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傲信件》所见13世纪欧洲文献中的蒙古形象

摘要：提起早期欧洲人的蒙古书写，中外学者大都会如数家珍地说起柏朗嘉宾的《蒙古史》、鲁布鲁克的《东行纪》以及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然而学界似乎忽略了一篇内容虽短但却很有价值的文献，它是法国拿波那一个名叫悠傲的人在1243年写给法国波尔多大主教杰劳德·马里莫特

提起早期欧洲人的蒙古书写，中外学者大都会如数家珍地说起柏朗嘉宾的《蒙古史》、鲁布鲁克的《东行纪》以及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然而学界似乎忽略了一篇内容虽短但却很有价值的文献，它是法国拿波那一个名叫悠傲的人在1243年写给法国波尔多大主教杰劳德·马里莫特的一封信，该信原文为拉丁语，英译文最早见于哈克鲁特的《重要远航》，但是哈克鲁特仅收录此信中与蒙古人相关的部分。查尔斯·比兹利于1903年更名并重印《重要远航》，并附序言与注释，此信节选亦包含在内。本文所研究的原始资料即来自此版本。

《悠傲信件》在时间上早于其他13世纪西方蒙古行纪，悠傲记载的主要事件是新城之战，这在历史上有确切记载。悠傲在信中还记录了一个担任蒙古军队翻译的英国俘虏的供词，其叙述打破了13世纪欧洲人蒙古行纪中铁板一块的拉丁文化即基督文化背景，为观察扩张时期的蒙古提供了新视角。

蒙古大军西征东欧

图片源自网页，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月31日（以下访时间同此日期）：http://ringmar.net/irhistorynew/index.php/welcome/introduction-4/from-temujin-to-genghis-khan/5-2-a-nomadic-state/5-3-how-to-conquer-the-world/the-mongol-invasion-of-europe/

悠傲认为上帝迁怒于基督徒，决定惩罚他们，因此蒙古军队入侵欧洲是基督徒犯罪惹怒上帝的后果。实际上，在《悠傲信件》的落款时间1243年前，欧洲天主教世界对向西扩张的蒙古人的看法经历过一次历史性转变。蒙古统一草原后的第一次西征开始于1219年，由成吉思汗率领，于1222年征服了中亚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花剌子模。关于这次西征的消息偶然传到欧洲，正陷入十字军东征泥潭的欧洲权贵以为古老的传说应验了，上帝派“约翰长老”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正从东方赶来帮助他们征服穆斯林敌人。然而，随着1222年哲别、速不台率领的一支蒙古军在数小时内摧毁基督教国家格鲁吉亚的军队，并以少胜多挫败追击的东正教俄罗斯联军，拉丁语世界关于“约翰长老”的幻梦被粉碎，欧洲对东方援军的憧憬迅速被罪与罚的观点所替代。

1236年拔都率领蒙古军开始第二次西征，于1241年征服俄罗斯。之后，蒙古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中欧，在西里西亚大破波兰日耳曼联军，进入匈牙利。之后蒙古军追击出逃的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进入奥地利，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蒙古军队进入天主教的地域。西欧、南欧的王公贵族和罗马教廷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历史要重演的忧虑弥漫在整个欧洲。

蒙古大军西征东欧

（图源：https://brewminate.com/the-mongol-invasion-of-europe/）

悠傲书写的新城之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悠傲认为，上帝因其所犯罪恶正在惩罚基督徒的说法不是谣言而是事实，因为新城已经得到消息，一个“野蛮”“盛怒”“无法度”“没人性”的外族，较之“愤怒的上帝之鞭”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剑与火”的方式“彻底”“残忍”地“摧毁”了他们所经过的国家，“破坏”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这消息可能是逃到奥地利的匈牙利难民散播的，因为利用难民制造恐惧气氛是蒙古军队惯用的策略。无论如何，在见到蒙古人之前，悠傲已经塑造出了蒙古人的形象——“上帝之鞭”，残忍的外族人。这一形象完全符合中世纪欧洲人的认知标准，符合基督徒有关《申命记》的集体想象。

蒙古大军征战俄罗斯

（图源：http://epicworldhistory.blogspot.com/2012/10/mongol-rule-of-russia.html）

悠傲称围城者为塔塔尔人，这一专有名词具有历史学和形象学意义，值得探讨。首先，中世纪的欧洲称蒙古人为塔塔尔人，这是错误的。因为，蒙古与塔塔尔是两个不同的部落。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只知道塔塔尔而不知道蒙古，或者将塔塔尔和蒙古等同。其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当时的蒙古草原部族容貌相同语言相通。第二，塔塔尔人复数的拼写Tartars与拉丁语单词Tartarus接近，指希腊神话里的“地狱”，这一名称本身带有形象塑造，正可比拟蒙古人给欧洲带来的恐慌。此后，Tartar也用来指易怒、脾气暴烈的人。至此，“塔塔尔”这个名称蕴含了嗜杀、狂躁、与地狱相关三种含义，生动诠释了中世纪欧洲人对蒙古人的集体想象。

悠傲所书写的战场上的蒙古人特点可用五个词汇概括：强大、迅速、野蛮、狡猾和反基督。蒙古人的“强大”表现在他们遵循首领号令，整体而动，猛烈攻击。“迅速”表现在他们突然兵临城下，顷刻间发动袭击，眨眼间撤兵而去。“野蛮”表现在他们对打击对象残忍无情，格杀勿论。“狡猾”在于他们趁城防虚弱而战，见援军即退，绝不犯险。蒙古人对新城的攻击被悠傲定性为“反基督”，因为他们攻击的是基督徒的城镇，他们是基督徒的敌人。悠傲塑造的蒙古人形象符合中世纪西欧天主教的集体认知，是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典型书写。

《鞑靼的入侵》马修·帕利斯《大编年史》插图

（图源：剑桥三一学院图书馆 MS. 16 fol. 144）

蒙古军撤退后，奥地利公爵在达尔马提亚王子的八个战俘中认出了一个因为犯了“臭名昭著”的罪行而被永远驱逐出境的英格兰人。此人是蒙古军的信使和翻译，在蒙古—匈牙利之战前两次任蒙古使节，劝降匈牙利国王。

英格兰人描述的蒙古遥远荒芜，蒙古人野蛮残暴。除了对蒙古人性情的概括和面部表情的评说带有主观评价外，英格兰人的描述基本属于客观观察。就其主观评论而言，可能是加入了悠傲的感情色彩，或是战俘为自保而极力表明自己有欧洲立场，也可能是蒙古军队惯用的战略手段使然。从客观的角度看，英格兰人塑造的蒙古人形象是以英格兰人或欧洲人形象为参照，着重从五官特征、身体结构、日常生活三方面塑造。就连马匹也是比照欧洲马匹，从体型大小、耐力、饲养三方面着重叙述蒙古马与欧洲马的不同点。

但是，英格兰人的叙述并未仅仅停留于表面。他进一步揭示蒙古人的万物皆为己所有的霸道观，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征服世界。因为抛却了基督礼教的束缚，英格兰人的观察有了世俗化和人文化的色彩。蒙古原始宗教萨满教认为，蒙古人的天命就是征服所有太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成吉思汗将这一观念发展为全体蒙古人的信仰，并命令子孙后代执行。新城之战时期已经是蒙古帝国第二任可汗窝阔台时期，他秉承父亲的遗志，在征服的路上越走越远，因此有了拔都西征。这位英格兰战俘正是随着拔都西征的大军攻入匈牙利，转而来到奥地利的，他亲历了蒙古军征服世界的活动。因此，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英格兰战俘关于蒙古人要征服世界的叙述都来源于他自己的一手资料，不像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那样靠“听说”叙事。

由于参与了蒙古军队西征，英格兰人深谙蒙古军队战略战术。战前，蒙古军队派出间谍，以突袭占得先机，杀伤可能的反抗力量，制造恐惧。战场上，蒙古军队整体而动，灵活运用武器拼死力敌，进退均按长官旗语进行。但是，英格兰人塑造的世界征服者形象却不是仅会运用铁血手段的群体，他们有多样的手段和智慧。他们利用虚假情报等手段蒙蔽敌人，让敌人摸不清意图，利用结盟的政治手段达到征服的目的。他们始终在了解敌人，研究敌人，熟悉基督教文化，知道三智者和圣詹姆斯。

英格兰人的观察不像悠傲那样处处以基督标尺衡量，他是中世纪世俗文化、边缘文化、人文文化的代表，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想要征服世界、目标坚定、行动迅速、勇猛狠毒、有策略有智慧、变化多端的蒙古扩张者形象。在他之后，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塑造了相似的蒙古人形象，认为蒙古人已经对欧洲拉丁语世界构成了威胁。

《悠傲信件》展现了两幅东方遇见西方的图景。图景一：一个站在高处围墙内的基督徒俯瞰混乱无序的攻城者，被围的自认为是文明的代表，为城下新的扩张力量贴上“野蛮”和“反文明”的标签。图景二：一个历经艰险抵达东方的边缘人，学习当地语言与文化，对所见的人与事倾注人文与世俗关注。《悠傲信件》的独特性在于，它抛却了文化优越感，在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观照下，历史性地记录了蒙古人与奥地利人新城之战的过程，揭示了蒙古人征服世界的野心、抱负、手段和策略。悠傲和英格兰人的交集在于新城之战，两者都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者说一个是见证者一个是参与者，因为考察的角度不同，蒙古在他们眼中有了不同的形象，得出了不同的历史结论。

（田俊武、尚秀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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