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小区有个王嫂，大概五十出头的年纪，总穿着那件洗到发白的蓝格子衬衫。夏天就把袖子卷起来，冬天就套件黑灰色的棉马甲，不冷不热时就披件旧毛衣，衣服脏了就用肥皂洗，晒在自家后窗户那根晾衣绳上，随风摇晃，是小区里一道永远不变的风景线。

我们小区有个王嫂，大概五十出头的年纪，总穿着那件洗到发白的蓝格子衬衫。夏天就把袖子卷起来，冬天就套件黑灰色的棉马甲，不冷不热时就披件旧毛衣，衣服脏了就用肥皂洗，晒在自家后窗户那根晾衣绳上，随风摇晃，是小区里一道永远不变的风景线。

“早啊，刘哥。”

每天早上五点多，我去晨练的路上总能碰见王嫂推着三轮车出门。车后面绑着几个蛇皮袋，里面装着她昨天捡的瓶瓶罐罐。三轮车的把手上，挂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正播着早间新闻，左边喇叭坏了，声音有点沙哑，像个老人在咳嗽。

我们这个县城不大不小，清晨的马路上只有环卫工人和早餐摊主。王嫂从不在早餐摊停留，她总是带着自己的水杯，里面泡着一把不知名的草药，说是能治风湿。

“刘哥，这是我家种的黄瓜，你拿点尝尝。”

她有个不大的院子，种了几样蔬菜。偶尔会塞给我两根黄瓜或几个西红柿，碧绿的黄瓜上还带着一点刺，掰开来有股清香。我想给她钱，她总是摆手说：“自家种的，算什么钱。”

然后又补一句：“你那冰箱别急着扔，坏了给我，我认识修理的。”

王嫂的丈夫五年前走了，听说是肺癌。儿子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两次。她住在小区最角落的一楼，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楼，外墙的瓷砖掉了不少，露出灰色的水泥面，像是老人脸上的斑。

她家阳台上摆着几个花盆，种了几株不知名的花，偶尔开几朵小白花，香味淡淡的。花盆是用废弃的塑料桶剪开做的，上面还能看到原来饮料的标签。

有天下雨，我在超市门口等雨停，碰见了王嫂。她蹲在超市门口的雨棚下，翻检刚捡到的一堆易拉罐。

“王嫂，吃个面？”我请她去旁边的面馆。

她犹豫了一下，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还是摇摇头：“不了，我带了馒头。”

那天我看见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旧手表，表盘是方的，表带已经换成了廉价的黑色塑料。她看我注意到了，笑了笑：“我家老王的，走的时候给我的，说是别算错时间了，错过吃药。”

我从没听她提过生病的事，但镇上的人都知道她眼睛不太好。据说是青光眼，需要长期吃药。有时我能看见她把药瓶从口袋里掏出来，对着阳光眯着眼睛看说明书上的小字，然后小心地倒出一粒，放进嘴里，用水杯里的药水送下去。

“不碍事，慢慢来就是了。”她总这么说。

去年冬天特别冷，下了一场大雪，小区的路上的积雪都没人清。那天早上，我看见王嫂拿着一把破扫帚，一点一点地清理着楼道口的雪。她的手冻得通红，时不时地搓一搓，呵口气，然后继续扫。我过去帮忙，她倒是不好意思了，拦着说：“没事没事，我活动活动，暖和。”

那时我才注意到，她的右眼比以前更浑浊了，眼白上有血丝。

“眼睛不舒服？”我问。

“老毛病，”她轻描淡写，“过两天就好了。”

但事实证明，这次不是”过两天就好”的小事。

春节前，我在县医院看见了王嫂。她独自一人坐在眼科门诊外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张蓝色的检查单，眼睛紧闭着，像是在忍痛。

“王嫂？”我走过去。

她睁开眼，愣了一会才认出我来：“哦，刘哥啊。”

检查单上写着需要手术，费用大概七八万。我问她儿子知道吗，她说不想麻烦孩子，孩子刚买房，压力大。

“我自己能行，”她拍拍身边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沓用皮筋捆好的零钱，“这些年攒了点，够了。”

那几沓钱看着有些旧，有的甚至还是第四套人民币，都是整整齐齐叠好的，可以想象她是如何一张一张地把捡废品换来的钱码好，放进她那个褪色的布钱包里。

从那天起，我就没再见过王嫂出来捡废品。听小区里人说，她做了手术，现在在家休养。我买了些水果，去看望她。

推开她家那扇掉漆的防盗门，我才发现她家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十几平米的小屋，家具就是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她儿子的照片，大概是十年前照的，已经泛黄。床头有个小药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各种药瓶。

“医生说手术挺成功的，”她坐在床边，右眼上贴着纱布，“再养两周就能好了。”

她指了指桌上的一摞医药费收据和出院小结，然后又指了指床下的一个铁盒子：“我的钱都在这儿，手术花了六万多，还剩一点。”

那是个旧饼干盒，上面印着已经停产十多年的某品牌饼干图案。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几沓钱，有新的也有旧的，都用纸条标记着日期。最上面一张纸条写着”2023年10月15日，手术费”。

“这些钱你是怎么攒下来的？”我忍不住问。

“一点一点攒呗，”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废品站李老板人好，有时候称重会多给我几毛钱。平时省着点，不就有了吗。”

我看了看她家里，除了必要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物品。连电视机都是老式的小型彩电，估计已经用了十几年。茶几上放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就是挂在三轮车把手上的那个。

“你儿子呢？不回来看你吗？”

“他工作忙，我跟他说没事了，”她给我倒了杯开水，杯子上有道裂纹，用透明胶带粘着，“他每个月会寄点钱回来，我都存着，这次没用上。”

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袋，里面是一摞汇款单，最早的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都快看不清了。

“其实，”她犹豫了一下，声音低了下来，“我怕他知道了，会把钱拿去赌博……”

原来，她儿子有赌博的毛病，之前已经输了不少钱。王嫂怕他知道家里有钱，又会去赌，所以宁可自己捡废品攒钱看病。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可他还年轻，我不能害了他。”

2014年的日历还挂在墙上，那是她儿子最后一次回家过年时挂的。日历下面的墙上有几道铅笔画的线，旁边写着日期和数字，应该是记录儿子身高的。最高的一道线停在”2005年，1.65米”。

那天离开后，我心里一直不是滋味。

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又看见王嫂推着三轮车出门了。她的右眼明显比以前更浑浊了，但她说视力比手术前好多了。

“得趁着能看见，多干点活。”她打着手电筒，照着路面上可能有的废品。

这一次，我留意到她走的路线。她不是随便走，而是有规律地穿梭在几个小区和商业区之间。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停下来，静静等待，然后才翻找垃圾桶。

有一天，我碰见社区的张主任也在偷偷跟着王嫂。张主任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在社区工作了十多年，以热心肠著称。

“张主任，你这是……”

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别出声：“我跟了好几天了，你知道王嫂每天早上五点出门，到哪去了吗？”

我摇摇头。

“跟我来。”

我们远远地跟着王嫂，看她推着车走过几个街区，然后拐进一条我从未注意过的小路。小路很窄，两边长满了杂草，路面坑坑洼洼的，明显很少有人走。

王嫂的三轮车在小路上颠簸着前进，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我们保持距离跟着，走了大概十分钟，忽然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低矮的平房。

那是县城边缘的一片棚户区，听说要拆迁好几年了，但一直没动静。房子大都破旧不堪，有的墙面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砖块。院子里晾着各种衣物，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

王嫂停在一间特别破旧的平房前，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探出头来。看见王嫂，老太太露出了笑容，但笑容很快又隐去了，变成了担忧的表情。

王嫂从三轮车上拿下一个袋子，递给老太太，又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给她。老太太接过后，眼圈红了，拉着王嫂的手说着什么。

我们躲在远处，看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气氛很沉重。

老太太转身进屋，不一会儿又出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看样子是要去上学。她对王嫂鞠了一躬，然后王嫂摸了摸她的头，目送她走向小路的另一端。

这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从平房里出来，手里拿着听诊器。他和王嫂交谈了几句，然后点点头，转身回屋。

“那是牛医生，乡下来的赤脚医生，”张主任小声说，“没有正规执业证，但在这片区给穷人看病已经十多年了。收费很低，有时候甚至不收钱。”

我们看着王嫂和老太太又说了几句话，然后告别。王嫂推着空了一半的三轮车，往回走。

“走，”张主任拉着我的胳膊，“别让她发现我们。”

我们绕了远路回去，路上张主任告诉我，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跟踪王嫂了。

“王嫂每天都会来这里，给不同的人送东西。有时是食物，有时是药，有时是钱。”

“钱？她自己不是刚做完手术吗？哪来的钱？”

张主任叹了口气：“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第二天，张主任约我一起去看望王嫂。

我们买了些水果和营养品，敲开了王嫂的门。她还是穿着那件蓝格子衬衫，头发乱蓬蓬的，似乎刚睡醒。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屋里乱，别介意啊。”她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桌上的药瓶和纸张。

我注意到桌上有一本破旧的笔记本，封面已经卷边了，上面写着”账目”两个字。王嫂迅速把它塞进了抽屉。

张主任开门见山：“王嫂，我们看见你每天早上去棚户区了。”

王嫂的手停在了半空中，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我……”她支支吾吾地，“我就是去那边收废品，那边有几户人家经常会给我留些……”

“王嫂，”张主任打断她，“我们都看见了，你是去送东西，不是去收废品。”

王嫂的肩膀垮了下来，她坐在床沿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行吧，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她打开床下的铁盒子，从最底下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婴儿，旁边站着一个瘦弱的男人。

“这是我妹妹和她家人，”王嫂的声音有些颤抖，“二十年前，她老公得了肝癌，没钱治，是我们老王变卖了家里能卖的东西，给他做了手术。可惜还是没保住……”

她指着照片里的小婴儿：“这是我外甥女，现在上初中了。我妹妹身体一直不好，没法工作，就靠低保和邻居接济过日子。”

“那你这几年捡废品攒的钱……”

“一部分是给自己看病的，”她轻声说，“另一部分是给她们娘俩的。”

她打开抽屉，拿出那本账本，翻开给我们看。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日期、金额和用途。最近的一页上写着”2023年11月5日，给小英送药，300元”，“2023年11月10日，交小芳学费，500元”。

“我妹妹叫小英，外甥女叫小芳。”她解释道。

张主任翻看着账本，眉头越皱越紧：“这里记的钱，远远超过捡废品能赚到的啊。”

王嫂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一堆手工艺品 —— 布老虎、香包、挂件、手串……

“我晚上做的，”她不好意思地说，“送到旅游景点去卖，一个能赚个五六块钱。”

我拿起一个布老虎，针脚细密均匀，虽然简单，但做工精细，能看出是花了心思的。

“这么多年，你从来没跟社区说过困难……”张主任的声音有些哽咽。

“哎，大家都不容易，”王嫂摆摆手，“我还能动，能看见，已经很幸福了。小英她没了老公，一个人带孩子，还有病，日子更难过。”

她叹了口气：“我这辈子没念过什么书，也没做过什么大事。要是能帮她们娘俩挺过这段难关，小芳能上大学，我这辈子就值了。”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啄食着王嫂放在那里的几粒米。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几天后，我在社区公告栏看到了一则通知，说是要对特困家庭进行摸底调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专项救助金。通知的落款是张主任的名字。

两周后，王嫂来敲我家门，手里拿着一叠材料。

“刘哥，这些表格我填不好，你帮我看看。”

那是医疗救助申请表和低保申请表，还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文件。

“社区张主任让我填的，说我和我妹妹都符合条件。”王嫂有些不好意思，“我这眼睛看不清小字，你帮我看看填得对不对。”

我帮她检查了一遍，发现她把自己的情况写得很轻描淡写，而把妹妹的情况写得很详细。

“你自己的情况也要如实填写啊，”我提醒她，“青光眼手术后还需要长期用药呢。”

“没事，我这不碍事，”她还是那句老话，“慢慢来就是了。”

一个月后，王嫂的妹妹和外甥女搬到了我们小区。社区帮她们申请到了一套廉租房，就在王嫂楼下。王嫂高兴得像个孩子，天天忙前忙后，张罗着给她们置办东西。

那天晚上，我和老伴路过王嫂家，看见她家窗户亮着灯，传出欢声笑语。窗户上贴着崭新的窗花，是喜庆的剪纸。

“刘哥，进来坐，”王嫂看见我们，热情地招呼，“尝尝我妹妹做的饺子。”

屋里，那个瘦小的女人正在包饺子，旁边的小女孩在帮忙擀皮。桌上摆着几盘简单的小菜，还有一瓶啤酒 —— 是我之前送给王嫂的，她一直没舍得喝。

“来，坐，”王嫂拉着我们，“今天是好日子，一定要喝一杯。”

她给我倒了杯啤酒，自己也倒了小半杯，举起来：“谢谢你们大家，谢谢社区，谢谢政府。”

我注意到，她已经换了件新衬衫，虽然样式还是那种老式的，但至少不再是那件洗到发白的蓝格子了。

“王嫂，”我忍不住问，“你还去捡废品吗？”

“去啊，”她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习惯了，不去浑身不自在。不过现在轻松多了，不用那么拼命了。”

她看了看她妹妹和外甥女：“现在她们有低保了，小芳还申请到了助学金，压力小多了。”

小芳害羞地低着头，小声说：“阿姨说等我考上大学，要给我买台电脑。”

王嫂摸了摸她的头：“考上肯定买，阿姨这些年可没白攒钱。”

窗外，夕阳的余晖洒在小区的树上，给Everything涂上了一层金色。风轻轻地吹过，带来远处小贩的吆喝声和孩子们的笑声。

我和老伴告辞时，王嫂送我们到楼下。她站在单元门口，背后是亮着灯的窗户，影子被拉得很长。

“刘哥，”她突然说，“生活其实挺好的，是吧？”

我点点头：“是啊，挺好的。”

回家的路上，老伴说：“王嫂真是个好人。”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远处的夕阳。有些人，就像那些不起眼的小花小草，默默地生长在角落里，不为人知地散发着光和热。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看见王嫂推着三轮车出门了。车后的蛇皮袋少了一些，把手上的收音机换了个新的，声音清晰多了。

“早啊，刘哥。”她还是那句招呼，声音里却多了几分轻松和愉快。

我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消失在晨雾中，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

那条通往棚户区的小路，我后来去看过几次。社区已经开始着手整修，打算铺上水泥，两边种上花草。张主任说，要把它命名为”爱心路”。

王嫂知道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瞎取什么名字，多难听啊。”

但我们都知道，这名字再合适不过了。

有时候，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路上，在每一个平凡人的善良里，在每一次不为人知的付出中。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