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明初，官场有以籍贯做称谓的习惯，如称李鸿章为合肥，张之洞为南皮，翁同龢为常熟，康有为为南海，袁世凯为项城，徐世昌为东海，黎元洪为黄陂，熊希龄为凤凰。

严复一生嗜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1919年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

清末明初，官场有以籍贯做称谓的习惯，如称李鸿章为合肥，张之洞为南皮，翁同龢为常熟，康有为为南海，袁世凯为项城，徐世昌为东海，黎元洪为黄陂，熊希龄为凤凰。

郑孝胥在评论时人说：“岑春煊不学（学问）无术（权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梁启超结发之妻李惠仙与梁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鬟，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王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应利用因此获得的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推翻大清。曾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张謇幼年聪颖异常，四岁读《千字文》能全本背诵一字不错。十一岁读《诗经·国风》，塾师以“月沉水底”命对，张不假思索即以“日悬天上”，于是大家称之为神童。十六岁时应南通州试，排名在一百名以外，大受业师宋某呵责，指着张的鼻子说：“如果有一千人考试，只录取九百九十九名，有一名不取的就是你。”张被责，至为沉痛，乃于卧房窗上和蚊帐顶上大书“九九九”三字以自警惕。从此起早睡晚，努力奋进。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小事与人大吵大闹。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脾气却越来越小，其自嘲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

李鸿章生活简朴，酒量尚可，午餐喜欢喝两杯。他喜抽水烟袋，对鸦片十分痛恨，经常组织各地戒鸦片烟。北洋舰队军官刘步蟾及严复在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吸食鸦片，便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

据传洪秀全每一顿饭必须备有二十四牲，即六禽、六兽、六鳞、六介。禽是鸽、雀、雉、鹰之类，而鸡鸭则不能算数；兽是牛、羊、獐、兔之类，而猪肉不能入内；鳞是鲂、鲤、鲟、鳇之类；介是虾、蟹、蛤、鳖之类。每日变换，不得重复。每顿饭的费用，不下几千两银子。而且，烹饪的方法，不论什么菜，必须用整的，即便大如牛羊，也一定要整个陈放在大盆中。这些牲禽烹煮好了，在食用之前，必须要把原来的羽毛覆盖在上面，使人望去就像活着一样，直到临吃时，方才令侍者拿去。

徐珂没有一天不写作。某日眼睛生病，他彷徨苦闷，竟然终日不知所措。由于他极度近视，看书写字必须戴着眼镜与实物接触在一起，才能看见。白天事多，他用一个小本子提要式地记录，等有空的时候再整理书写。每天临睡的时候，他都要准备一支铅笔、一个小本子，放在床头，偶然想起什么时，就爬起来记下。他写下的东西虽不是按日记述，却每每十来天连起来整理一次。他的故友夏剑丞曾经说他有闻必录，可惜没有在清廷的军机处供职，不然，记下的会是很珍贵的军国大事。徐珂对自己写作有一个说法：“君（夏剑丞）不尝云，清人少笔记乎？仆欲一雪此耻耳。”

“天津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被发配黑龙江，两年后获释归里。其以诗抒怀，写诗三百余首，归里后，辑成《北戍草》和《龙江纪事》上下两卷。对于“火烧望海楼”之事，他说：“是非曲直，藻不能辩，天下后世必有代为之辩者。”他相信历史会为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瑞典人韩山文在根据洪秀全的族弟、日后的“干王”洪仁玕口述而写成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所记：萧朝贵之妻为杨云娇，此人是杨秀清的妹妹或者堂妹。拜上帝会初起时，这个女人自称在道光十七年灵魂升天，看见一金发长老对她说：“十年后，有人自东方来，教汝等拜上帝。”所以，当时会众中也有“男有冯云山，女有杨云娇”之说。

“韩潭”，即是北京的韩家潭，清末的有名戏班均聚集于此。北京纨绔阔少岑春煊，“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曾在韩家潭玩戏子的时候，结识了张鸣歧。张鸣歧为人能言善辩，机智多谋，与岑春煊相处异常投机。后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避难西行。岑春煊听取张鸣歧的意见，果断率兵“勤王”，受到西太后的宠信，官运亨通。

曾国藩是穆彰阿的得意高足。某日，穆彰阿向咸丰皇帝保奏了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请求皇上重用。咸丰皇帝本就不喜欢穆彰阿，于是顺口问：“曾氏有何才能？”惶急中穆彰阿竟称：“曾氏才能是善于留神，过目不忘。”两天后，咸皇帝命太监传旨，要求曾国藩于中和殿候见。于是曾氏沐浴更衣，去往中和殿候驾。可直到晌午时分，才有太监来告知：“皇上今天没空，让你明日再来。”曾国藩怏怏不乐地走出皇宫，到穆府把情况禀告了恩师。穆彰阿听了，沉思良久，询问：“大殿四壁挂着历代先皇的圣训，你记住了多少？”曾氏摇头，于是穆氏要求其在当晚必须把圣训全部背熟，并告诫说：“你的前途，全在此一举了！”曾国藩自是彻夜诵读，果然，次日一早，圣旨到，传曾国藩面见圣上。咸丰皇帝见了他后，问道：“昨天在中和殿上，一定看见了所挂的诸先皇之圣训，你可曾留意那些圣训都说了些什么？”曾国藩跪奏，将圣训背诵如流。几日后，圣旨下来，将曾国藩擢升为吏部侍郎。

光绪戊戌政变时，赵舒翘为刑部尚书。维新派的“围园杀后”的计划泄露后，慈禧太后很是震怒，她召见赵舒翘，命严究六君子的罪责，赵舒翘回答：“此等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不必问供。”赵舒翘有门生与杨锐、刘光第为同乡，听闻朝廷要将六君子处决，大骇之下，进谒赵舒翘，请老师奏请分别审讯，但赵舒翘悍然说道：“你所说的是友谊，而我所执行的，是国法。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你赶快离开吧，处决他们的圣旨很快就下来了。”某君恸哭而去，听说此事的人无一不说赵舒翘残忍。

庚子拳乱，赵舒翘一言丧邦，慈禧出逃到西安后，命左右拟旨，赐赵舒翘自尽。旨拟就，呈慈禧阅，但因他事搁置未发。数日之后，忽左右有人问赵舒翘如何处置。慈禧怒而骂道：“此事还未办么？”当时天色正处傍晚时分，但慈禧还是命令随从速速宣旨，限当天晚上复命。赵舒翘先服鸦片不死，服鹤顶血不死，吞金亦不死，受尽煎熬，就是不死。等到半夜，有使者来催，不得已赵舒翘大呼“取汾酒来”，连饮数巨杯，还是无恙。最后只得以黄蜡涂耳、目、口、鼻后，又以汾酒、石灰喷厚纸封其面，也就是所谓的“开加官”，但气仍未绝。于是使者催促速以白布勒死赵舒翘，此话被赵舒翘听到后，他大声喊了两句：“请稍缓片刻，我很快就要死了！”但他还是没有能够断气。不得已之下，使者说：“太后规定的时间快到了。”于是命令用白布勒住赵舒翘的脖子，又以数人用白布缚住他的手足，这样赵舒翘方才毙命。

崇礼本姓蒋，内务府人，由郎中充广东海关监督，连任两次，敛财数百万两。义和拳运动发生之后，联军入京，崇宅闳丽，为奥地利兵占据。崇礼每日在后院哭泣，闻者无不同情他。而寻迹崇礼一生事业，他似乎只善敛财，以至于广东人骂他是“贪夫”。就这样的一个人死后，清廷竟祀其为贤良。

黄海海战开始后，方伯谦无意作战，只想逃避炮火。他将舰上大炮用巨锤击坏，以作临阵先逃之借口；接着，挂起“本舰重伤”信号，准备寻机逃遁。“致远”沉没，其居然下令转舵逃跑，慌乱中误撞“扬威”。“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水渐汩汩而入”，不久就沉没了。

林履中为人认真不苟，虽然平时“深沉少语”，但“性情和易”，“蔼然可亲”。尤为难得的是，他生活作风上“勤慎俭朴，能与士卒同艰苦”。因此，士兵视之如父兄，战时无不拼死效命。

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一度成为至交。然自康出版《新学伪经考》，宣扬孔子改制、复原孔教之后，二人关系逐渐疏远。至戊戌年后势同水火，诋康之言不绝于口。梁曾如此评价康有为：“长素（康有为别号）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

李莲英在入宫前，因为生活落魄，曾私贩硝黄，外号“皮硝李”。后贩硝黄被抓入狱，出狱后以补鞋为生。好友沈兰玉见他可怜，将他引进宫里当了太监。李莲英素有“篦小李”之美誉，以一手漂亮的梳头功夫得到叶赫那拉氏的赏识。他的值班房离西太后住所不远，有时太后到他屋里看一下。李便把慈禧坐过的八张椅子全部包上黄布，西太后果然称许他忠诚细心，对他愈加信任。康熙末年规定太监品秩最高为五品，最低者八品；乾隆七年改为“不得超过四品，永为定例”。慈禧执政时，打破祖制，赏李莲英为二品。多年来，慈禧对李莲英宠眷不衰，二人常在一起并坐听戏；凡李莲英喜欢吃的东西，慈禧多在膳食中为他留下来。李莲英为人极为聪敏，善解人意，对待其他人也比较和善，不如安德海那样气焰嚣张，所以能够得到善终。

洋务运动中，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创办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汉冶萍煤矿等，官做到邮传部尚书，赏太子少保衔，真是烜赫一时。他还曾获得慈禧太后赏赐的沿海三个岛屿，即钓鱼台岛、黄尾屿、赤屿。

吉灿升任平度知州十年之久，精明干练，才智过人，清正爱民，有口皆碑。他升任离去以后，“后任举事或稍有不当，州人便是叹息说：使吉公在，何至如此”！

林纾的住所周围种植了许多枫树，秋来红叶争妍，他取“枫落吴江冷”之意自号“冷红生”。他的书斋被人戏称为“造币厂”，就因他的画、书卖得多、出版得多。

肃顺向来重视汉人，以至于人言“重汉轻满者，非汉人也，满人也”。肃顺平日虽然骄横，但其却是独重汉人文士，以至于搜罗人才汲汲不可终日。但其对于满人官员，却将他们如同奴隶样视之，不仅仅大呼其名，而且恶语秽骂无所忌。一见汉人官吏，则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更是让人不解的是，其索贿对象也同样是只有满人，汉人官员的一丝一粟，他都不收。哪像后来奕劻、载洵之辈无人不收。故而有人这样评论说：“肃顺当朝，重汉轻满，是以笼络人心，而人心未去，同治初元，犹有中兴之望也。”

1903年，朱庆澜在盛京任三营统领，曾为击毙美国间谍的哨官潘炳荣抗拒清廷，被革职留任；后又立斩鱼肉百姓的清廷宗室洪其文，朝野震动，而他也终于被清廷摘掉花翎。

龚自珍有一子名龚橙，号半伦。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龚半伦居然以联军翻译的身份参与火烧圆明园之暴行。冒鹤亭《孽海花闲话》载：英国公使威妥玛在礼部大堂议和时，龚半伦也赫然在座，席间对大清的谈判代表恭亲王奕，百般刁难。恭亲王气愤不过，质问他道：“龚橙你世受国恩，为何为虎作伥！”谁知龚半伦并不尴尬，反而厉声说：“我父亲不得入翰林，我穷到靠外国人糊口，朝廷于我龚氏，何恩之有？”恭亲王瞠目不能言。

耆英先后在道光、咸丰两朝做过高官。在罢官家居后，他曾大书一副对联悬挂在客厅里，上联“先皇（道光帝）奖励有为有守”，下联“今上（咸丰帝）申斥无才无能”，故意让来客观看。此联褒贬二朝，对当今皇上流露不满，结果被人密报。据说这也是他自取杀身之祸的原因。

翁同龢平生最大污点，就是将他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延伸到国家大事之中，克扣北洋水师军费，最终导致甲午海战失败。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次年，黄河在郑州决堤，一时无钱治理，于是“以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为由，要求自光绪十四年起，沿海各省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此条款造成的后果就是，李鸿章正在定购的战舰被日本人抢先买走。那就是在中日海战中大为风光的日军战舰“吉野”号。

冯国璋任清廷贵胄学校总办时，校内学生多系满洲贵族子弟，意气骄横，甚至偶因烹饪不佳，便殴打厨师。对此，冯国璋告诫这些贵胄子弟们说：“今日之学生，即明日之师表。予在学生时代，唯知埋头读书，他非所问。诸生乃天潢贵胄，更应应明礼让，厨子不好，可告庶务委员会易之，岂能滋生事端而后快？”又一日，某学生外出嫖娼，冯国璋得知后，立刻亲自到娼寮将其带回，当着众学生的面挥杖责打，笞杖竟至断折。

袁世凯与载沣素来有怨，故而当溥仪即位，年号宣统，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时，袁世凯当即被载沣放归原籍。其离京之时，只有严修和杨度送到车站。面对送行严、杨二人，袁世凯说：“二位如此待我，我很感动。但流言可畏，二位还是早点回去吧。”严修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则说：“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袁世凯起初对张謇十分恭敬，来往通信一概称“夫子大人函丈”；但当其升任山东巡抚后，便是开始有些骄纵，致书张謇时，开始将称谓改为“季直先生阁下”；而当其官居直隶总督，煊赫一时之际，致书竟称“季直我兄”。张謇怫然不悦，作书以答曰：“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对此，袁世凯深感惭愧，乃托言秘书所为，此后称“夫子”如故。

袁世凯年少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却爱好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当时陈州府的知府吴重熹，也是袁世凯的父执，常常劝诫袁，但袁并不接受。

咸丰十年，宝廷娶妻，妻子乃其母叶赫那拉氏从弟连介山之次女。连介山是供职于东北边域的一名小吏，家境同样贫穷困顿，婚礼也没有多讲究，办得简陋潦草。婚礼多亏了宝廷的两个好友宜少耕、冯锡芳，一个典当了衣服，置办了几桌酒菜，另一个领来了吹鼓手戏班子，通宵唱了一出戏，才不至于太过冷清。

中法马江之战，张佩纶兵败出逃，一夜狂奔三十里，顶了个铜脸盆以躲避炮弹，饿了则大嚼猪蹄，狼狈之状，斯文丧尽。因其曾对人说，危急之时，当吞鸦片殉难，于是有尖刻的联语出炉：“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

张謇中状元曲折颇多。当时考场中负责收卷子的恰巧是他的旧交黄思永。黄发现张謇有一字空白，且抬头称呼有错误，于是帮他补齐，并送呈主考官之一翁同龢阅批。结果张謇这次中了状元。

张謇自十六岁被录取生员起，前后五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时年三十三岁，转赴顺天府乡试，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

某年，慈禧过生日，各级官吏都搜珍选异，别出心裁。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独无所献，人皆啧啧称奇。某日，慈禧巡视寿礼，啧啧称赞一番，最后目睹四壁，却是沉吟无语，貌甚落寞。这时便有太监驰告袁世凯，袁略一沉思后即已明白，即搜集名画若干桢，盛饰以进。慈禧大喜道：“慰亭实获我心，我正思此物，此物便来矣！”于是乎时人有云：“袁慰亭送礼，花费最少，却独得青睐。此人做事，连送礼都如此取巧，可见枭雄固不同于常人！”

同治、光绪年间，有“二张”齐名，他们都是河北人，亦为好朋友，一个即张佩纶，另一个是张之洞。后一张的年纪要大上十多岁，科名更要早一些，可两人风光的时候，却是难分高下。而且两人都是清流党人，但是到了1881年，张之洞却是主动跳出京城的政治旋涡，出任山西巡抚，从此如鲲鹏扶摇直上九千里，兴惠政，办洋务，最终拜大学士，入军机，成为晚清名臣。而张佩纶则依然书生空谈，最终晚景黯淡，仕途仅止步于“卿贰”。

光绪二十四年，翁同龢被慈禧撵出北京城，回到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