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和几个邻居替他收拾了遗体，把他抬进了县里的火葬场。火化费用是我们几个凑的，毕竟这二十多年，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或多或少地给过他废品。

王大爷走了，没有葬礼，也没有亲人来送行。

我和几个邻居替他收拾了遗体，把他抬进了县里的火葬场。火化费用是我们几个凑的，毕竟这二十多年，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或多或少地给过他废品。

清明节过了大半月，王大爷的骨灰盒还躺在火葬场的小柜子里。镇上说不归他们管，村里也没人愿意认领。我一琢磨，去趟县城，把老人的骨灰领了回来。王大爷的老屋是祖上留下的三间砖瓦房，门口有棵老槐树，树荫能把半个院子都遮住。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王大爷是在1998年的春天。那时我刚结婚不久，和媳妇从县城搬回村里，村口那个废品收购站还是李瘸子家开的。王大爷穿着一件补了七八个补丁的蓝褂子，推着一辆破自行车改的三轮车，车篮里装满了酒瓶、塑料瓶和几张瓦楞纸箱。

“您好，我是新搬来的，住在您隔壁。”我打招呼。

王大爷抬起头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皱纹像是田地里的沟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点了点头，没说话，继续低头分拣他的宝贝。

“老家哪的？”

“就是本村的，小时候去县城上学，后来在那边工作。”

“噢，回来干啥？”

“厂子倒闭了，回来盖房子。”

“嗯。”王大爷掂量着一个啤酒瓶，仿佛在估算它的价值，“年轻人能回来挺好，这院墙该修修了。”

他说得没错，我家的院墙确实该修了，可我不记得和他提过这事。后来才知道，王大爷曾经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记性好得很，还记得我小时候和爷爷在这个院子里种过的那棵杏树。

王大爷的日子过得很”抠”。夏天四十度的高温，他也舍不得开电扇，只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短裤坐在槐树下编废品袋子。冬天零下好几度，他就穿着不知哪年捡来的一件军大衣，脚上套着用报纸裹着的鞋子。村里人都说他是个怪老头，怪就怪在他捡破烂二十多年，手里没见过他花过什么钱，连买包盐都要磨叽半天，掂量着价钱似乎怕被宰了。

“王老师，您就多花几个钱，买点好吃的。”我媳妇心软，常给他送些家里做的饭菜，看他喝稀饭就咸菜的生活实在心疼。

“不用不用，我这把年纪了，吃啥都一样，浪费。”王大爷总是这么回答，但我媳妇送去的菜他从不拒绝，碗总是刷得干干净净地还回来。

我家老二出生那年，村里通了自来水，家家户户都在安装水管。王大爷家却迟迟没动静。

“王叔，您这水管不装吗？”我趁着送米饭的功夫问他。

“装啥装，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水，井水就够了。”老人家说着，拿起院子里的一个旧铁桶，“我这桶能装十斤水，够我喝一个星期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心想这老头子真是固执。

2008年前后，村里都通了有线电视。我花了三百块钱给家里安了个机顶盒，媳妇和孩子们可高兴了，天天守着电视看。王大爷虽然也有台电视机，还是那种老式的黑白电视，二十多年了，屏幕都发黄了，信号也时有时无。我去给他送过去一碗鸡汤，见他正摆弄着天线。

“王叔，您也安个有线电视吧，现在能看好多台呢。”我提议道。

王大爷笑着摇摇头：“我就看个新闻，这电视凑合着用，还能亮呢，害不算坏。”

“几百块钱，您别这么省。”

“几百块啊？”他眉头一皱，仿佛我说的是天文数字，“不用不用，我这把年纪，看得清楚就行。”

说话间，电视里传来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王大爷眼睛一亮，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坐到了电视机前，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

那天晚上我回家后，媳妇问我：“王大爷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要不要我们帮帮他？”

“我看不像，”我摇摇头，“可能就是老人家习惯了，省吃俭用惯了。”

媳妇叹了口气：“可怜的老人家，一辈子教书，退休了却过这种日子。”

确实，王大爷的退休金每个月也有两三千，按理说不至于过得这么寒酸。村里人猜测他可能是给远方的儿子攒钱，但从没人见过他儿子回来看他。每逢过年，王大爷家连个亲戚都没有，就他一个人，点一盏昏暗的灯，默默地吃着从我们家带过去的饺子。

春节那天晚上，我家放完鞭炮，媳妇拉着我去王大爷家拜年。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我们担心出事，翻墙进去一看，王大爷正坐在炕上，摊开一本发黄的相册，借着月光看。

“大年三十的，您怎么连灯都不开啊？”媳妇赶紧把灯打开。

王大爷像是被惊醒一样，急忙合上相册：“哎呀，忘了看时间，电费贵，能省就省点。”

我注意到他眼角有泪痕，但没好意思问。媳妇把带来的饺子和年糕放在桌上，拉着老人家的手寒暄。我借机瞄了一眼那本相册，隐约看到一个年轻女子的照片，怀里抱着个婴儿。

“是您儿子和儿媳妇吗？”我忍不住问道。

王大爷沉默了一会，摇摇头：“不是，是我女儿和外孙。”

这是他第一次提起家人。

“他们在哪工作呢？怎么不回来看您？”媳妇问。

“远着呢，国外，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王大爷语气平淡，但眼神中有掩不住的落寞，“孩子有出息就好，不用管我这个老头子。”

后来我们从村里老一辈人口中得知，王大爷的女儿早年出国留学，后来嫁给了外国人。王大爷的老伴儿早逝，他就一个人在村里生活。女儿偶尔会寄些信和钱回来，但从没回过国。

听说这事后，媳妇更心疼王大爷了，逢年过节都要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他，送些吃的用的。王大爷总是笑呵呵地接受，但从不主动提及女儿的事。

2015年的一个夏天，王大爷的收废品三轮车在路上翻了，他摔断了腿。我和村里几个年轻人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说需要手术，大概要七八千块钱。

“不手术行不行？”王大爷急得直摇头，“我这把老骨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最后决定先垫付手术费，王大爷这才勉强同意。手术很成功，但王大爷在医院的每一天都心神不宁，总嘟囔着要回家。

“您这才刚动完手术，再住几天吧。”我劝他。

“住不起啊，一天好几百，我那点退休金哪够啊。”王大爷愁眉苦脸。

我没好意思说这些钱都是我们几个凑的，就安慰他好好养伤。住院的第五天，趁我们不注意，王大爷竟然自己偷偷办了出院，拄着拐杖回了家。

他腿伤好了以后，还是继续他的捡废品生活，只是不再骑三轮车了，改用一个自制的小推车，动作也比以前慢了许多。村里人更加笃定他是给远方的亲人攒钱，不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何必还这么辛苦。

2019年，王大爷开始咳嗽，一咳就是半年多。我媳妇催他去医院，他总说”小毛病，不碍事”。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捡废品时晕倒，才被送去了医院。

医生诊断是肺部感染，需要住院治疗。这次王大爷没再拒绝，可能是真的撑不住了。我去医院看他，发现他枕头底下藏着一个鼓鼓的信封。

“这是啥？”我好奇地问。

“没啥，老底儿。”王大爷警觉地把信封往里藏了藏。

“王叔，您有什么困难就直说，我们都是邻居，这么多年了。”

王大爷沉默了一会，叹了口气：“老李啊，我这辈子没啥愿望，就是想再见女儿和外孙一面。”

我心里一酸，问道：“您女儿的联系方式有吗？要不我帮您联系？”

“有是有，可她忙，我不想打扰她。”王大爷的眼睛湿润了，“我攒了这么些年，就想着哪天能去看看她。”

原来如此，王大爷这么多年省吃俭用，原来是为了攒钱去国外看女儿。

“王叔，您攒了多少了？”我好奇地问。

王大爷笑了笑，神秘兮兮地说：“不少了，够买张机票了。”

他从枕头底下掏出那个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沓老旧的存折和存单，有工商银行的，有农村信用社的，还有邮政储蓄的。最上面那本存折已经泛黄，上面记录的第一笔存款是1995年的，五百块钱。

“这是我退休那年存的第一笔钱。”王大爷自豪地说，“那时候想着女儿毕业了可能要钱，就开始存。后来她出国了，我就想着攒钱去看她。”

我翻了翻那些存折和存单，大部分都是小额存款，几十块、几百块，零零散散地存了二十多年。最大的一笔是一万块，是2010年存的，估计是他卖了什么东西得来的。

“王叔，您得多少钱才够啊？”

“护照、签证、机票，听说得五六万呢。”王大爷眼里闪着光，“我已经存了四万多了，再攒攒，明年就够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一个老人家为了见女儿一面，竟然省吃俭用攒了二十多年的钱。

“王叔，您为啥不直接和您女儿说呢？她肯定会寄钱给您买机票的啊。”

王大爷摇摇头：“不能麻烦她，她在那边也不容易。再说了，我要是靠自己的本事去，多有面子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叹气。

出院后，王大爷的身体每况愈下，却还是坚持出去捡废品。2022年底的一个雪天，邻居发现王大爷家的门一直没开，敲门也没人应。我们几个撬开门一看，王大爷躺在炕上，已经去世了。医生说是安详地走的，可能是在睡梦中。

处理完后事，我们几个商量着该怎么处理王大爷的遗物。那座老房子虽然简陋，但好歹是一处不小的宅基地，还有屋里的家具和杂物。

“按理说应该联系他女儿。”村支书说。

“可是谁知道他女儿在哪啊？”有人问。

我想起医院那天看到的信封，便提议去找找看有没有线索。我们几个分头在屋里搜寻，我负责卧室。

王大爷的卧室很简单，一张旧炕，一个衣柜，一个老式写字台。衣柜里是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写字台的抽屉里有一些教案和讲义，还有一些信件，最新的一封是2020年的，信封上的地址是澳大利亚悉尼。

“找到了！”我招呼大家过来。

信上的内容很简单，是王大爷女儿写来的，说她和丈夫、孩子一切都好，问候父亲的健康，最后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是一个中年女子，旁边站着一个外国男子和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

“看来咱们得想办法联系她。”村支书说。

“等等，这是什么？”有人指着写字台下面的一个保险箱。

保险箱不大，但很结实，需要钥匙才能打开。我们在屋里翻找了半天，最后在王大爷枕头底下找到了钥匙。

打开保险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十本存折和存单，还有一本护照和一些外币。我们随手拿起一本翻开，上面的数字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五十万？”村支书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赶紧翻看其他存折和存单，发现每本上面的金额都不小，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全部加起来，竟然有三百多万。

“不可能吧？王大爷那么节省，哪来这么多钱？”有人不敢相信。

我仔细查看这些存折的存款记录，发现大部分都是整笔大额存入的，最早的一笔是在1995年，存了十万。

“这些钱会不会是…”我不敢说下去。

村支书吸了口气：“不管是什么钱，咱们得如实上报，联系他女儿。”

我们在保险箱底层还发现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给女儿”三个字。我们没敢拆开，决定等联系上王大爷的女儿后交给她。

通过领事馆和澳大利亚警方的帮助，我们终于联系上了王大爷的女儿王敏。她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立即订了机票回国。

王敏是个气质优雅的中年女子，一下飞机就红着眼眶赶到了村里。我们把王大爷的骨灰和那些存折、存单以及那封信交给了她。

“爸爸他…过得好吗？”王敏哽咽着问我们。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后还是村支书开口：“您父亲很节俭，但他很惦记您。”

王敏泪如雨下：“我一直邀请他去澳大利亚，可他总说等他攒够了钱自己来…我没想到…”

她颤抖着打开那封信，读了几行就泣不成声。后来她告诉我们，信中王大爷写道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亲眼看看女儿在国外的生活，看看外孙长大的样子。他攒了一辈子钱，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不麻烦女儿、体面地去看望她。

“这笔钱，是爸爸的退休金和多年来的积蓄。”王敏抹着眼泪解释，“他每次都会把我寄给他的钱存起来，一分不花。我一直以为他生活得很好…”

至于那三百万的来源，王敏说是王大爷早年参与村里的宅基地置换，加上后来县里建水库征用了他家的几亩地，给了不少补偿款。但王大爷一分钱都没动过，全都存了起来。

“他是打算攒够钱去看我，顺便给我和外孙一个惊喜吧…”王敏的声音哽咽了。

整理王大爷的遗物时，我们还发现他的衣柜夹层里藏着一本相册，里面全是王敏从小到大的照片，最近的一张是几年前王敏寄来的全家福。照片被翻得起了毛边，想必是王大爷常常拿出来看的。

一个月后，王敏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澳大利亚。临走前，她捐了五十万给村里的小学，成立了”王老师奖学金”，还委托我照看父亲的老屋，说是打算每年都回来住几天。

那三百万存款和老屋，王敏一分都没动，说是要按照父亲的遗愿，帮他圆梦——用这笔钱资助村里的孩子们出国留学。

如今，王大爷的老屋前那棵槐树依然郁郁葱葱。每当我路过，总会想起那个推着破三轮车，穿着补丁衣服的清瘦老人。他攒了一辈子的钱，却没能亲眼看到女儿在异国的生活；他省吃俭用二十年，留下的却是满满的爱与牵挂。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们知道王大爷的心愿，或许可以早点帮他实现。但转念一想，对王大爷这样的老人来说，也许体面和尊严比一切都重要。他宁愿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个心愿，哪怕终其一生也未能如愿。

村口的废品收购站早已换了老板，但每次经过，我仿佛还能看到那个瘦削的背影，弯腰捡起一个废弃的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放进车篮，仿佛那是一块无价之宝。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