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川书院看中国古代书院的前世今生

摘要：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璀璨明珠，其起源可追溯至唐玄宗时期。那是一个文化昌盛、学术繁荣的时代，唐玄宗为了整理和收藏图书，于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设立了丽正修书院。这一官方机构，汇聚了众多饱学之士，他们在这里校勘古籍、编纂经典，使丽正修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文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璀璨明珠，其起源可追溯至唐玄宗时期。那是一个文化昌盛、学术繁荣的时代，唐玄宗为了整理和收藏图书，于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设立了丽正修书院。这一官方机构，汇聚了众多饱学之士，他们在这里校勘古籍、编纂经典，使丽正修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丽正修书院的出现，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书院的功能逐渐发生转变。从最初的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场所，逐渐演变为私人讲学、研究学问的地方。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反映了社会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许多文人雅士，纷纷在山水之间、宁静之地，建立起自己的书院，广纳门徒，传播知识。

在这一历史的长河中，灌阳龙川书院应运而生，它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传承着古代教育的智慧，为当地的学子提供了一个追求知识、修身养性的殿堂。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时任灌阳县令宦儒章，这位来自贵州遵义的进士，怀着对文化教育的热忱，在城内学宫旧址创立了龙川书院。彼时，此地虽于乾隆元年奉诏设立书院，却仅有斋舍，集士课业，尚未形成完备的规制。宦儒章的这一举动，为灌阳的文化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龙川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道光二十四年时期灌阳文庙、龙川书院图

然而，龙川书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嘉庆四年（1799），书院因年久失修，建筑破败，亟需修复。时任知县夏维翿，这位来自四川资阳的举人，挺身而出，主持修复工作。他深知书院对于地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于是积极奔走，发动两乡士绅募捐。在他的努力下，书院的修复工作得以启动。然而，修复工程所需资金庞大，募捐所得仍不足以支付全部费用。直到七年后的嘉庆十一年（1806），灌阳德里进士、时任四川南川知县蒋作梅慷慨捐资三百两白银，修复工程才得以圆满竣工。蒋作梅的这一善举，不仅解了书院的燃眉之急，也为他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赞誉和尊敬。

移建后的龙川书院，选址极佳，“枕台山，襟灌水，群峰拱列，带水回环”，自然风光优美，宛如一幅山水画卷。其建筑布局严谨，共前后三进，石阶相连，错落有致。前为大门，庄重古朴，彰显着书院的威严；中为讲堂，宽敞明亮，是师生讲学论道的场所；后为教斋，宁静清幽，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堂下两廊，分布着学舍十间，为学生们提供了住宿的地方。此外，书院还有厨房、浴室、贮谷仓、经理寓所及馆人居室等附属建筑，设施完备，一应俱全。

2004年灌阳高中在原龙川书院旧址（此前为学生食堂）

书院的经费收入主要来自于田租，这是其得以维持运转的重要经济来源。龙川书院共有官办学田 9 处，每年可收田租 3414 桶，学田征银 8.619 两。这些田租和征银，主要用于教学、生活和春秋二祭之费。其中，院前学洲是龙川书院面积最大、收入最多的学田，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龙川书院兼具讲学、藏书、供祀功能，是当地文化教育的中心。每年，书院都会招收学员 48 名，其中正课生员、副课生员、正课童生、副课童生各 12 名。书院对学员的待遇有明确规定，正课生每年给谷四桶，副课生每年给谷二桶。山长薪水每年支谷六百桶，门丁看仓每年给谷四十桶，礼房笔资每年给谷二十桶。此外，馆赞仪钱、开席仪钱、置办什物及端午、中秋两节仪钱均有定式，体现了书院管理的严谨和规范。

在龙川书院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名儒大家，他们先后受聘担任书院山长，为书院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被誉为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兼斯二者，舍荫其谁” 的清代著名乡贤卿祖荫，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以其卓越的教学才能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副榜举人时仁民，他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子；

嘉庆戊寅举人刘象恒，他才华横溢，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就；

孝廉方正戴汝淳，他为人正直，注重品德教育，为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道光甲辰举人王炳蔚，他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同治庚午举人唐嘉澍，他勤奋好学，在学术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

同治壬戌举人王舟，他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关怀备至；

醇儒唐逢年，他精通儒家经典，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尚的品德，为书院的发展增添了光彩。

这些名儒大家，薪火相传，弦歌不绝，他们在龙川书院这片土地上，传播着知识和文化，培养造就了大批灌阳士子驰骋科场，报效国家。他们的教诲如明灯照亮了学生们的前行之路，他们的精神如丰碑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进步。

书院有官办和私立之分，二者在管理模式、经费来源和运营方式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官办书院由地方官礼聘山长，这一任命方式体现了官方对书院的直接管理和掌控。地方官在选拔山长时，通常会考虑其学识、品德和声誉等因素，以确保书院能够拥有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山长作为书院的核心人物，不仅主管教学，还要兼管院务，负责书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他们要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指导学生学习，还要处理书院的财务、人事等事务，责任重大。

私办书院则自聘山长，但须呈报官署备案。这种管理模式给予了私办书院一定的自主性，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特点，选择合适的山长。私办书院的山长往往是由书院的创办人或董事会聘请，他们更注重山长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以及与书院办学理念的契合度。呈报官署备案则是为了确保书院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使书院能够在官方的监督下有序发展。

在经费来源方面，官办书院主要依赖官府的拨款和资助，这使得它们在经济上相对稳定。官府会提供一定的资金用于书院的建设、修缮、教师薪酬和学生补贴等方面，确保书院能够正常运转。而私办书院则大多自筹经费，其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多样，包括私人捐赠、学田收入、学费等。私人捐赠是私办书院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许多热心教育的人士会慷慨解囊，为书院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学田收入也是私办书院的重要经济支柱，书院通过购置或接受捐赠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田租，用于维持书院的日常开销。学费则是私办书院的另一个经费来源，学生需要缴纳一定的学费才能入学。

运营方式上，官办书院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往往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以符合官方的教育理念和政治需求。官方会规定书院的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历史、文学等科目，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同时，官办书院也会注重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忠君爱国思想。私办书院则更加灵活多样，能够根据时代的需求和学生的兴趣，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私办书院的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儒家经典，还会涉及到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如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在教学方法上，私办书院也更加注重启发式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质疑探究。

南宋时期，朱熹对书院制度的完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努力使书院成为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中心。朱熹一生致力于复兴书院，他创建、复建、扩建及读书、讲学、到访书院 60 余所，培养生徒 400 余人，“四大书院” 半数因其扬名。他的书院活动不仅推动了书院的发展，也促进了理学的传播和传承。

朱熹完善书院制度，推行 “为己之学” 的教育理念，强调学习的内在动力、自主性及经世致用、济世救民的终极目的。他认为，学习不应仅仅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应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实现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福祉。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教学之旨在于实现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等 “五教之目”，并进一步提出 “为学之序” 在于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 在于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 在于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 在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些理念和规范，为书院的教育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熹还开创了 “会讲” 制度，邀请不同学派的学者前来讲学交流，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交流。在 “会讲” 中，学者们各抒己见，相互辩论，激发了思想的火花，推动了学术的进步。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朱熹和张栻的 “朱张会讲”，以及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鹅湖寺举行的学术大辩论。在 “朱张会讲” 中，朱熹与张栻两位大师以 “会讲” 方式，当众辩论《中庸》之义，讲堂上并排摆着两把太师椅，听讲的学子你赞成谁家的观点，就站入哪位大师面前的阵营。

随着会讲热烈而睿智地展开，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两位大师辩论到紧要处，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围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马喝光了。在鹅湖寺的学术大辩论中，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就认识论、世界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最后谁也没有把谁辩倒，但这次辩论促进了理学各派的交流和融合，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绪三十二年（1906），诏停科举，这一延续了千年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终结，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历史的长河，激起了千层浪，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一时代的大背景下，龙川书院也顺应历史的潮流，改名为县立两等小学堂。这一转变，标志着龙川书院从传统的书院教育模式，向现代小学教育的转型，它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时光流转，民国 26 年（1937），原县立高等小学（龙川书院旧址）及文庙再次迎来变革，改为县立国民中学。这一时期，学校的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它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知识和思想的人才。

清道光二十四年灌阳县治城郭图局部，龙川书院毗邻文庙

1956 年，学校更名为灌阳中学，在这一时期，学校不断发展壮大，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成为了当地教育的重要支柱。学校积极响应国家的教育政策，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创新，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1980 年，初中班分出，学校再次更名为灌阳县高级中学。此后，灌阳县高级中学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学校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提高了教学水平。同时，学校还注重教学设施的更新和完善，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在高考中，学校的升学率逐年提高，为学生的升学和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龙川书院到灌阳县高级中学，这一变革历程不仅是学校名称的改变，更是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深刻变革。在时代的浪潮中，学校始终坚守教育的初心，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古代书院虽已远去，但它所蕴含的教育理念、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精神，如同一座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了现代教育的前行之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在教育理念方面，古代书院注重道德培养，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融入教育之中，培养学生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这种理念与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高度契合，提醒我们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不能忽视品德教育。在当今社会，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学生才能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书院教育还鼓励学术争鸣，提倡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与辩论，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这种学术自由的氛围，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现代教育中，我们也应该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勇于创新，不断追求真理。

古代书院强调自学与独立思考，学生在书院中以自由研习为主，教师则起到引导和启发的作用。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他们在面对问题时能够独立分析、解决。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是教育的重要任务。只有具备这些能力，学生才能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

在现代社会，传承和发展书院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现代书院，将传统书院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建立现代书院，这些书院不仅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还结合了现代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开设了各种特色课程和活动，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