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夏天特别热，我从城里回到老家石埠村，路过堤坝时，发现二婶在河边洗衣服。她个子不高，远远看去，像一只蹲在水边的鸟。

那年夏天特别热，我从城里回到老家石埠村，路过堤坝时，发现二婶在河边洗衣服。她个子不高，远远看去，像一只蹲在水边的鸟。

“二婶，这么热的天，您还在这洗衣服呢？”我走过去，弯下腰打招呼。

二婶抬头，脸上立马堆满笑，“你这娃子，啥时候回来的？也不提前说一声。”她手上的肥皂泡沫顺着手臂往下淌，洗衣板上搭着二叔那件蓝色的工装裤，补了好几个补丁。

“刚到，妈说您这几天不太舒服，我过来看看。”

二婶摆摆手，“哎呀，就是老毛病，三天两头的头晕，你妈那张嘴，说话没个把门的。”她说着，手上的动作更快了，仿佛要把衣服上的褶皱连同我刚才的话一起搓平。

我帮二婶提了半盆衣服回家。路上二婶走得很慢，每隔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

“二婶，您是不是真不舒服啊？”我问。

二婶又笑，“农村人哪有不带病活着的？你二叔不也是天天腰疼，照样下地干活。”

二婶家的院子比我记忆中的要小。墙上挂着一个2016年的挂历，已经泛黄了，可上面画的还是一个胖娃娃骑在鲤鱼背上。院子角落堆着几个塑料桶，装满了雨水，水面漂浮着几片落叶。

我帮二婶把衣服一件件挂在竹竿上。二婶忽然抓住我的手，“你表妹下个月结婚，你可得回来喝喜酒啊。”

“一定回来。”我点头。

二婶脸色突然变了，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靠在墙上，深深吸了几口气。

“二婶，您怎么了？”我扶住她。

“没事，可能是太阳晒的。”她笑着说，可眼睛里却没有笑意。

那天晚上，我睡在老家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小院传来二叔咳嗽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早上起来，妈正在灶上烧水。

“妈，二婶到底怎么了？”我问。

妈把锅盖一掀，水蒸气腾地一下冒出来，模糊了她的脸。“听说是肝不好，具体啥病谁知道，她自己不说，咱也不好问太多。”

“要不带她去县医院看看吧？”

妈叹了口气，“你二叔刚交完修路的钱，家里也不宽裕。再说了，这个村谁家不是有个头疼脑热的，看病要是都往县城跑，那地里的活谁干？”

我没再说什么，吃完饭就去了二婶家。

二婶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来了，忙着递给我一个板凳，上面还留着昨晚下雨后的水痕。

“二婶，您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问。

二婶把鸡食撒在地上，几只花母鸡争先恐后地啄食。她笑着说：“医院有啥好去的，要钱不说，还耽误工夫。”

就在这时，隔壁的李婶探出头来，“你咋又不吃药了？药再贵也得吃啊。”

二婶脸一沉，“谁说我不吃药了？不就是农村合作医疗开的那点药嘛，能有啥用。”

李婶摇摇头，缩回去了。

我看着二婶的背影，感觉她比去年瘦了许多，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是穿了别人的衣服。

那天下午，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东西，碰见了李婶。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你二婶的病，比她说的严重多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李婶？”

李婶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去年秋收后，你二婶老是觉得累，吃不下饭，后来村医给看了，说可能是肝有问题，让她去县医院。她偷偷去了，也没告诉你二叔。”

“检查结果怎么样？”我有些着急。

“肝癌。”李婶吐出这两个字，然后赶紧捂住嘴，好像这个词会传染似的。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医生说得尽快手术，可是要好几万。你二婶回来就把这事埋在心里了，连你二叔都不知道。”李婶叹了口气，“她怕花了钱，耽误表妹的婚事。”

我站在那里，双腿像是生了根。夏蝉在树上叫个不停，村里养的狗慢悠悠地走过，打了个哈欠。一切如常，但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了。

“现在怎么办？”我问。

李婶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这是我侄子从省城带回来的中药，据说对肝病特别好。你帮忙劝劝你二婶，让她吃吧。”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乱糟糟的。路过二婶家时，看见二叔在院子里修水泵，身边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正播着走调的秦腔。二婶在一旁择菜，菜叶上沾着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晚上，我拿着那包药去了二婶家。二叔不在，二婶正在灶台前炒菜，锅里的油烟呛得她直咳嗽。

“二婶，我来帮您。”我走过去，接过铲子。

二婶笑着退到一边，抹了抹眼角的泪水，“油烟大，你别弄脏衣服。”

我把药放在桌上，“二婶，这是李婶给您的，说对肝病有好处。”

二婶的脸色变了，“她跟你说什么了？”

“二婶，您的病到底有多严重？”

厨房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锅里的油发出滋滋的响声。二婶的目光落在那包药上，久久没有移开。

“你听李婶瞎说什么呢，我就是有点小毛病。”她最后说。

“那您把药吃了吧，就当给我个面子。”

二婶犹豫了一下，最后点点头，“行，我吃，你别跟你二叔说。”

那晚我回到自己家，看见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粉红的花朵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鲜艳。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二婶总是把最好吃的留给我和表妹，自己只吃咸菜配饭。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去县医院打听一下二婶的情况。医院的走廊上挤满了人，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有拄着拐杖的老人，还有面无表情的中年人。我在人群中站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医生。

医生翻看了一下记录，点点头，“是有这么个病人，情况不太好，需要尽快手术。”

“大概需要多少钱？”我问。

“手术加后续治疗，至少十万。”

这个数字让我心里一沉。二叔家的收入，一年能有两万就不错了。

回到村里，我看见二婶在自家地里除草，腰弯得很低，几乎要贴到地面。她时不时地直起腰，用手捂着肚子，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走过去，帮她一起干活。太阳很毒，没一会儿工夫，背上的衣服就湿透了。

“二婶，要不咱们休息一下吧。”我提议。

二婶摇摇头，“农忙时节，哪有时间歇着。”她说话的声音比以前轻了很多，像是怕耗费力气。

“二婶，您的病…”

“嘘。”二婶打断我，指了指不远处正在浇水的二叔，“别让他知道。”

“可是不治疗怎么行？”

二婶叹了口气，终于停下手中的活，“你还记得你表妹小时候那场病吗？”

我点点头。表妹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差点没留住。

“那时候家里借了好多钱给她治病，到现在还没还清呢。”二婶的目光落在远处的麦田上，“你表妹好不容易找到个好婆家，我不能再给她添负担了。”

“可是您的身体…”

“生死有命。”二婶笑了笑，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我这辈子没啥遗憾，就是想看看你表妹穿婚纱的样子。”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村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我想起二婶的病，想起她瘦弱的背影，想起她说话时眼里的泪光。

我拿出手机，给几个城里的朋友发了消息，问能不能借点钱。大部分人都回复说最近手头紧，只有老张答应借我两万。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但距离手术费还差很多。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县城的医院，想再问问有没有什么便宜的治疗方案。医生建议我去申请医疗救助，但程序复杂，需要很长时间。

正当我发愁的时候，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王二婶的侄子。我点点头。

“我是她的主治医生。”他说，“前两天她自己过来拿了些止痛药，还说要停止治疗。”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问。

医生摇摇头，“如果再不手术，最多撑半年。”

我回到村里，心里沉甸甸的。路过李婶家时，她正在院子里晾晒被褥。

“药给你二婶了吗？”她问。

“给了。”我点点头，“但是…”

“我知道，光靠那点药不行。”李婶叹了口气，“可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沉默了。确实，在这个问题面前，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

就在这时，李婶忽然说：“前些日子，旁边张家村有个人也是肝癌，听说找了个偏方，现在好多了。”

“真的吗？”我不太相信。

李婶点点头，“我侄子就认识那个大夫，是个老中医，收费也不贵。要不我让我侄子问问？”

我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连连点头。

三天后，李婶的侄子来了，带来了一大包中药。他说那个老中医看过二婶的检查报告，开了这副药，要连续吃三个月。

“这药多少钱？”我问。

“三千块。”他说，“我已经付过了，你们什么时候方便还就行。”

我有些怀疑，这么便宜的药，真的有效吗？但此时除了相信，我别无选择。

当天晚上，我把药拿给二婶。她看了看那一大包黑乎乎的药材，皱了皱眉。

“二婶，试试吧，万一有效呢？”我恳求道。

二婶似乎看出了我的焦虑，拍拍我的手，“好，我吃。”

就这样，二婶开始每天按时吃那副中药。药非常苦，我有时候在她家吃饭，都能闻到那股苦味。但二婶从不抱怨，每天都坚持喝完。

一个月过去了，二婶的脸色似乎比以前好了一些，不再那么蜡黄。她的精神也好了许多，能下地干活了。

二叔看着二婶的变化，高兴地直搓手，“你看，我就说是小毛病，休息休息就好了。”

二婶笑笑，没说话。她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件晾在竹竿上，动作利索了很多。

两个月过去了，二婶能下地干一整天的活了，晚上还有精力跟村里的大妈们跳广场舞。她的脸上有了血色，走路也不再需要停下来歇气。

村里人都说二婶这是遇到贵人了，碰上了回春草。

李婶的侄子又送来了一个月的药，说是最后一个疗程。二婶拿着药包，眼睛湿润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

“谢啥，都是街坊邻居。”李婶挥挥手，但脸上掩饰不住喜悦。

三个月的疗程结束后，二婶坚持要去医院检查一下。那天，我陪她去了县医院。

医生看了检查结果，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肿瘤缩小了很多，肝功能也恢复了不少。”他抬头看着二婶，“你吃了什么药？”

二婶笑着说：“一个老中医开的方子。”

医生摇摇头，“不管怎样，这是个好现象。继续观察吧。”

回村的路上，二婶的心情特别好，走路都带着轻快的步伐。她突然停下来，指着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你小时候在这摔过一跤，还记得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

“那时候你才五岁，跟着你表妹玩捉迷藏，从这棵树上掉下来，摔得满身是泥。”二婶笑着回忆，“我背着你回家，你一路上都在哭，说疼。”

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影子。远处的麦田金黄一片，风吹过，麦浪翻滚，像是无数个人在低头致意。

“二婶，您当时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我忍不住问。

二婶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知道。”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家里人？”

“告诉了又能怎样？”二婶反问，“你二叔会担心，你表妹会害怕，村里人会可怜，可是该来的还是会来。”

“可是现在不是好了吗？”

二婶笑了，“是啊，好了。李婶那个侄子，真是个好人。”

回到村里，李婶正在村口等着，看见我们，急忙迎上来，“怎么样？检查结果如何？”

二婶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好多了，医生都说是奇迹。”

李婶眼睛一亮，“那就好，那就好。”

晚上，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二叔买了两瓶白酒，非要请李婶一家吃饭。席间，二叔喝得脸通红，一个劲地敬李婶的侄子，“谢谢你，小伙子，谢谢你救了我老婆。”

李婶的侄子有些不好意思，“二叔，这不算什么。”

“算，怎么不算。”二叔拍着胸脯说，“有什么事，尽管说，我王老二没啥本事，但知恩图报。”

饭后，我送李婶的侄子出门。月亮很亮，把地上的影子都照得清清楚楚。

“你那个老中医到底是谁啊？”我问，“药方能不能给我看看？”

李婶的侄子笑了笑，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院士临床试验新药，对肝癌有特效，价格10万，已付清。”

我惊讶地抬头，“这…”

“我在省城医院上班，有个病人跟二婶情况差不多，用了这个新药，效果很好。”他轻声说，“我看二婶那么善良，就…”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翻江倒海。

“别告诉二婶，她会过意不去的。”他最后说，“就当是那个老中医的药特别灵验吧。”

我点点头，把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时，看见二婶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她正在给月季浇水，看见我，笑着招手，“快来吃早饭，我蒸了你最爱吃的南瓜饼。”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看起来比从前年轻了许多。

三个月后，表妹的婚礼如期举行。二婶穿了一件新买的红色上衣，整个人容光焕发。她挽着二叔的手，一路上跟来宾打招呼，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婚礼上，二婶拉着我的手，悄悄地说：“谢谢你，孩子。”

“谢我什么？”我故作糊涂。

二婶笑而不语，只是紧了紧我的手。

又过了半年，我回村探亲。二婶在自家的小菜园里忙活，看见我，放下锄头，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年的黄瓜长得特别好，你等会儿带些回去。”

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洪亮，哪还有半点病态。

“二婶，您现在感觉怎么样？”我问。

“好着呢，比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精神。”二婶拍拍胸脯，自豪地说。

这时，李婶从隔壁探出头来，“老姐妹，一会儿去跳广场舞不？今天教新舞步呢。”

“去，当然去。”二婶笑着回应，然后转向我，“你李婶这人嘴碎，但心地特别好，要不是她，我现在哪能站在这跟你说话。”

我点点头，想起那张纸条，心里暖暖的。

晚上，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东西，遇见了李婶的侄子。他告诉我，二婶上个月去医院复查，肿瘤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药在国外要卖几十万呢，咱们国家的医疗真是越来越好了。”他感叹道。

“那十万块…”我有些犹豫地问。

“钱是我从医院公益基金申请的。”他笑了笑，“不过可别跟二婶说，就让她以为是那个老中医的药特别灵验吧。”

夜色渐深，村里的广场舞音乐响起来。我站在村口，看着远处闪烁的灯光，二婶正和村里的大妈们跳得起劲。她的动作比年轻人还利索，脸上的笑容在灯光下格外明亮。

风吹过麦田，带来阵阵清香。我深吸一口气，突然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看不见的情谊。

就像二婶说的，她活到这把年纪，遇到的好人比吃过的饭还多。而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村庄里，每天都有无数温暖的故事在上演，只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罢了。

半年后，二婶给我打电话，说李婶的侄子要结婚了，让我务必回去参加婚礼。

“这孩子是咱们村的恩人，他的婚礼，全村人都要去捧场。”二婶在电话里说，声音比从前更加洪亮。

我答应着，挂了电话，站在城市的阳台上，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突然很想念那个小村庄，想念二婶做的南瓜饼，想念李婶的唠叨，想念那个宁静的夏天。

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有很多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只要心中有爱，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就像二婶常说的那句话：“人这辈子，没啥过不去的坎，熬一熬，就好了。”

而现在，二婶比村里的任何人都健康，仿佛那场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每天早上，她都会去河边散步，然后回家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她说，她要活到九十九岁，看着她的重孙子长大成人。

我相信她能做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不是疾病，不是困难，而是人心中那份永不放弃的希望和爱。

来源：健康那点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