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子里都管姓张的光棍汉叫”张叔”，哪怕比你小几岁也这么叫。他住在我家隔壁，从我有记忆起就在那栋青砖小平房里独居。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穿一件洗到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总是沾着昨天的菜油。

村子里都管姓张的光棍汉叫”张叔”，哪怕比你小几岁也这么叫。他住在我家隔壁，从我有记忆起就在那栋青砖小平房里独居。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穿一件洗到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总是沾着昨天的菜油。

张叔家的门前长了棵歪脖子柿子树，树下放着个缺了角的木桌，夏天他就坐那儿编竹篮，冬天则搬到门里头，靠着被柴火染黑的墙角。自打我爷爷那辈起，村里家家户户的竹篮、鸡笼都出自张叔之手。

“五块，十块，便宜不了。”张叔最常说的就这一句，语气总像在赶人。

他那双手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嵌着竹屑，怎么也洗不干净。村里人都说他抠门，我小时候去他家玩，他连口水都舍不得给，倒是从不驱赶我，只是沉默地编他的篮子。

他院子里有个挂着小锁的木箱，村里传言那里面是他攒的钱。有人说里面全是硬币，能铺满整个院子；也有人说装着一沓沓发黄的票子，都是建国前的老钱。反正谁也没见过，大家只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张叔真抠，就怕哪天钱堆里闷死了。”村口卖馒头的李婶总这么说，但她还是每天给张叔留一个热乎的白面馒头，因为张叔从不拖欠钱。

我家那只叫”大黄”的橘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张叔的常客。

大黄原本是我上初中那年从集市捡回来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因为发炎几乎睁不开。妈不让养，说家里穷，连人都吃不饱。爸倒是没说什么，只是把碗里的鱼刺挑出来，默默放到门口的小瓷碗里。

“你爸啊，心软。”妈翻个白眼，但也由着他去了。

就这样，大黄在我家住下了。奇怪的是，它吃了我家的饭，却总往张叔家跑。刚开始我们以为是张叔偷偷喂它什么好东西，后来发现并没有——张叔甚至嫌弃它：“死猫，别蹭我的裤腿！”

但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大黄总会溜到张叔家，在他编篮子时安静地卧在一旁晒太阳。更奇怪的是，张叔骂归骂，从不真把它赶走。

那年夏天特别热，电风扇转得再快也只是搅动热空气。我放暑假在家，闲得发慌，就时常去张叔家门口蹲着看他编篮子。

“你不去上那什么…补习班？”有一天，张叔突然开口问我。

我摇摇头：“没钱。”

张叔”哼”了一声，继续低头编他的篮子。但那天他递给我半个从不知哪冒出来的西瓜，上面还带着井水的凉意。

就在那个夏天，我发现张叔有个秘密。每隔三天，他会在下午四点准时进入屋里那个从不对外开放的里屋，然后拿出一个铁皮盒子，往里面放一些钱，嘴里念叨着什么。我假装去他家借剪刀，意外瞥见了这一幕。

“你看见什么了？”张叔像是后脑勺长了眼睛，头也不回地问。

“没…没看见什么。”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那天之后，大黄在张叔家待的时间更长了，有时甚至整晚不回来。

我上高中那年，村里通了公交车，来往城里方便了许多。张叔的篮子生意却越来越差，塑料筐渐渐取代了竹篮。他开始接些修补老物件的零活——修张凳子，补个水桶，换个锁什么的。

那年冬天，张叔得了重感冒，咳得厉害。我妈炖了鸡汤，让我给他送过去。

他家里冷得像冰窖，土炕也是凉的。我问他为什么不烧炕，他只说不冷。当时我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脸色发灰，但依然拒绝去卫生室看病。

“死不了。”他呷了口鸡汤，发出满足的声音。

大黄那段时间几乎住在了张叔家，每天趴在他的炕头。有天早上我去送药，发现大黄正紧挨着张叔睡觉，而张叔居然没把它赶走。

“这死猫，暖和。”张叔含糊地解释，然后又开始咳嗽。

从那以后，村里人偶尔会看见张叔抱着大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大黄肥了一圈，毛色也亮了，我怀疑张叔私下给它吃了什么好东西，但张叔矢口否认。

那年夏天我高考完，准备去县城上大学。张叔听说后，竟然破天荒地到我家来，带了两个刚编好的书包。

“念书用。”他把书包放在桌上，然后迅速离开了，仿佛多待一秒会被收费似的。

那书包编得极好，竹条细腻均匀，背带还用皮子加固过。我一直带着它上大学，同学们都羡慕得不行，说这手艺在城里得卖好几百。

上大学第二年寒假，我回到村里，发现张叔病得更厉害了。医生说是肺气肿晚期，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

村里人这才议论纷纷：张叔攒了一辈子钱，到底给谁呢？他无儿无女，爹妈早亡，听说是有个妹妹在外地，但几十年没联系了。

有人说该归村集体，办个敬老院；有人说应该给常年照顾他的邻居（也就是我家）；更多人认为应该均分给村里每户人家，毕竟大家多少都照顾过他。

张叔自己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每天抱着大黄，静静地坐在屋里。

腊月二十九那天，张叔把村长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叫到家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份手写的遗嘱。

“我的积蓄，共计四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二元。”当张叔念出这个数字时，屋里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谁能想到他这么个老光棍，住在破房子里，能攒下这么多钱？

“其中二十万，留给老吴家的那只橘猫，大黄。”

村长揉了揉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二十万给…一只猫？”

张叔点点头，脸色平静：“剩下的钱，均分给村里的每户人家，作为我的谢意。”

屋里炸开了锅。有人说张叔糊涂了，有人说这不合法，还有人直接冲出去告诉全村这个”荒唐”的决定。

我爸妈赶来时，张叔已经喘得厉害，说不出话来。他指了指床底下的铁皮盒子，示意我打开。

盒子里是一沓发黄的老照片和一个陈旧的笔记本。照片上是年轻的张叔和一个漂亮姑娘，背景是城里的百货大楼。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每笔收入和支出，最后几页却是关于大黄的记录：

“今天橘猫又来了，不知为何总往我这跑。” “给猫买了点鱼，它吃得真香。” “猫咪今天在我发病时趴在我胸口，好像知道我难受。” “今天想到了小芳，她也喜欢猫。”

原来那个姑娘叫小芳，是张叔年轻时的恋人，因为家里反对，最终嫁给了城里人。她生前最喜欢的就是橘猫，说等有钱了要养一屋子的猫。

“芳啊，念师范的，喜欢小动物，说猫最通人性。”瘦得皮包骨的张叔断断续续地说着，“她要是活着，肯定喜欢大黄…”

那天晚上，张叔在大黄的陪伴下，安静地离开了。他走时，手里还攥着那张他和小芳的老照片。

三天后，村委会请来了律师，确认张叔的遗嘱是有效的。唯一的问题是，法律上猫不能直接继承财产。经过商议，决定由我家作为大黄的”监护人”，管理这笔钱，但必须用于大黄的生活和其他流浪动物的救助。

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些人不满，但更多人开始重新评价这个一生节俭的老人。张叔的举动，让大家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份爱与执着。

我家的院子后来成了村里流浪猫狗的收容所。爸妈每月从那笔钱里拿出一部分，给这些小动物买食物、药品和玩具，冬天还给它们搭了暖房。

大黄成了”所长”，每天懒洋洋地晒太阳，看着新来的小动物们在院子里玩耍。它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去张叔家了，却时常站在墙头，望向那边空荡荡的院子。

有时我会想：张叔是不是借大黄，完成了他和小芳未尽的心愿？那些黄昏里，当大黄安静地陪在他身边，他是否看到了小芳的影子？

村口新开了家超市，老板娘是从城里回来的年轻人。她听说了张叔的故事后，专门在超市一角设了个”张叔爱心角”，人们可以捐款帮助村里的流浪动物。

张叔走后的第三个春天，我大学毕业回到村里。那天下着小雨，我去他的坟前上香。

坟前的杂草已经清理过，还放着几束新鲜的野花。村长告诉我，这是村里的孩子们做的。张叔的故事成了村里的传说，人们不再称他为”抠门老头”，而是”猫叔”。

回家路上，我看见大黄站在雨中的路边，盯着一个陌生女人。那女人中年模样，穿着朴素，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在村口张望。

“您是…找人吗？”我走过去问道。

“我找我哥，姓张，听说住在这个村子。”女人紧张地搓着手，“我是他妹妹，小兰。”

原来，这就是失联多年的张妹妹。她说这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家里变故不断，没脸回来见哥哥。现在日子好过了，想回来看看，却得知哥哥已经去世的消息。

当我告诉她张叔的故事和那笔遗产的分配时，她并没有表现出我预想中的惊讶或不满，而是轻轻笑了：“这才像我哥…死心眼，认准了就是一辈子。”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枚锈迹斑斑的铜戒指：“这是嫂子的，她走前让我有机会一定还给我哥。”

原来，小芳虽然嫁给了城里人，但一直没忘记张叔。她临终前托小兰转交这枚订情的戒指，可小兰拖了太久，终究没能完成这个心愿。

“我哥知道了吗？关于嫂子的事？”小兰问道。

我摇摇头：“他从不提起，只在临终前念叨过一个叫’芳’的人。”

雨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村道上。大黄慢慢走到小兰脚边，蹭了蹭她的裤腿。小兰蹲下身，轻轻抚摸着大黄的背：“你就是大黄吧？谢谢你陪着我哥…”

大黄喵了一声，好像听懂了她的话。

张叔走后的第五年，村里用他捐给村集体的那部分钱，建了个小小的敬老院。院子里种了棵柿子树，树下放着张叔生前用的那张缺角木桌。

桌上总是放着两个竹篮——一个装点心，给来访的孩子们吃；另一个铺着软垫，是大黄的专座。

我在县城找了份工作，周末回村时，常去那里坐坐。有时看着大黄趴在竹篮里晒太阳的样子，恍惚间仿佛看见张叔坐在树下，低着头，专注地编着他的篮子。

他的手指灵活地穿梭在竹条间，偶尔抬头，对趴在一旁的橘猫说一句：“死猫，又来了？”

大黄早已不在人世，但在村里，总有橘猫出没。它们在柿子树下追逐玩耍，在缺角木桌上打盹，让张叔的故事在岁月中延续。

而那二十万，按照张叔的遗嘱，已经救助了上百只流浪动物，还在县城建了个小小的动物收容中心。中心的墙上挂着张叔和小芳的照片，旁边是张叔写给大黄的那本日记。

来参观的人常问：一个老人为何把毕生积蓄留给一只猫？

我总是这样回答：“因为爱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张叔选择了最特别的一种。”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