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12月6日清晨，北京城刚露微光，功德林大门外传出几声短促的汽笛。十多位刚刚获得自由的人被一辆解放牌卡车送到崇内旅馆，他们身上的灰呢大衣还带着战犯管理所的味道。队伍里最高瘦的那一位，戴着旧黄边眼镜，正是曾经的宣统皇帝溥仪。与他并肩的，是穿军大衣的杜聿明

1959年12月6日清晨，北京城刚露微光，功德林大门外传出几声短促的汽笛。十多位刚刚获得自由的人被一辆解放牌卡车送到崇内旅馆，他们身上的灰呢大衣还带着战犯管理所的味道。队伍里最高瘦的那一位，戴着旧黄边眼镜，正是曾经的宣统皇帝溥仪。与他并肩的，是穿军大衣的杜聿明。这一天，两位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第一次并排走进同一座旅馆，没了昔日的帝王与将军，只剩编号刚刚注销的普通公民。

午后，周总理秘书带来新的安排：体力劳动一年，随后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报到。消息一落，会客室里陷入短暂静默。工资一百元、一张北京市内乘车证、再加一张临时粮票——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新生活的起点，也是对改造成果的检验。溥仪捧着那张浅绿车票看了半天，小声嘟囔：“车得自己等，票得自己收，好生新鲜。”杜聿明听见，低头笑而不语。

次年春天，红星公社麦浪翻滚。将军们下地干活，溥仪被体恤身体安排去了香山植物园拔草除虫。黄土在指缝间滑过，他时常站住，眯眼看着远处工人搭脚手架修温室，那阵子，他学会了一个新词——“劳动定额”。一个月后，他主动要求跟着老工人抬土，不到半小时又累又喘，身边人劝他歇，他挥手：“我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劳动期满，十几个人搬进政协后院集体宿舍。其余人做饭洗衣自如，唯独溥仪常常把暖瓶塞子落在食堂窗口。老赵负责照料他，却也拿他没辙。有一次，他打完饭忘记领菜票，端着白米饭站在门口发愣，嘴里念叨：“从前御膳房没这么多章程。”弄得卖菜师傅也忍不住笑。

1960年深秋，一个周末的午后，沈醉提议去故宫转转。杜聿明买票时顺手递给溥仪一张。那一刻空气像被冻住，溥仪盯着薄薄纸片：“我也要掏钱？”话音刚落，他自己先苦笑。门票六毛，对他并非负担，可“回家”要买票，情感上难免失衡。杜聿明解释故宫已成公共博物院，收入全用来修缮老建筑。溥仪点头，收好票，嘴角轻微抽动。

金水桥边游客稀少。溥仪边走边低声辨认门洞、宫墙，偶尔停下补一句“左拐是坤宁宫”“那边贮冰井”。同行的干部听得津津有味。走到太和殿，他隔着栏杆望龙椅几秒，便转身继续往北。十九岁被冯玉祥驱逐的记忆涌上心头，他没有停留，生怕耽搁同伴。

傍晚前，他们登上景山。秋风从树梢掠过，吹得落叶沙沙。那棵歪脖子槐树立在不显眼的一隅，树皮斑驳，粗枝伸向灰黄天空。溥仪突然驻足，双手揣在旧呢大衣兜里，一动不动。五分钟，十分钟……杜聿明没出声，只站在侧后方。树下一块石碑刻着“崇祯自缢处”。空气像被掷进沉重石块，波纹久久不散。

片刻后，溥仪转身坐到旁边石凳，掏出香烟。“末代皇帝不好当。”烟雾升起，他平静却缓慢地说，“崇祯死前砍子女，为的是断绝帝王血脉的厄运。李后主填词怀故国也难逃一死。”杜聿明轻声答：“也有好运气的末代。”溥仪摇头：“那叫侥幸。”他抬眼望槐树顶端，又补一句，“我能站在这里，全仗今天这世道。”

夜色将临，一行人从神武门出宫。路灯亮起，灯光打在红墙上，暖黄一片。走到公交站，溥仪摸出车票，动作笨拙却郑重。杜聿明在背后轻轻拍他肩膀，没有说话。车厢拥挤，铁扶手晃动，溥仪被挤在角落，仍不时侧头看向窗外紫禁城的影子，嘴角微微上扬。

回到宿舍后，溥仪在日记里写下一段话：今日入故宫，买票六角；崇祯树下，心有戚戚；幸逢盛世，得以完人。第二天交班组学习讨论，老赵读到那句“得以完人”时轻轻点了下头，没再评论。

此后数年，国际友人来访，总爱见见“新生公民溥仪”。每逢介绍，他总站得笔直：“宣统已成历史，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声音并不洪亮，却清晰到让在座者都能听见。外宾们好奇，记者们忙按快门，他却只保持一个姿势——双手自然下垂，目光平稳，仿佛在向自己的过去道别。

1962年，人民大会堂小宴厅里，毛主席与他握手合影。照片洗出挂在溥仪客厅，旁边是周总理接见那一张。偶有熟人来访，他仅指指墙上的照片，说一句：“命运给过我很多坏牌，总算让我活到能留这两张影。”

末代帝王的悲喜在这一刻凝固。崇祯树下的沉默，与公交扶手上的手汗，都成了他生命不可或缺的章节。一张门票六角、一棵歪脖子树、一声不响的十分钟，见证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点，也印证了他作为普通公民的重新起步。

来源：好玩的国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