中的中国》，书中夹着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照片。管理员警告她：“这些内容不适合孩子。”她却偷偷复印，照片上的断头、裸尸、焚城成为她第一份“历史证据”。
1991年，她在伊利诺伊大学采访华裔老兵，一位叫李宏昌的老人掀开假肢，露出被日军炸断的腿骨：“我去联合国控诉，他们让我‘顾全大局’。”
当张绍进夫妇叮嘱女儿“专注科学，远离政治”时，张纯如却在日记写道：“如果连知识精英都沉默，屠杀将真正完成——从肉体消灭到记忆灭绝。”
青年时期的张纯如
1994年冬，张纯如带着3000美元积蓄飞抵南京。她住在秦淮河边的破旧旅馆，每天走访8-10名幸存者。86岁的夏淑琴掀起上衣，右胸一道18厘米的刀疤赫然在目：“日本人杀了我全家7口，在我身上捅了3刀。”当张纯如递上纸巾，老人却木然道：“我60年没哭过了，泪早就流干了。”
在耶鲁神学院，她发现了传教士罗伯特·威尔逊的133封密信。信中记载：“1937年12月18日，我连续做了27台手术，一个8岁女孩的肠子被刺刀挑出，她问我‘医生，我还能活到樱花开吗？’”东京审判档案中，她找到日军第16师团士兵田所耕三的证词：“我们让俘虏自己挖坑，然后砍头。有个老头说‘请把我的头留在脖子上，我想看着孙子死’，我一刀劈下，头颅正好掉在孩子怀里。”人性暗面：她冒险约见日本老兵东史郎，对方却突然反悔：“我的日记被法院判为‘虚构’，右翼说要杀我全家。”最终只传来一盒录音带，背景是凄厉的警报声：“南京城到处都是女人的惨叫，我们把反抗者绑在树上练刺刀，肠子挂满整片树林……”
数据震撼：
199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英文版首发。张纯如在序言写道：“这不是历史书，而是一部解剖人性之恶的病理报告。”书中首次公布500多张日军自拍暴行照，其中一张标注：“杀人比赛冠军向井敏明，斩首106人”。
《华盛顿邮报》头版标题：“被尘封60年的东方奥斯维辛”。哈佛大学教授威廉·柯比说：“她改写了二战史，太平洋战争必须从1937年算起！”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召开记者会，举起“虚构”二字的标语牌。张纯如当面驳斥：“要我带您去南京挖万人坑吗？”次日，她收到匿名包裹——一截带血的婴儿手指。
索尼影业原计划投资电影版，却在右翼压力下撤资。制片人哭诉：“他们威胁要封杀索尼所有在日业务。”
日本APA酒店董事长元谷外志雄公开嘲讽：“愚蠢的女人！南京事件就像犹太人肥皂传说一样可笑。”他赞助的“历史研究会”甚至宣称：“30万死者？最多死了47人！”
2003年，张纯如开始撰写《美国华人史》。某夜，她突然崩溃大哭：“那些画面又回来了……孩子的断手在梦里抓我的头发！”医生诊断她因长期接触暴行资料，患上“共情创伤综合征”。
最后时光：
她在电脑里留下未发送的邮件：“日本领事馆派人跟踪我儿子，幼儿园门口有黑衣人拍照。”2004年10月，她在最后一次演讲中嘶吼：“他们现在说南京是假的，明天就会说奥斯维辛是假的！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台下观众发现，她手腕上布满指甲抓出的血痕。
法医报告显示，子弹从右太阳穴射入——这正是她书中记录的“日军处决平民的经典角度”。遗书旁放着未完成的《美国华人史》大纲，第7章标题触目惊心：《排华法案与集体失忆》。
张纯如死后3天，母亲张盈盈在女儿书房发现标记着“绝密”的档案袋，里面是日本731部队活体实验的新证据。她跪地痛哭：“纯如，你早就计划好要写第二本书对不对？”
201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法案，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日本驻加大使威胁“影响经贸关系”，却被华人团体举着张纯如照片逼退。
2020年，美国加州通过AB-1213法案，要求教科书必须包含南京大屠杀内容。编写委员会主席坦言：“是张纯如的书架起了东西方记忆的桥梁。”
日本教师松冈环坚持20年采访250名日军老兵，出版《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她在序言写道：“张纯如女士，您不是孤身一人。”
京都大学历史教授瀬野清水因讲授南京大屠杀遭右翼泼漆，他在记者会高举张纯如著作：“真理比生命更重！”
当东京街头竖起“南京事件虚构纪念碑”，当某国网红穿着和服在紫金山跳舞，当某寺庙偷偷供奉甲级战犯——张纯如的灵魂仍在发出诘问：“我们究竟要用多少生命，才能让世界记住生命？”她的铜像如今矗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入口处，左手执书，右手指向展馆内的“哭墙”。游客常看见白发老人抚摸着铜像呢喃：“姑娘，我替30万人谢谢你。”铜像底座刻着她生前最爱的诗句：
“倘若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
我便没有白活；
倘若我能平息一种痛苦，
或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回巢穴，
我便没有白活。”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