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生于1900年夏天的义和团运动使天津租界受到重创。大约从6月中旬开始，外国租界遭到抢掠，并被义和团和多支中国军队联合包围用现代火炮攻击。进攻还没有结束，外国增援部队就攻入天津并于7月14日洗劫了筑有城墙的天津城。6月26日，大北电报公司总部发电报给他们在上海

发生于1900年夏天的义和团运动使天津租界受到重创。大约从6月中旬开始，外国租界遭到抢掠，并被义和团和多支中国军队联合包围用现代火炮攻击。进攻还没有结束，外国增援部队就攻入天津并于7月14日洗劫了筑有城墙的天津城。6月26日，大北电报公司总部发电报给他们在上海的办公室（可能是代表丹麦官方）要求他们设法从烟台“了解可能在天津的璞尔生、林德碑和林德的情况”。6月29日得到的答复是：“在天津可能没有外国居民被杀害。”

围城期间和解围之后，在天津的丹麦人没有出现严重伤亡的记录。1900年7月5日，一艘大型驳船和拖轮被用来运送那些想要离开天津的人。有一两百名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此外还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受伤士兵，在天津“义勇团”和其他军队的护卫下乘船离开天津。璞尔生先生和太太及他们的其他家人也在其中，根据马克里希的记录他也离开了天津，一起离开的很可能还有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林德及她的儿子，也许还有她的丈夫。1900年7月14日，在大沽，在天津加农炮的炮声中，玛格丽特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尤塔·玛格丽特（Elisabeth Jutta［Yutta］ Margaret）。三年后，当这个在天津被围困期间出生的外国孩子去世时，报纸对尤塔进行了报道，说她几乎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天津被围期间出生的孩子。也许璞尔生也一起回去了。1900年7月17日，玛蒂尔德·璞尔生从日本长崎打电报给她在欧登塞（Odense）的妹妹时说：“一切平安。”

1901年12月31日，天津领事珀佩写信给北京的公使，专门提到了三名丹麦人，说在围城期间他们的表现并不比现在被各自政府授勋的其他外国人差。

首先是璞尔生，作为为城市照明提供燃气的油制气工厂经理，璞尔生曾几次冒着极大的危险，去城外的制气厂维修设备。他得到了几名缺乏经验的外国士兵的协助，由于雇用的工人都跑掉了，他只得亲自去点燃路灯。璞尔生还因为联军建立电报通信而受到赞扬，而且后来他又在其他方面做了许多贡献。其次是林德，他曾担任联军的工程顾问，帮助维护海河及其支流的通航，并巡查被损坏的工程。最后，还要提到葛麟瑞，他作为一名志愿者，在贝利（Bayly）上校指挥的英国巡洋舰“奥罗拉号”（Aurora）上参加作战，贝利上校是在天津的英国军队指挥官。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林德在1907年再次被授予丹麦国旗勋章，但没有记录表明璞尔生和葛麟瑞因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所付出的努力而获得过丹麦的任何褒奖。

在天津围城期间及解围之后，璞尔生的努力受到了更多的国际关注。他的工作与自来水供给和燃气供应密切相关，而在城市被围期间，水和燃气是维持城市秩序必不可少的。璞尔生的努力使得市民和外国军队的基本卫生条件得到保障，并提供了城市消防用水和夜间街道照明所需的燃气。8月下旬，《京津泰晤士报》的报道写道：

在整个围城期间，唯一保持其独特性和维持有效运转的机构有英租界工部局、天津自来水厂和天津燃气厂。尤其是璞尔生，他坚持不懈地无偿服务，一以贯之地为我们提供燃气供应。

璞尔生还帮助维持自来水供水系统，但大部分工作是由沃克（H. W. Walker）完成的。在燃气厂，璞尔生先得到了四名水手和一名皇家海军士官的协助，在围城期间，他在大沽路的商行里又找到了几名广东工匠。他答应为他们提供保护，并说服他们为他工作，他们同意了。一直到1901年，这些广东工匠仍然在燃气厂工作，技术也相当熟练。

贝利上校在他的日记中，赞扬了沃克先生这位英国皇家海军的前轮机长：他的“镇定、精干，自始至终坚持不懈地工作，加上多名英国海军机师和司炉的协助，使他得以维持自来水厂和燃气厂的正常运转”。日记中没有提到璞尔生，但贝利对围城期间人们所提供的报告提出了许多批评，特别提到了马克里希提供的报告。

1901年2月，璞尔生、成为水师学堂工程技术教授的沃克，以及英租界工部局工程师兼秘书裴令汉（A. W. H. Bellingham），都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外交大臣的信函，转达了“印度事务大臣对诸位在1900年6月和7月天津发生战斗期间，给予伤病员和各国军队的令人钦佩的帮助特别表达了谢意”。但没有记录表明璞尔生在天津围城期间所做出的努力得到过更多的感谢。

战争索赔

丹麦/俄国驻天津领事馆清点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丹麦人所遭受的损失，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索赔清单，并于1901年2月28日送交俄国驻北京公使馆。这份用俄文手写的草稿保存在丹麦领事馆的葛麟瑞档案中。

赔偿丹麦人在义和团运动中所受的损失是支付给俄国的大笔赔偿款的一部分，赔偿要求的提出和如何赔付的决定权掌握在俄国当局手中。丹麦当局显然不能直接参与，但是雷施麦斯领事于1902年9月要求哥本哈根外交部协助加快款项偿付时提到，1901年春天，他在北京的时候，曾偶然有机会参与对索赔要求的评估工作。

葛麟瑞就他在北戴河庙山的财产损失要求赔偿17 441两银，包括建筑损坏赔偿9350两银，家具损坏赔偿5250两银，其余的是对两年租金损失和其他各种费用的赔偿。他还提出索赔7987元（或行化银5990.25两），以赔偿他在维多利亚道78号的住宅内家具和其他财产的损失，但不包括可能已出租的建筑损失。最后，赔偿还包括“葛麟瑞夫人和四个孩子从中国到苏格兰”的旅行费用，以及“因天津遭受围困而导致对身体的伤害所必需的赔偿——根据医生的建议，共索赔行化银2000两，并附上诊断证明”。

林德碑于1900年9月初提交索赔要求，索赔总数为32 000两银，其中12 000两银用于支付根据合同规定需要支付的费用，包括他从1900年6月到1902年6月底的薪水和回家的旅费。其余的2万两银是赔偿他当初放弃丹麦皇家海军职位前往中国的损失的，特别是要补偿他的退休金。他的物质损失可忽略不计，他也没有就此提出任何赔偿要求。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提出的索赔金额与领事馆索赔清单中所列出的金额之间相差了4000两银。

璞尔生的六项索赔要求是通过不同的信件提交的。“A-4.6”一项提交的日期是1901年2月11日，是他代表天津汽水公司（Tianjin Aerated Water Co.）提出的，遭受的损失是四个水箱，每个水箱容量大约2750升，是从西摩尔联军那借来的。水箱在天津火车站被毁坏，总价值确定为250两银。其余是对工厂恢复生产之前五个半月的利润损失的赔偿，直至1900年12月1日工厂才恢复生产。在围城以前，公司每月的订单为12 000瓶，应得利润估计为每打0.25两银。关于璞尔生经营汽水公司更多的具体情况还没有找到。1902年8月25日，璞尔生写信给领事馆，询问有关他三项索赔要求的进展情况，包括：一、他自己的索赔要求；二、汽水公司的索赔要求；三、他的中国助理的索赔要求。关于璞尔生究竟收到了多少赔偿金，还没有发现相关记录。

博来的索赔金额为8460两银，索赔与“前大清电报局有关”，而且他的确是代表大清电报局索赔的。1902年11月2日，谢尔恩向来觉福（Nikolai Laptew）领事宣布：“根据我们昨天有关支付我8460两赔偿金的谈话，我是以博来上尉的名义提出赔偿要求的，我在此声明，我将对上述支付赔款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负责。”这笔款项很快就付清了，谢尔恩通过与华俄道胜银行的协商，将这笔钱转移到他在上海的银行账户上，但到1902年12月，这笔钱仍在圣彼得堡，他要求领事在1903年1月初他回到上海之前安排好这笔钱的转账事宜。最终是谁收到了这笔钱并没有发现相关记录，也没有任何关于支付给谢尔恩的记录。

迈尔恩的索赔要求有他办公室物品的损失的赔偿，还包括由于他们的孩子患病，他们不得不在威海卫和烟台停留所造成的500两银花费。

从已知的赔付情况来看，各项索赔金额大概是在1902年底或1903年初完成支付的。我们所掌握的索赔和支付数据并不足以全面了解丹麦人是如何得到赔偿的。葛麟瑞的高额索赔包括他在天津和北戴河的财产毁坏的赔偿，他可能已经得到全部赔偿金。对已故林德碑遗产的赔偿可能已经计算出来，但我们并不知道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可能包括赔付他从1900年6月到1901年1月去世时共8个月的薪金，也许还有一部分旅行费用。博来已经收到全部的赔偿金。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其他索赔者可能也获得了他们各自的赔偿金，赔付给在天津的丹麦公民的赔偿金总额达到75 000两银左右。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李来福《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