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去年秋天的事。那天下了场小雨，我正在办公室改作业，教导主任推门进来，说县教育局的领导要下乡视察，点名要我陪同。

我是咱们县城一中的老师，教了二十多年书，按说应该见过不少世面，可去年那件事，还是让我感慨良多。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那天下了场小雨，我正在办公室改作业，教导主任推门进来，说县教育局的领导要下乡视察，点名要我陪同。

“为啥要我去啊？”我抬头问。

“别问那么多，领导点名要你，”主任递给我一张纸条，“去这个村，叫什么来着…石井村。”

我看了眼纸条，皱起眉头。石井村在深山里，从县城去得坐三个小时的班车，然后还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那地方我听说过，是县里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十年前连电都没通。

“去石井村干嘛？”

主任叹了口气：“听说那儿有个老师教出了不少大学生，今年又是北大又是清华的，领导想去看看。”

我心想：石井村那种地方还能出状元？

主任补充道：“那个老师叫张明辉，听说很年轻，三十出头。”

张明辉…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模糊的影像，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人。

第二天一早，我和县教育局的李局长坐上了去石井村的班车。李局长五十来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在颠簸的班车上显得格格不入。

“刘老师，你知道张明辉吗？”李局长问我。

“不太清楚，名字好像在哪听过。”

李局长点点头：“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他。这几年石井村的升学率一直很高，今年更是出了两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县里着实震惊了一把。一查才知道那里有个年轻老师，一人撑起了整个教学点。”

班车颠了三个小时，我俩下了车，又步行往山里走。山路泥泞，李局长穿的皮鞋很快就沾满了泥巴。他倒也没抱怨，只是走得小心翼翼。

“这老师真不容易，天天走这种路。”李局长感叹道。

“听说他在那住了十五年了。”

“十五年？”李局长停下脚步，“这么年轻，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待这么久？”

我摇摇头，也觉得不可思议。

山路边有棵歪脖子柿子树，树上挂着几个红柿子，下面躺着个烂掉的，引来一群蚂蚁。我突然想起个画面——多年前的高中操场，有个男生坐在柿子树下看书，蚂蚁爬上他的裤腿他都没发觉。

这时，路边走来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扎着两个麻花辫，背着个补丁摞补丁的书包。

“小朋友，石井村的学校怎么走？”我问道。

“你们找张老师吗？”小姑娘仰头看着我俩，眼睛亮晶晶的。

李局长微笑着点头：“是啊，我们是来看张老师的。”

“跟我来吧！”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张老师可厉害了，他说我明年能考上县一中呢！”

“是吗？那很不错啊。”我随口应道，心想县一中也不是那么好考的。

小姑娘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我认真的！我姐就是张老师教的，现在在南京上大学呢！我们村去年有五个考上大学的，今年还有两个上了北京的大学！”

李局长和我对视一眼，都有些吃惊。

走了半个多小时，拐过一道山弯，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山村。村子不大，房子也破旧，但出奇的整洁。路边的篱笆上挂着晾干的红辣椒，屋檐下一排排玉米棒子在阳光下泛着金光。

学校是村子里唯一的两层楼房，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墙皮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红砖。门口的水泥地上画着几个跳房子的格子，旁边的黑板上写着”今天我们才五年级，明天就上清华北大”。

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间或夹杂着一个男人爽朗的笑声。

我们走进学校，找到了正在上课的张明辉。他背对着门口，正在黑板上写字。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袖口和衣领都磨出了毛边。

“张老师，有人找！”小姑娘大声喊道。

张明辉转过身来，我愣住了。

那张脸，虽然晒得黝黑，虽然多了几条皱纹，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当年县一中的”校草”张明辉吗？那个理科状元，全省前十名，被保送到北京读大学的张明辉？

“师兄？”我脱口而出。

张明辉也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刘师弟？真是你啊！”

李局长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俩：“你们认识？”

“我们高中是校友，”我解释道，“他比我高两届，是我们学校的传奇人物。”

张明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学生们说：“今天自习，复习一下昨天的内容。”然后把我们带到了办公室——也就是教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

办公室很简陋，一张木桌子，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几张手绘的教学挂图。桌上放着一沓作业本，旁边是一只缺了口的搪瓷杯，里面泡着几粒枸杞。窗台上摆着几盆仙人掌，长得郁郁葱葱，旁边还放着个用矿泉水瓶剪成的简易浇水器。

“坐，”张明辉搬来一把凳子，又转身去倒水，“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就喝点热水吧。”

水壶是用土灶烧的，壶身黑乎乎的，但水倒是烧得滚烫。

李局长接过水杯，直入主题：“张老师，听说你这几年教出了不少好学生啊。”

张明辉不好意思地笑笑：“孩子们都很聪明，我只是尽力引导而已。”

“石井村以前可没这么高的升学率，”李局长说，“前年是5个大学生，去年是7个，今年更是有2个考上了重点大学。这成绩在城里的学校都算不错了。”

我忍不住插嘴：“师兄，你当年可是被保送北大的，怎么会…”

我没说完，但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来这种穷乡僻壤教书？

张明辉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窗外一群孩子正在操场上玩耍，笑声清脆地传进来。

“说来话长，”他缓缓开口，“我大学毕业后本来进了个不错的研究所，工作也还行。有一年寒假，我回老家探亲，顺道来看我的一个远房表叔。他就是石井村的村长。”

“那天下着雪，我到村子里的时候，看到几个孩子在路边捡煤渣，冻得通红的小手在雪地里扒拉着。我问他们在干嘛，他们说学校的煤炉坏了，老师让他们找点煤渣回去生火暖和教室。”

我看着张明辉，难以想象当年那个春风得意的高材生会有如此转变。

“我跟着孩子们去了学校，发现这里只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教师，教着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所有学生。村里娃多，老师忙不过来，很多孩子根本学不到东西。老师说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学校早该撤了，但孩子们没地方上学。”

“那时正好是春节前，我在村里住了几天，每天去学校帮老师教学生。那些孩子眼睛里的渴望，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有个叫小芳的女孩，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数学题能一口气算对。我问她长大想做什么，她说想当老师，但村里人都说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

张明辉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那只缺口的搪瓷杯在他手里显得格外陈旧。

“回研究所后，我总想着那些孩子。半年后，我听说那位老教师病了，学校可能要关闭。我辞了工作，回到石井村。本来想着教一两年，没想到一待就是十五年。”

李局长感慨道：“十五年啊，不简单。你家里人同意吗？”

张明辉笑了笑：“当时我爸妈差点气疯了。后来他们也理解了，偶尔会来看我。”他指了指墙上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他和一对老人，背景是这所简陋的学校。

“那个小芳呢？”我问道。

“她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张明辉眼里闪着光，“今年考上的是她弟弟和表妹。”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我们回头一看，一个瘦高的小伙子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摞书。

“张老师，我把上次说的参考书带来了，”小伙子说，看到我们又有些腼腆，“哦，有客人啊。”

“这是我前几年教的学生，现在在西安交大读大三，”张明辉介绍道，“放假回来看看家人，还特意买了新书给学弟学妹们。”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张老师当年不也是给我们寄书吗？我这是回报。”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参观了整个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那么几间教室。张明辉是这里唯一的老师，负责教一到六年级的所有科目。

学校的设施很简陋。操场是一片踩平的土地，但被打扫得很干净。教学楼后面是一小片菜地，种着一些青菜和萝卜。

“这是我们的’实验田’，”张明辉笑着说，“数学课可以测量面积，科学课可以观察植物生长，语文课可以写观察日记。”

教室里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作品和各种手绘的教具。最引人注目的是后墙上的一张大地图，上面标记着红色的小旗子。

“这是我们的’星星地图’，”张明辉解释道，“每面小旗子代表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学校。孩子们每天都能看到，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哪里。”

李局长仔细看了看那些小旗子，惊讶地说：“这么多年，你教出了47个大学生？在这种条件下？”

“是啊，”张明辉点点头，眼里满是自豪，“其中有12个是重点大学。”

“你是怎么做到的？”李局长问道，语气中带着敬佩。

张明辉沉思片刻：“可能因为我相信他们能行吧。这里的孩子条件差，但并不比城里的孩子笨。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和一些引导。”

他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这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现在都工作了。左边这个在上海当程序员，右边这个在县医院当护士。每年过年，他们都会回来看看，给学弟学妹们讲外面的世界。”

照片上的背景是村口的那棵柿子树，树下站着一群笑容灿烂的孩子和年轻许多的张明辉。

“说实话，我最初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张明辉继续说道，“刚来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住的房子漏风，晚上睡觉都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村里人都说我傻，放着好工作不做，跑来受罪。”

李局长点点头：“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其实也没什么，习惯了就好，”张明辉笑了笑，“第二年春天，我收到第一份’礼物’——一个女孩考上了县一中。她爸妈激动得不行，大半夜敲开我的门，硬是要给我送两只鸡。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做对了。”

中午，村长安排我们在他家吃饭。一张方桌，四菜一汤，都是些家常菜——炒青菜、红烧肉、炖土豆、炒鸡蛋，还有一碗野菜汤。

“张老师，县里是不是要把你调走啊？”村长突然问道，语气中透着不安。

李局长连忙解释：“不是不是，我们是来看望张老师的工作情况，看看能不能给学校改善一下条件。”

村长松了口气：“那就好。我们村这些年能有这么多娃娃考上大学，全靠张老师啊。以前村里人都不重视读书，现在家家户户都想让孩子好好学习。”

饭后，我和张明辉在村口的小路上散步。秋天的山村格外安静，只有风吹过稻田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鸡鸣。

“师兄，你真的不后悔吗？”我忍不住问道，“你本可以有更好的前途。”

张明辉停下脚步，看着远处的群山：“师弟，你还记得咱们高中那会儿，教过我们的王老师吗？”

“记得，教物理的那个，特别严厉。”

“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有些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能爬多高，而在于他能照亮多少人’。”张明辉转向我，“这里的每个孩子都像一颗种子，我所做的，只是让他们有机会生根发芽。看着他们一个个飞出大山，我比什么都满足。”

一阵山风吹过，带着泥土和稻谷的气息。远处，几个孩子抱着书从学校方向走来，看到张明辉就兴奋地跑过来。

“张老师，明天的英语课还讲那个故事吗？”一个小男孩问道。

“当然，”张明辉摸摸他的头，“别忘了写完作业。”

孩子们蹦蹦跳跳地离开了，留下一串欢快的笑声。

“你知道吗，”张明辉望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会怎样？他们可能永远困在这座山里，过着和他们父辈一样的生活。但现在，他们有了选择的机会。”

太阳渐渐西斜，我们该回县城了。临走前，张明辉递给我一个纸包：“带点柿子回去尝尝，这是学生们摘的，特别甜。”

路上，李局长一直在思考。下山的路比上山容易多了，他的皮鞋虽然沾满了泥巴，但他似乎已经不在意了。

“刘老师，”李局长突然开口，“你觉得县里应该怎么支持张老师？”

我想了想：“首先得改善学校的条件，添置教学设备。其次可以考虑增派老师，一个人教六个年级太辛苦了。再就是…”

“我在想的是更大的事情，”李局长打断我，“像张老师这样的教育模式，能不能在更多村子里推广？那些偏远山区的孩子，也应该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

回到县城后，我还是忍不住给张明辉发了条短信：“师兄，你真的不考虑回城里教书吗？条件会好很多。”

他回复得很快：“暂时不考虑。这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我。等我教出一百个大学生，再考虑吧。”

一个月后，李局长真的兑现了他的承诺。县里拨款改善了石井村学校的条件，新建了教学楼，添置了电脑和图书，还增派了两名年轻教师。更重要的是，县里启动了”山村教育振兴计划”，在多个偏远村子建立教学点，选派优秀教师轮岗支教。

那次之后，我和张明辉保持了联系。每逢节假日，我都会和一些志愿者去石井村，带去书籍和学习用品，偶尔也客串一下老师。

去年冬天，我又去了一次石井村。学校焕然一新，操场上多了篮球架，教室里有了投影仪。但最让我感动的是，校门口的墙上多了一行大字：“有些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能爬多高，而在于他能照亮多少人。”

张明辉还是和以前一样，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在讲台上挥洒汗水。只不过，他的”星星地图”上，红色的小旗子又多了几面。

后记：

前些日子，一则新闻在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石井村的张明辉老师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受邀去北京领奖。新闻里配的照片是张明辉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身后跟着十几个穿着整齐校服的孩子——那是石井村学校的”北京研学小分队”，全是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凑钱资助的活动。

听说张明辉领完奖没在北京多待，急匆匆地赶回了村里，还带回了一大箱书。村里人都笑他傻，好不容易出趟远门，也不多玩几天。

张明辉却说：“孩子们等着上课呢，我的星星地图上还差很多旗子啊。”

那个星星地图，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它不仅仅是一张贴在墙上的纸，而是一座座通向远方的桥梁，是一盏盏照亮山村的明灯。

而张明辉，我那个当年春风得意的师兄，选择了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却在平凡中创造了非凡。

有人问他值不值，他总是笑着说：“每当看到一个孩子走出大山，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

这大概就是教育的力量吧——它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村庄的未来。而这一切，只因为有那么一个人，愿意扎根在大山深处，坚守十五载，只为点亮更多的星星。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