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于明万历五年至八年（公元1577—1580年），在云南姚安府任知府三年，这是他一生做过的最大官衔（正四品），也是最后的官职。
薛丽云
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于明万历五年至八年（公元1577—1580年），在云南姚安府任知府三年，这是他一生做过的最大官衔（正四品），也是最后的官职。
此时，正值姚安地区民族矛盾尖锐，社会不安定，百姓生活贫困，李贽到任后，以自己“原情论势”的思想为指导，在姚安府施政，为姚安地区和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加速了姚安地区各方面的发展。
同时也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更坚定立场，在以后的岁月中，潜心著述，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姚安人民更是深深怀念这造福一方的好官。
姚安地处古代滇蜀的通道，地域古大今小，唐朝时曾作为南中统部，“绥怀六诏，镇靖百蛮，羁縻十三州，”是治滇的重镇。元、明时降而为府，为州。
汉代称为弄栋，唐代以古滇国民多姓姚改姚州，民国为姚安。地势南高北下，环城平畴50余里，南狭北宽长，四围崇山深谷，县城海拔1880公尺。
县内河流短，水源缺乏，常有干旱危机，四季气候平和。民族主要有原土著的古羌人，大多居住在山区，过着封闭的生活。元朝时赛典赤治滇，回族开始进入姚安。至明初，江浙汉民才大量迁入，主要居住在县城，逐渐成为姚安的三大民族，其余民族较少。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征收繁重的苛税以济军实，民不堪忍，在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年），彝族头目自久叛乱，后虽被镇压，但民族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几次激烈的回汉争斗。紧接着姚安大旱、百姓生活无着。
李贽正是在危难之时，受命由南京刑部郎中出任姚安府知府的。
一、施政的指导思想
李贽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原情论势”，他在《蜻蛉谣》中说：“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傜、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
这段话说明他主张从客观情势出发，决定主观的态度，具有唯物辩证的因素，也就是“原情论势”。此时，明朝统治者对人民政治上压迫，经济上盘剥，外患又不断。
他在沿海一带就看到了南边受倭寇的骚扰，北方受北部少数民族侵袭的现实，统治者则“上官严刻，民吏多不安”，统治者的统治脱离了社会与人民的实际，没能“原情论势”。
对这一切他有自己的看法，可苦于没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想法。正是到姚安任知府时，他为官一方，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办事。
所以，“原情论势”的思想就不仅在姚安实施，而且在姚安成熟了。“原情论势”是什么呢？孙官生先生给它下的定义是：“就是根据客观条件和情况来对人对事，反对凭主观臆想去看待问题，反对用一成不变的态度和固定的模式处理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和千差万别的事物。换言之，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施政方针和评价人和事。”
李贽一到姚安，在姚安府楹柱上写下“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的对联。
他看清故乡与姚安虽处地理位置不同，但社会状况是一致的，不仅表明他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更重要的是看到受内扰外患，百姓生活都一样贫困，作为一方父母官，就要关心百姓疾苦，替民分忧解难。这幅对联，可视为他初到姚安的感受和在“原情论势”思想指导下的施政准则。
李贽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认为不论是古人的，今人的还是自己的，都必须用行动、实践、事实来验证是不是真理，不能人云亦云、没有亲身体会就随便附和。
他的好友焦竑说：“宏甫为南比部郎，日聚友讲学。寮友或谓之曰：‘吾辈读书，义理岂有不明，而事讲乎？’宏甫曰：‘君辈以高科登仕籍，岂不读书？但苦未识字，须一讲耳！’或怪问其故。宏甫曰：‘《论语》《大学》岂非君所常读耶？然《论语》开卷，便是一‘学’字，《大学》开卷便是‘大学’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诸君未识得，何也？此事须有证验始可，如识《论语》中‘学’字，便悦、乐、不愠;识‘大学’二字，便定、静、安、虑。今都未能，如何自负识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对。”遵循这样思想，他在姚安就按自己“原情论势”的思想行事施政。
二、勤政爱民
李元阳说他：“知隐而隐，其弊也忘世;知仕而仕，其弊则循世。忘则亏及物之仁，循则涉逐物之累，忘固不可，循则亦未为得也，二者将安衷哉？昔者夫子尝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乃知及物为仕之本愿明矣。及由、求、赤三子为邦之对，乃不之与，而独有浴沂之曾点，何哉？盖必有点也之意，而后可以为由、求、赤之邦，是故急于进取，其心炽然;无求于世，其心退然。以炽然之心而以临民，不无躁动之患;以退然之心以莅政，自臻和平之休。于乎！
仕之为道，其在不忘不循之间乎！”
说明李贽懂得为官之道，借孔子与弟子的话说明为官不能有私心，也不能急功近利，否则是做不好官的。应该“无求于世”，心中坦然的去做官，才能获得大治而安。所以李贽“自下车以至今日，几三载矣，惟务以德化民，而民随以自化。
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谆谆璺璺，日昃忘倦，庙学颓圮，罄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
凡关系山川、风土形势，有改作不易者，制度不可阙者，皆悉力为之，处置有法，而民不知劳。
节伶自将而惠不啬已，退食自公，载见觞水豆蘖之趣，燕寝凝香，而有枕石漱流之风。”他用提高人民素质，以德化民来从政做官，并且以身作则，廉洁自律，让百姓自治。
对百姓的疾苦，生活中的具体困难，都为之排解，得到人民的信任、拥护，社会自然安定。正因为如此，李元阳先生才说他“善政”，并写了一诗相赠：“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僧话不嫌参吏牍，俸钱常喜赎民劳。
八风空影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诗中称赞李贽为贤豪，赞扬他勤政为民，用自己的俸银为百姓排忧解难的精神，这些作为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少见的。
除此而外，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他：“为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禄俸之外，了无长物。”又说“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
沈铁在《李卓吾传》中说他出守姚安：“姚安虽边郡，载贽日以道德教化。”
钱谦益《卓吾先生李贽》说：“出为姚安太守，政令清简。”
彭际清《李卓吾传》说：“在姚安，自治清苦，为政举大体。”
吴虞的《明李卓吾别传》里也记有：“出为姚安知府，为政举大体，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不贾世俗能声，自治清苦，僚属、士民、胥吏、夷酋，莫不向化。”
这些记载，都说明李贽在姚安任职时，能从实际出发，明察秋毫，以身作则，为人民办实事、好事。
故流传至今的关于李贽的传说故事中，关于他为民分忧解难，秉公断案的最多。如“设局缉盗”，说李贽上任不久，城里就出了数家店铺一夜之间被盗的案件，他仔细分析后，采取措施，最后人赃俱获，将赃物归还失主。
此举让人们看到他办案的能力，都佩服他考虑得周到。“老马识途”“计审关公”等，也是写他聪明机智，秉公断案的故事。这些都证明了在封建社会里，尽管李贽的思想被斥为异端，有关的著述、记载被毁，被禁，但人民对他为官一任，为民作主的政绩是肯定的。
李贽在姚安的政绩，还体现在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上。
姚安主要是彝族，这是当地的土著先民，汉族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入姚的，这时的汉族融入少数民族中去了，故唐《蛮书》称：姚安境内，“悉无汉人。”明代洪武、正德年间，江浙汉民大量迁入，姚安的汉族才逐渐增加。成为人口最多的民族。回族是忽必烈率大军进攻大理政权时（1253年）带来的。汉、彝、回民族之间纠纷不断，特别是汉族强大以后，对少数民族歧视压迫，迫使少数民族不断发生反抗。
从洪武十五年（1382）至三十年（1397）十五年间，就有“十五年，夏四月，乌撒、东川、芒部复叛。”“十八年，春正月，东兰州韦富乱;冬十二月思伦发反。”
“十九年，春二月，臻洞、西浦、摆金、摆榜诸蛮叛。”“二十一年，春正月，思伦发入寇;夏六月，东川蛮叛，秋九月，越州土目阿资叛。”
“三十年，秋九月，平缅清蛮刁千孟叛。”继嘉靖四十四年（1565）“武定凤继祖阴结姚安府同知高钦及弟钧叛，被巡抚吕光洵遣兵讨平之”后，神宗万历元年（1573），铁索箐夷罗思等又叛，被巡抚邹应龙讨平之。《明史·土司传》载：铁索箐者，本猓种。依山险，以剽掠为业，旁郡皆受其害。《明史·沐英传》载：万历元年，姚安蛮罗思等叛，杀郡守。这场叛乱尽管被镇压下去，但涉及面广，死伤众多，对朝廷、百姓均影响很大。以上史实说明在这一历史阶段，民族矛盾是尖锐激烈的。
李贽到姚安后，看到统治者对民族地区多采用“严刻”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促使民族矛盾尖锐激烈。
朝廷对下级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苛严要求，搞得人人自危，政绩自然也无从谈起。李贽根据自己对姚安实际的认识与了解，认为治理姚安宜取安定和睦之策。
他在《预约·感慨平生》中说：“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仕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岖崎而入，狼狈而去。尤不可不体念之。
但有一能，即为贤者，岂容备责？但无人告发，即装耷哑，何须细问？”这是对流官的宽容，看到他们来边疆做官的不易。同时，他还认识到少数民族土官、土司的重要性：他们是朝廷任命的少数民族的酋长或在当地有声望的汉族大姓、地主。
土官可以进袭，不像流官只任职三年。他们在当地有势力，关系盘根错节，如果他们的工作做不好，必然影响社会的安定。李贽到任后，重视与他们建立友善的关系。时为姚安府同知的高金辰，祖上几辈皆为“反叛”者，李贽并不因此而不信任、疏远。反而以宽大、团结的态度对他，与他交朋友，耐心地帮助他吸取祖上的教训，搞好自己的工作。当高有好的表现时及时肯定，说他“深沉有智，循循雅饬，有儒生之风焉。”
在朝廷抚慰好官时，竭力推荐“高子亦与奖赏”。并写了《高同知奖劝序》贺文。
为了改变百姓对官府的看法。他把办公地点搬到佛寺里。一则可以广泛接触人民，百姓可随意向官府反映问题，二则也说明由于社会安定，一县大治、大案不多，他的闲暇就多一些，在寺院里少了衙门的威严，除与百姓广泛接触外，还可与僧人研讨佛学，阅读藏经。更重要的是实践了他的“至人之治”的施政主张：不能违背少数民族的意愿，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而要因势利导，顺应他们的合理要求，在实践中教育感化，使其自然而治。
他对民间的陋习有自己的看法，可他能“原情论势”。姚安城内连年火灾，尤其是秋冬季，西风起，火借风势，灾害更严重。
百姓认为是得罪了火神，故而降灾，所以年年烧香叩头，祈求火神保佑。李贽了解这些情况后，不是硬性阻止，而是因势利导，先大张旗鼓地设祭坛，自己以知府的身份祈神保估，然后以火神的命令示下，说明因百姓有失检点，火神才怪罪下来。
并出告示，让百姓将房前屋后堆的柴草搬走，草垛必须远离房屋。建房提倡用砖，改变过去喜用木料的习惯，房屋之间要有通道，在楼房密集处，要开塘掘井，以备救火之用。
他还带领官吏，巡视检查督促。因有火神的示令，再加官府的告示，百姓无人敢违。这样，李贽在任的三年内，姚安城内没发生过火灾。李贽要离任时，百姓倡仪在城东门外建“光明宫”作纪念，并把李贽的告示刻在墙壁上，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李贽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光明宫记》。这也是他实施“和夷”政策的体现。
李贽为姚安人民办的实事中，突出的还有修连厂桥，这是他对姚安交通水利建设的一大贡献。“连厂桥在城西19公里连厂乡，采用双孔砖石结构，明万历间知府李贽建，故又名李贽桥，全长30米，宽4.5米，每孔跨径8.6米。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邑人李春灿、陈飞熊倡仪捐资重修。甘孟贤为之撰《增修涟厂桥记》”碑文中有“涟水发源于州西圆鹤山，东北行汇弥溪水，北行经连厂、遂名涟水。
州西千巌万壑，咸趋而赴之。夏秋霪雨，洪流暴涨，舟楫难施，行者有漂没之患。前明万历间，知姚安府事李卓吾先生始聚石为桥，利行旅，通往来，垂百余年矣。” 较为详尽的记载了涟厂桥的情况，民间传说故事《涟水飞虹》也记载了李贽造桥的前因后果。此桥造成后，一直作为交通要道连接了涟水河两岸，也成了当时姚安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原姚安县博物馆馆长郭开云先生将它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塞。”
李贽认为“教化”人民是提高他们素质，使之能“自治”的重要一环。他在施政中，将自己好读书，重教育的特点表现出来。将姚安德丰寺的禅堂改为三台书院。“三台书院，旧系德丰寺禅堂，知府李贽改为书院。”
他还用公余时间讲学，“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谆谆璺璺，日昃忘倦，庙学颓圯，罄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是讲授的内容，“谆谆璺璺，日昃忘倦”是讲学的态度、方法，“庙学颓圯，罄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是他竭尽全力办教育的具体行动。
他的讲学对象，还扩大到妇女，认为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说“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教化的结果，才使他治姚三年政绩显著，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
三、广交朋友
李贽懂得只有统治者团结一心，百姓才能太平，社会才会安定。在姚安时，他不仅与当地的土官、土司结为朋友，与当时在姚安或附近地区任职的官员，也广泛交往，相处融洽。他与当时的云南参政罗汝芳，大理知府顾养谦，姚安知州罗琪，禄劝知州何守拙，大姚县郑大公使等都结为好朋友。善于学习他们的长处，肯定他们的优点。
对何守拙“与民同好恶”“岁减千金”的做法极为称赞。对郑大公使在大姚时，“将民实自治”，让“民自理”的政策给予充分肯定。罗琪是他的下属，他在《论政篇》中不仅赞扬了罗琪的政绩，并与之探讨施政的主张。“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余是以益惧不类，而切倚仗于君也。”
]这也是他“厚情论势”的为政主张，要“因乎人”“因性而牖民”，因为人的思想是不同的，只有“顺其性不拂其能”，“恒顺于民”，这才是“至人之治”，百姓拥护你，社会也才能治理好。
反之，用“条教”“刑法”去束缚、惩治百姓，所谓的“君子之治”，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造成社会动乱。罗琪的思想，做法与他一致，有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做僚属，他是放心的，故“切倚仗于君”。与时任洱海道佥事的顾养谦关系更笃。李贽由于思想的异端与“诸上官”有矛盾，只有顾能理解支持他，与他结为挚友。故说“夫公提我于万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为上，故某亦因以获事公于青云之上，而自忘其身之为下也。则岂偶然之故哉！”当时辞官回家的大理人李元阳，名气很大，李贽曾去大理拜访他，两人很谈得来，不仅写了《卓吾李太守自姚安命驾见访因赠》一诗，后又应罗琪之请，写了《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一文，对李贽充满了赞赏之情。
李贽为了工作，还善于团结观点不同的人。时任云南巡抚的王凝和任云南守道的骆同礼，他们的思想观点与李贽不一致，对王凝，尽管对方官位高，但他看不起其品格，说“王本下流，不必道也。”对骆同礼开始两人相处还好，他评价对方“其人最为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可看到骆在施政中过于严刻，后又攻击李贽无用，并加害之，两人有了距离。可李贽并未以牙还牙攻击对方，反而说“虽相能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以自己宽广的胸襟，谅解了对方，这种做法在当时尔虞我诈的官场中是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故而他能团结大家齐心合力治理姚安，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改变了官场的风气，也是姚安大治的因素之一。
四、两袖清风
李贽为官清廉，在姚安也体现出来。《姚安县志》说他“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现实是多么鲜明的对比。袁中道《李温陵传》说“禄俸之外，了无长物。”
《泉州府志·李贽传》说“出守姚安，性严守洁”。在姚安的传说故事中，有关他廉洁奉公的记载也多，“涟水飞虹”“悬鱼示众”“一庭明月”“求友成全”等都是。特别提及的是当时的御史列维微服巡察姚安地区，不仅沿途听到百姓对他的赞扬，到官衙看到的文书卷宗清楚明白，历年积案之审理清楚，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心中已肃然起敬。再看到他住处的简陋，生活的清贫，更加敬重。李贽写了楹联一幅相赠：“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载潘县;做官别无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表明自己的态度。
刘维要申报上司，擢升他，他严正拒绝，说自己早看清世道，只盼早日任满归去。刘看他清贫，要从府库中支银资助，他谢绝了，刘要与同僚好友买礼物送他，也谢绝了。最后在他离任时，大家送了他一本《高尚册》，汇集了士绅名人的赠言，他才收下。顾养谦在《赠姚安太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中也较为详细的记载了李贽不恋官场，清正廉洁的品格。正是这种品格，奠定了他在姚安人民心中的地位，使其“原情论势”的施政方针得以实施，姚安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发展。
五、姚安人民的怀念
李贽尽管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攻击、诽谤，但姚安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位造福一方的好官。《姚安县志》卷二十五·人物志·官师志中记有“李载贽，一名贽，字卓吾，福建晋江人，举人。
万历五年（1577年）知姚安府。初、姚民数被火灾，贽为坛祈祷，遂免焉。乃建光明宫于城东门外以祭火神。贽天性严洁。政令清简。……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
《人物志·寓贤》中特别提到“姚虽僻远，流寓者得三奇人……若明之李载贽。勤政爱民，循良著绩，应列之官师。而其著书立说，具千秋之特识，辟万古之陈言，……不仅于官师著录，亦寓贤中不可少者，故并传之。”又说“姚安以僻陋荒远之区，得此名贤税驾，遗惠流泽，至今不灭，爰为之传，以附于姚安名宦之内，志乘有光，山川生色矣。”这是姚安人民对他充分肯定的明证。
时至今日，姚安人民还深深怀念着他，在姚安的民间传说故事中，李贽就有十三篇。光明宫经乱被毁，遗址还在。连厂桥被较为完好的保留着，姚安明清时建的50余座桥，今大都失去原貌，唯存涟厂桥，百姓亲切称之为李贽桥，还留有《增修涟厂桥记》碑石。德丰寺是李贽在姚时涉及较多的寺院，后又改为三台书院，今日作为姚安县博物馆保存较好，此外文昌宫等也都保留着。
2000年，滇剧《光明宫》的编排演出，更将李贽在姚安的事迹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切都表达了人民对他深切的怀念之情，爱戴之心，他不愧是姚安人民崇敬的好官。
来源：夏吟云南人物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