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寡妇再嫁，没人说什么，但过年时家家户户门框上都贴的红对联，她家只能贴白的。也不知道这规矩是从哪个朝代流传下来的，总之我记事起就这样。
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寡妇再嫁，没人说什么，但过年时家家户户门框上都贴的红对联，她家只能贴白的。也不知道这规矩是从哪个朝代流传下来的，总之我记事起就这样。
张嫂成了寡妇那年，她儿子小文才三岁，还穿着开裆裤在村口泥坑边抓蝌蚪。那条进村的路还没修，下雨天一脚踩下去，黄泥能没过脚踝。我送肥料回来，远远看见张嫂站在她家屋檐下，雨水顺着瓦片往下淌，在她脚边汇成一个小水洼。
她丈夫是去年夏天被电死的。那天村里停电，他爬上电线杆去接两根断了的线，“嗞啦”一声，就再没下来。
“婶儿，东西整理得咋样了？”我把车停在她家门口，抹了把脸上的雨。
张嫂摇摇头，目光盯着院子里的泥巴地，那里立着一根晾衣绳的木杆，绳子上挂着她男人的一条洗了一半的工装裤，已经泡了好几天。“不走了。”她说。
张嫂这一不走，就是十五年。
一开始，谁都没当真。村里的寡妇都改嫁了，前些年死了老伴的王大妈不到半年就跟镇上卖豆腐的老头子搭伙过日子。活人总要跟活人一起过。
起初两年，媒婆隔三差五往张嫂家跑，我在田埂上干活时常能看见她家院子里晒着的瓜子和糖块，都是媒婆带来的。张嫂每回都说，“等小文大点再说。”
那时她婆家人还经常上门，不是帮忙就是挑刺。张嫂公公甚至动手打过她，就因为她把簸箕放在了灶台上，说这样会把家里的钱财扫光。其实大家都知道，老头子是嫌张嫂守着一个孩子拖累他们家，想逼她改嫁。
我进城打工那阵子，听说张嫂公公把她赶出了家门，只给了几件旧家具和一头瘦猪。村里人给凑了点钱，帮她在村头搭了间土坯房。十几平米的小屋，夏天像蒸笼，冬天墙缝里灌风，下雨时还漏。
她就这么带着儿子住了下来。
那几年，张嫂每天天不亮就去镇上的砖窑厂上工，小文就一个人在家。有一回我回村探亲，路过他们家，看见小文踮着脚在灶上煮稀饭，一边还用扇子扇火，火星子差点烧到他衣服上。才六七岁的孩子啊，瘦得跟根竹竿似的。
后来张嫂找到了在建筑工地做饭的活，工钱低但能带孩子。她干脆把小文也带去了工地，孩子就在钢筋水泥堆里长大。工地上的女人不多，男人们有时喝了酒会对她动手动脚。有一次，工头趁她一个人在食堂收拾，从背后抱住了她。当晚，张嫂就带着小文连夜回了村。
“你咋不告他去？”我问。张嫂摇摇头，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复杂。“一个人带孩子，没那个底气。”她说这话时，小文在一旁摆弄着一个用废铁丝做的小玩意儿，看起来是辆拖拉机。
村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什么变化，除了那条进村的路终于修成了水泥路。张嫂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自己做的豆腐和咸菜。我结了婚，老婆怀孕时经常馋她做的泡菜。有一回去买，看见她家墙上贴着小文的考试卷子，九十八分，红色的分数像一面小旗子。
“小文上初中了吧？”我问。
“嗯，镇上初中，成绩不错。”张嫂说着，多给我拿了一把咸萝卜。她的手起了茧子，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但修剪得很整齐。
“他爸走得早，我就想着好好供他读书，”她把泡菜装进我带来的塑料袋，“去年冬天屋顶漏了，他爬上去自己修，说什么也不让我花钱找人。”
我想起去年冬天那场大雪，村里几户房子都塌了，张嫂那破房子居然挺过来了。“小文懂事。”我说。
张嫂笑了笑，又说：“对了，听说你二舅家闲着台缝纫机，介不介意借我用用？我想学做些简单的衣服。”
后来我才知道，张嫂是想自己做校服。小文上的那所初中，校服要八十块一套，她嫌贵。
再后来的一年冬天，下了场罕见的大雪，足有半尺厚。我从城里回来看父母，路过张嫂家时，看见院子里堆着个半人高的雪人，戴着顶破草帽，鼻子是根胡萝卜，怪滑稽的。
她家屋檐下挂着两串红辣椒，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鲜艳。门口停着辆电动三轮车，破旧但干净，车斗里放着几捆废品。那几年，张嫂改行收废品了，镇上的酒瓶塑料袋，她一趟趟收回来，再卖给回收站。
就在那年，张嫂前公公去了。那老头子临死前，据说一直念叨着要见张嫂和小文，但张嫂没去，只让小文去看了一眼。
“他这些年对你咋样了？凭啥临死了想起你们？”村里有人这么说。
小文回来后，脸色有些不对，闷闷的。张嫂做了顿饺子，平时舍不得吃的猪肉馅，她说是庆祝小文期中考试第一。但大家都知道，她是怕孩子心里不好受。
日子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看起来年年一样，其实每道皱纹都刻着不同的故事。小文上高中了，在县城，每周回来一次。张嫂还是收废品，但范围扩大了，有了那辆三轮车，她能跑到邻村去。
张嫂的小土坯房总算翻新了，但还是原来那么大。院子里种了几畦蔬菜，茄子辣椒黄瓜，晚上经过能闻到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有几次夜里下雨，我路过时看见屋里亮着盏昏黄的灯，张嫂在灯下缝缝补补，多半是给小文做衣服。
村里人渐渐习惯了张嫂的存在，习惯到几乎忘记了她曾经是个寡妇。只有过年贴对联的时候，才会有人想起来。但这些年，张嫂家早就贴起了红对联，虽然有点褪色，但确实是红的。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那个不成文的规矩就被人遗忘了。
媒婆也不来了。张嫂四十多岁，头发花白了一半，脸上皱纹爬满了眼角。但她走路还是很快，背挺得很直，跟收废品时弯着的背影判若两人。她攒钱给小文买了个手机，老人机那种，说是方便联系。其实每次小文一回来，她就守在村口等，根本用不着打电话。
高考那年夏天，特别热。小文回村复习，张嫂把家里唯一一台电风扇搬到他屋里，自己在院子里乘凉。我路过时常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槐树下的小板凳上，用蒲扇扇着风，嘴里念念有词，像在祈祷。
结果出来那天，我听见一阵欢呼声从张嫂家传来。小文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理工科，好像是计算机专业。村里人家考上大学不新鲜，但张嫂家这条件，能供出个大学生，确实不容易。
消息传开后，陆陆续续有人来祝贺。张嫂破天荒买了两条烟，谁来了都敬上一根。她不会抽，手指头都不知道怎么拿，但看得出来心里开心得很。
“这下小文有出息了，”她说，“他爸要是在，该多高兴。”
说这话时她眼里有光，不是泪光，是那种比星星还亮的东西。
到了八月中旬，小文要去大学报到了。张嫂忙前忙后，给他准备被褥，箱子，还有各种吃的用的。我借了表哥的面包车，说顺路捎他们去县城车站。
就在出发的前一天下午，张嫂家来了个客人，是她前公公的兄弟，小文的大爷爷。老人七十多了，背驼得厉害，拄着根拐杖，身后跟着个年轻小伙子，应该是他孙子。
他们抬着个木箱子，不大，但看起来挺沉。放下后，老人掏出块手帕擦汗，声音颤抖着说：“这是他爷爷生前留下的，说等小文上大学那天给他。”
院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蝉鸣声格外响亮。
张嫂愣住了，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小文上前一步，扶住箱子，问：“里面是什么？”
老人摇摇头：“不知道，钥匙在这儿。”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小钥匙，交给小文。“你爷爷临走时交代，这箱子只有你能打开。”
小文接过钥匙，手有点抖。我们都屏住呼吸，看着他打开了那个上了年头的木箱。
箱子里是一摞厚厚的存折和地契，最上面放着几张泛黄的照片。小文拿起照片，是他父亲的，有几张还有婴儿时期的他自己。最让人意外的是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上面写着”给我的儿媳和孙子”。
张嫂没让我们看信的内容，但从她的表情看，应该不是什么责备的话。那天晚上，她破例喝了点酒，脸红红的，眼睛亮得像个小姑娘。
“他公公这些年一直在偷偷存钱，”她小声告诉我，“说是赔罪的。儿子死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但拉不下脸来认错，就这么暗地里做了。”
据说箱子里的存折有十几万，够小文读完大学了。还有几亩地的地契，是张嫂前公公偷偷买下来写了小文的名字。更让人意外的是，箱底还藏着张嫂丈夫的遗物，一块手表，一本日记，还有他们的结婚照。这些东西当年被公公扣下了，张嫂只得到了几件家具和那头瘦猪。
“他在信里说，”张嫂眼里含着泪，“这些年看着我一个人把小文拉扯大，心里愧疚得很。想来看我们，又怕我不原谅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给她倒酒。她摆摆手，把杯子推开。“够了，”她说，“明天还要送小文，喝多了怕起不来。”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几乎都来送小文。张嫂穿着件新买的衬衫，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她站在村口，目送我们的车子离开，一直挥手，直到转弯看不见了。
在去县城的路上，小文一直很安静。快到车站时，他突然说：“我妈守了十五年的寡，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
我点点头，想起张嫂院子里那棵开了花的桃树，是小文五年前种的。树不大，但今年第一次结了果子。张嫂说，等小文大学毕业，这树该结很多桃子了。
我离开村子也有些年头了，但每次回去都会去看看张嫂。她现在不收废品了，在家门口开了个小卖部，卖些日用品和零食。屋子翻修了一遍，电视换成了液晶的，还添了台电脑，说是方便跟小文视频。
小文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隔三差五会寄钱回来。张嫂从不多花，说攒着给小文买房子娶媳妇用。村里人劝她，钱攒那么多干啥，自己也该享享福。她就笑，说自己这辈子享的福已经够多了。
有一回我去她家，看见墙上挂着张嫂前公公的遗照。我有点意外，问她为什么挂起来。
“再怎么说也是小文爷爷，”她说，“人都走了，恩怨该放下了。”
我在她家吃了顿饭，她做了小文最爱吃的红烧肉和鱼汤。饭桌上，她说起小文工作的事，眼睛里满是骄傲。临走时，她往我兜里塞了两个苹果，说是自己院子里种的，让我带给孩子吃。
那天晚上下了雨，村里的路上一片泥泞。我走到村口，回头看见张嫂站在她家屋檐下，就像十五年前那个雨天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雨水顺着新修的瓦片往下流，在她脚边的水泥地上溅起小水花，不再积成水洼。
想起在车上小文说的那句话，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也许对张嫂来说，守寡这十五年，不只是为了等儿子考上大学，也是为了等一个迟来的道歉，一个箱子，和一个可以释怀的理由。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