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火车进站，灾民争相攀登，不管多么危险都在所不计。火车行进途中开进涵洞时，因车顶坐人太多，超出涵洞高度，被洞口阻挡而纷纷坠地，顿时血肉横飞，摔死者不计其数。

火车进站，灾民争相攀登，不管多么危险都在所不计。火车行进途中开进涵洞时，因车顶坐人太多，超出涵洞高度，被洞口阻挡而纷纷坠地，顿时血肉横飞，摔死者不计其数。

1942年的河南三面环敌，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而未被敌人占领的豫西、豫南等一些地区又属极为贫瘠的山区。当年又逢大旱，一个夏天无雨，麦收平均仅有二三成。早秋几乎全旱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种上，亦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禾苗纵然尚茂，但并不结实生籽。这次大灾遍及全省，没有一地一县幸免。而且祸不单行，夏秋之交蝗虫又复为害，漫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皆被吃光。百姓无不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自然灾害固然十分严重，然而人祸的灾害更大，从而加大了当时已经非常严重的灾情。首先是前线不事抗战的军队的军粮负担，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最可恨的是政府当局见灾不救，反而却要加重军粮的征购。征购不足便实行抢购，实际上是抢而不付钱。在官方的逼迫下，许多农民在把自家收打的一点儿小麦交出后，因生活再无着落，便全家服毒或投河自杀。

当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召开了军粮会议，决定当年军粮配额减为335万石。河南省政府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促军粮、一面视察灾情。这两项任务在当时被看作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河南人民迫切希望豁免军粮，减轻农民负担。而政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催交军粮完成任务。不过为了粉饰门面欺骗百姓，便把这两件事一道进行，我即是被派的大员之一，从洛阳出发，到荥阳、郑县、新郑、密县等县督催军粮。沿途遇到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还有扒树皮的。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人络绎不绝，景象凄惨。

在荥阳的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任务而哭泣起来；郑县县长鲁彦在谈到李姓一家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麦子交了军粮之后，全家投河自尽时，失声痛哭而跪地磕头，以求免军粮。此时的灾荒仅仅是开始，但各县的情形已经十分糟糕。随后我又到了方城、彝阳、南阳等县视察救灾工作，途中所见到处是成群结队的灾民向南乞食逃荒，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几个蒸馍即可换得一个儿童，其凄惨景象令人心酸。

我在方外见到有人市，一对夫妻因无法生活，丈夫便出卖发妻。当分手时，妻对其丈夫说:“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丈夫听到后立刻与妻子抱头痛哭道:"我不卖你了，咱俩死也死在一起!”我在洛阳火车站近见到一列火车进站，灾民争相攀登，不管多么危险都在所不计。火车行进途中开进涵洞时，因车顶坐人太多，且超出高度，被洞口阻挡而纷纷坠地，顿时血肉横飞，摔死者不计其数。在古今灾情罕见的县份，人吃人的惨案时有发生。鲁山通讯队长曾将一男孩的残骨弃置于一屋前。当时官府都以辖区发生人食人的惨案为不体面之事而讳莫如深，当然不会对此进行调查，更不肯主动上报。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余儿童流落街头。有的母亲已经断气，而食奶的孩子仍旧噙着奶头吸吮哭泣……

河南名界鉴于灾情日趋严重，便推出三名代表到重庆国民党中央陈述情况，呼吁救济。然而蒋介石不仅不愿意接见这几个为穷人请命的代表，反而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不许他们宣传河南的灾情。重庆《大公报》曾刊登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结果该报被勒令停印三日。到1942年秋，灾情已经十分严重。不仅国内记者纷纷在报刊上报道，国外记者亦纷至灾区深入了解情况。

蒋介石为堵塞外人非议之渠道，以欺骗国内外记者之视听，乃委派张继、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视察。他们俩在洛阳召开了一个小会。会上张厉生首先说:河南固然遇到了灾，但是军粮既不能减，更不能免，必须完成任务。虽有灾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与军粮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也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他还表示，他受党和领袖的栽培及多次提拔才有今天，他一定实事求是，忠于党，忠于领袖。接着张继也发言说了几句话便草草收场。次日，他们在粮食局长的陪同下从洛阳出发到郑州，到灾情最为严重的几个县份去视察。路上见灾民在扒树皮，张厉生却硬说是地方上故意做给他们看的。

后来这两个所谓大员把大大缩小了的“真实”数字报给蒋介石后，蒋才决定拨给河南12000万法币的救灾款(实际是贷款而并非救灾款)交给河南省政府周转运用。然而在法币价值一日数落的情况下，这点钱去买粮食以救全省这样的大灾实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款拨到时已经是1943年春，经手人又是省府秘书长马国林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玲。实际上又给这两个众所周知的贪污分子以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的大好机会。1943年麦子快成熟时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到发放时，灾民已经吃到了新麦。麦前麦后粮价相差甚大，灾民不愿买高价粮，政府则强迫灾民接受赈粮，结果麦收前后的粮价差额全由灾民负担。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