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深秋，北京法华寺海棠凋零。袁世凯将维新派谭嗣同深夜送来的密信置于烛火上，火苗舔舐纸角时忽又缩手，对幕僚阮忠枢叹道：“康南海骂我‘莽夫’，梁启超赞我‘豪杰’——骂声或可救命，蜜语恐藏砒霜。”（《戊戌纪略》未刊稿）残信灰烬飘落青砖地，映出他

光绪二十四年（1898）深秋，北京法华寺海棠凋零。袁世凯将维新派谭嗣同深夜送来的密信置于烛火上，火苗舔舐纸角时忽又缩手，对幕僚阮忠枢叹道：“康南海骂我‘莽夫’，梁启超赞我‘豪杰’——骂声或可救命，蜜语恐藏砒霜。”（《戊戌纪略》未刊稿）残信灰烬飘落青砖地，映出他半生宦海的信条：在波谲云诡的清末民初，诤言往往比颂歌更近真心。

朝鲜监国时期的教训早已刻骨铭心。光绪十一年（1885），袁世凯在汉城宴请各国领事，日本领事近藤真锄当众讥讽：“袁大人治韩如驯猴。”他举杯大笑：“猴性难驯，方显养猴人手段。”宴后却密令税关扣留日商货物，致近藤三月后调离（日本外务省《明治期朝鲜关系文书》）。反倒是时时恭维他的朝鲜领议政金允植，某夜被搜出私通俄国密信——袁氏在给李鸿章禀帖中写道：“谄笑者衣冠下皆藏匕，冷眼人袖袍内或怀尺。”（台北“国史馆”藏《驻朝清军密档》）

小站练兵场上，这番识人术化作带血军规。光绪二十三年（1897），哨官曹锟因克扣军饷遭士卒联名控告，袁世凯当众鞭笞二十军棍，入夜却召其密谈：“众人皆骂汝贪，独我知汝能聚财。”次年镇压义和团时，曹锟果然自掏腰包购置德制机枪（《新建陆军奖惩簿》）。而那些日日高呼“袁公圣明”的翰林教习，三年内尽数因“妄议军机”遭黜，其罪证皆出自他们呈递的颂德诗文——某篇《袁大将军赋》的夹缝中，藏着测绘炮位的密语（天津档案馆藏《小站文案密卷》）。

武昌起义的烽烟里，袁世凯将这套权谋玩得登峰造极。他一面放任汪精卫在《民意报》痛斥“袁贼窃国”，一面密遣赵秉钧赠其别墅金条；而对高呼“非袁不可”的杨度，却在《君宪救国论》稿本上朱批“书生误国”（《杨度日记》）。最精妙莫过对待黎元洪：他明面尊其为“民国柱石”，私下对段祺瑞冷笑：“黎菩萨越是念佛，越要防他袖中金刚杵。”（《段祺瑞口述史料》）

日本《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这种虚实之道化作外交利刃。袁世凯故意纵容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痛骂“英国亲日误国”，暗地却将文章译本送至英国公使馆。当朱尔典质问“贵国舆论仇英”时，他指着案头梁启超新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苦笑：“梁任公昨日骂袁某，今日骂诸君，疯犬耳！”（英国国家档案馆FO371/2328）这种“以骂制衡”之术，竟迫使日本删改第五号条款，英国《泰晤士报》慨叹：“袁世凯的敌人比盟友更有用。”

镇压二次革命时，骂声更成杀人刀斧。江西都督李纯查封《赣声报》，罪名竟是“过度颂扬中央”——该报连日刊登《袁大总统威加海内颂》。袁氏在批捕令上朱批：“捧杀甚于棒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务部禁报档案》）而真正持续抨击政府的《民立报》，反获总统府秘密津贴，主笔章士钊后来透露：“袁公每月遣人送钱，嘱我等‘务必继续骂下去’。”（《章士钊晚年谈话录》）

洪宪帝制闹剧中，颂圣声浪终成催命符。袁世凯明知“劝进电文皆虚”，仍令各省代表持空白奏折进宫，对冯国璋叹道：“这些捧我上天的，他日摔我入地的也是他们。”（《冯国璋年谱》）果然，当蔡锷护国军起，最先倒戈的恰是写《劝进表》最勤的湖南将军汤芗铭。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情报中写道：“袁总统府邸的万民伞，伞骨里蛀满白蚁。”（《宗方小太郎文书》）

对待清室遗老的手段更显其阴鸷。袁世凯一面允许劳乃宣刊发《共和解》，鼓吹复辟，一面将原稿密送段祺瑞：“此老狂吠，正可作剿灭遗孽的由头。”（《徐世昌秘档》）当张勋当真率辫子军北上，他提前三个月已从劳乃宣门生处获知情报，故作惊慌失措状，诱使日军出兵青岛制造干涉借口（日本防卫省《大正五年对支密录》）。

临终前的袁世凯似有所悟。1916年5月，他召见拒绝劝进的徐世昌，指着满桌《劝进表》苦笑：“菊人兄当年骂我恋栈，才是救命良药。”徐氏退下后，袁克定发现父亲将徐世昌十年来所有谏诤书信捆扎成册，封面题“诤友录”（《洪宪宫闱秘史》）。而在焚毁文件的火盆旁，堆积如山的《劝进表》原封未动，最上方那张的墨迹被泪水晕开，依稀可辨“天命所归”四字。

新华门石狮的裂隙里，至今嵌着半片青瓷。故宫博物院专家考证，此乃袁世凯怒砸劝进折时飞溅的茶盏残片，釉下隐约可见胭脂色“忠”字——据传是某省代表用妻妾唇膏所书（《新华门修缮报告》）。这片碎瓷恰似其权术写照：越是鲜艳的忠诚，越易在烈火中现出裂痕。而那些刺耳的骂声，或许才是乱世中最后的真实，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撞出永恒警训。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