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鞋底还湿，袜子里全是胡同里那股潮气，刚从棚户区哄完那个贫困生回来，塑料袋里还拎着给她剩的一盒红烧肉。
“你们已被踢出公司了，少爷们，别再往里挤了。”
管家手一伸，白手套把我们拦在赵家老宅的青石门槛外。
我鞋底还湿，袜子里全是胡同里那股潮气，刚从棚户区哄完那个贫困生回来，塑料袋里还拎着给她剩的一盒红烧肉。
院里灯光亮得刺眼，冬夜的风往门洞里灌，我看见门廊尽头站着的人影，细高的跟鞋，琥珀色手串在腕上，笑得慢条斯理。
“顾家序，你们四个，董事会刚投了票。”她看着我，像看一张废掉的牌，“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公司管理层。”
“这怎么可能。”大哥顾梁嗓子发紧，硬抗着声音里的颤，“这是谁开的会，我们还没回——”
“你们不在，就当弃权。”她唇角一勾，话里全是从容，“你们去哄那个直播里的贫困生，挺有爱心的，可惜，公司不养闲人。”
我握紧了手里那盒红烧肉，脑子里有一瞬间空白，像有人掀开了锅盖，蒸汽腾起又迅速消散。
风里夹着石榴树落干叶子的声音，扎在地上，脆。
我的鼻腔里全是便宜洗洁精的味道，是她出租屋里那只蓝色塑料盆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爸说过的那句话。
“家不是血，是守。”
那是三年前冬天的一个午后，厂区外一条冷清的水泥路，太阳斜着照，爸爸手里拿着老花镜，手抖得厉害。
他让我扶着，眼里红着，眼尾的皱纹皱得像被雪压弯了的稻穗。
“你们四个，都是我捡回来的，已经是四条命了，够我这辈子了。”他看着我们，说话总像是叮嘱，“以后你们自己守着。”
我那时还不理解“守”字有多重，只觉得爸说话总喜欢把“以后”挂在嘴上。
现在“以后”早就到了，一下子砸在我们脑门上。
从前的事情，像带着泥点子的胶卷，又往回倒。
我是四个养兄里最小的，进赵家的时候，连新字儿都认不全，只会在秋天看着霜打了的地瓜叶流口水。
顾梁是大哥，皮肤黑黑的，退伍回来的，背直得跟厂里的旗杆一样，一句话顶三句。
二哥顾骁脾气爆，嘴跟风箱似的，但他在外面跟客户谈判时，那股子“认死理”能把人逼到墙角。
三哥顾沉戴着黑框眼镜，一身灰色毛衣，沉得像他的名字，算账算得比机器还准，一笔笔账能在脑子里排队。
我们进赵家的那年，赵家老爷子也就是我们口中的“爸爸”还年轻，眉眼干净，说话像夏天喝了一口井水一样直爽。
他有个习惯，饭桌上不夹菜，就着门口那口黑铁锅里煎好的豆腐，抿一口酒，咂一声嘴，给我们讲他年轻时跑来城里，从一家小米糕铺起家的事。
“我没啥本事，就一个‘算’字。”他笑，说他不是算计，是算活路。
“你们几个，谁也不比谁差，书可以慢慢补，眼睛要看远。”
那时我们不懂什么叫远，只知道这饭桌上，四个碗每个都是满的，桌上铺着那块颜色被洗得泛白的帆布桌布，爸把筷子敲一下桌沿，我们就都笑。
后来他创立了北川食品，做肉制品起家，从一条小线做到了六条生产线，厂子后头开了个奖学金，叫云梯。
“云梯，梯子都是一节节往上走的。”他看着我们笑，“人也是一样。”
云梯奖学金最开始只给厂区后面的那所中学，渐渐地扩到周围几个县，大家都说北川良心企业，说这老板心宽，懂得回报。
那时候我们四个去发奖学金，站在操场上，晒得发烫的脸上全是汗，手里握着那些孩子递过来的信，纸上全是歪歪扭扭的字，写“我想当老师”、“我想走出去”。
“走，当然要走。”大哥说，“走出去了才能再回来。”
有一个名字后来在我心里刻得很深。
林琴。
她是山那边村子里出来的小姑娘，眉毛细细的，眼睛清亮，笑起来一列牙有点不齐。
她那天穿了一件过大的校服，袖口都遮过了手背，手指头捏着奖学金的信笺，那指节细得跟笛子一样。
她低声说“谢谢”，声音小得像风。
我那年还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拎着红烧肉，沿着她租住的那条矮巷子走，去哄她别做傻事。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北川也一天天变大。
厂房从两层变三层，又在郊区租了块地，规划新的车间。
爸的白头发悄悄多了起来，他常常把手放在餐桌上的角落，食指和拇指成个圈，像在捏什么东西。
那是他手抖的起始。
我们都看出来了，却假装没看见。
直到第二年的秋天，他在会议室里开到一半站起来，身子往一侧倒，手里的水杯滚到椅子下，啪地一下摔成两截。
“爸！”我当时像被抽走了鞋上的钉子，腿软，眼泪左一滴右一滴往下砸。
救护车进厂的时候，工人都停下来看，有人在交头接耳，我们四个一路在走廊里来回转圈，最后跟着进了急救室外。
医生推门出来，说了很长一段话，我只记住了“微梗”、“血压”、“观察”，还有“别紧张”。
不紧张不可能。
家里变了。
从那以后，屋里多了一个人。
姜佩。
她是爸爸的“朋友”，后来成了名正言顺的“夫人”，我们不叫她妈，她也不逼着我们叫。
她来得很自然，像盯上了一个空位坐了上去。
她开口慢，笑得细，指甲做得次次都很整齐，衣服换得勤，连家里的绿植她都会换新盆，换土，换摆放方向，说朝南的好。
“往阳光里放。”她说，“人也是。”
她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把餐桌上那块帆布桌布换成了玻璃的，擦起来容易，说卫生。
我也就当她细致。
后来她开始介入公司。
“国有民营那一套，不灵了。”她一边看股市，一边跟我这最小的闲聊似的，“要现代管理，要高效。”
“三哥。”她在一个宴会上拿杯子碰了碰顾沉，“你这老派的方式，要改。”
她提了一个“润禾公益”的名字，说要把北川的云梯升级为真正的基金会，钱集中管理，专业运作，捐赠不再“点对点”，而是“项目化”。
她说话有条理，拿出来的PPT都精致得像时装画报。
我们一开始也没多想，只觉得这现代管理听着挺体面。
直到第二年春天，账出问题了。
顾沉拿着一张银灰色的笔记本，敲我房门。
“你看。”他把账目摊在我面前，“润禾收了北川的捐赠一千二百八十万，项目支出只有三百万，剩下的呢？”
“谁管的账？”我问。
“她弟弟。”三哥站在窗边，手插在毛衣口袋里，“一个没在本地拿过会计从业资格的小子，挂个名儿拿工资。”
我们去问。
姜佩笑，“项目在推进，很多走的是预付备用金，等核销。”
“核销在哪儿呢？”三哥眼镜往上推了推，语气还是平，“流程去哪儿了？”
“你们做事怎么总盯着细节不放。”她叹气，“大方向看，北川的品牌因为润禾得到了溢价，资本市场怎么看你们知道吗。”
她讲资本的时候，眼睛里闪光，像在讲她自己最爱的故事。
这边账还没理清，那边厂里要扩产。
我们提出生产线要加质量监控，她嫌啰嗦，说“你们四个，别捣乱”。
不过，这些都还只是针尖对麦芒的摩擦，事情真正开始脱轨，是在云梯奖学金开始换路子之后。
那天下午，我在厂里刚忙完库房盘点，手机就炸了。
群里有人贴了个链接，标题写着“北川食品断供云梯奖学金，贫困生集体哭诉”。
视频一开，画面抖得厉害，是手机前摄，背景是一间出租屋，墙上的霉点像地图，角落里有一台电磁炉，炉边的那杯水有水垢环。
一个穿灰色运动衫的女生坐在床沿，眼睛红红的，声音沙哑。
“叔叔阿姨，我不是想闹事，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说好的奖学金就没了，我上个月交房租的时候还按时付的，互联网不是万能，但有人说我可以在这儿试试。”
是林琴。
我的心像被人扣了一下，又一下。
她说话慢，鼻子一直不通气，眼角挂着一种倔强的锋。
评论区炸锅，赞助企业、承诺、贫困生，这些标签太好用，点燃得飞快。
对方也动作快，润禾马上发声明，说“因为贫困生行为不端，资金管理不善，暂缓拨付”。
“行为不端？”大哥气得把手机往桌上一拍，“啥行为？”
“她爸去年工地上腰摔了，家里欠了三万块医药费，她打三份工，还喊她不端？”二哥的手指点地，“一点都不端。”
“先别炸。”三哥睨了我们一眼，“先看证据。”
我们去找她。
那个晚上雾很浓，二环下穿，路边的小店灯一盏一盏亮着，冬瓜堆在板车上，衣架上夹满了棉睡裤。
我们拎着一袋子菜，在一处红砖小院里停下。
她住的地方在最里面，门口有一个盆栽，是长得过密的吊兰，一半已经黄了，花盆旁是用麻绳绑的扫帚。
“是你们吗？”她虚掩了门，眼睛从门缝里看，警惕像刺一样竖着。
“是我。”我说，“顾家序，云梯颁奖那回我给你发过奖状。”
她挪开鞋垫子，让我们进。
房间不大，两个床板拼一起，中间没有接缝，窗台上摆着几本化学书，角落卷起来了。
“小姑娘，这饭菜热着呢，先吃点再说。”大哥把红烧肉放下，笑容硬挤着，“咱们边吃边聊。”
她摇头，嘴唇发白。
“我不想吃，我怕吃了也吐了。”她声音很低，像咽喉里卡着什么，“我今天被宿舍的人说了，说我拿了企业的钱还装穷，你们把钱砍了，她们说我肯定是做了不干净的事。”
她说到这儿，拳头攥起来，指甲掐进了掌心。
“谁敢这么说？”二哥蹭一下站了起来，“带我去。”
“坐下。”大哥按住他的肩膀，“我们不是来打架的。”
“我没有。”林琴看着我们，眼眶红红，“我只有一台二手手机，一顶伞，一个锅，我哪有不干净的地方。”
她从枕头下掏出一张印刷纸，上面红章醒目。
是云梯的承诺书，签字是赵国良。
“叔叔给我签过，说只要我不退学，就每学期会按时打到账。”她指着那行字，手在抖，“我没退学，我也没做错，为什么你们不算数了。”
那刻，我觉得脸上发烧。
我想起那些年我们站在操场上举着话筒说的漂亮词，想起爸不耐烦我们打官腔时揪我们耳朵。
“咱们把话讲清楚。”三哥把那张纸收好，放进文件夹，“不是不算数，是有人想把这数换一种算法。”
他说“有人”，目光在空气里却落在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人身上。
“润禾说你有‘行为不端’。”我尽量让语气平稳，“你有录音吗？他们有派人找你谈过吗？”
她点头，从书里抽出一张存储卡。
“我去过润禾的办公室，她们说我直播影响了品牌，叫我删视频，说‘你们这类人最会博同情’，还说‘钱是施舍，不是义务’。”
她的嘴角在抖，那句“你们这类人”，像刀子。
“钱不是施舍。”我有点哽咽，“这钱是承诺，是合同，是堂堂正正的。”
“我们把录音拷一份。”三哥伸手，“放心。”
她点头，把卡放到我们手心，手的温度很冷。
我们坐到很晚，给她的电磁炉上烧了点开水，帮她把窗户边的缝拿纸堵上。
走的时候她问，“我能上学吗？”
一句话问得我心里一麻。
“当然能。”大哥摸摸她头发，“你只管上学，剩下的我们来。”
我们走出巷子的时候，冷风把我的眼角吹疼。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虚掩着像一张嘴，里面是一个小小的人在撑着。
这是我们四个“哄人”的样子，笨拙又认真。
回家路上，我们在车里已经讨论好第二天的路数。
三哥要去拿财务，核实润禾的支出。
二哥去找公关，把澄清写好。
大哥给爸的老朋友打电话，让他们帮忙开个口子，开个临时会。
我去找公司律师，把当时设立云梯的章程翻出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循合同走。
车停到老宅门口，天黑下来了，院子里的石灯笼像是没电了的灯泡，黄黄的，弱。
我们刚把钥匙掏出来，门就内里弹扣，管家伸手一拦。
“回不去了。”他说，声音不高不低，“夫人说的，下令了。”
“她哪来的权力。”二哥把钥匙巨响一甩，“这是我们家。”
“你们的家？”姜佩踩着高跟出来，每一步都像敲着我们脑门，“这宅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赵国良，产权清晰；公司法人变更已提交，董事会已重组，不是你们说回就回。”
她转身让开，后面跟出两个律师，冷瘦的脸，眼镜反着光。
“这是决议。”一个律师递过一份文件，厚，很多页，“经北川食品临时董事会决议，于今日下午四时，免去顾梁、顾骁、顾沉、顾家序的管理岗位及董事身份。”
我接过那厚厚一叠纸，手心微微出汗，纸张吸了汗像柔一些。
“临时？”大哥笑了一声，笑得很冷，“我们都没有收到通知。”
“董事会紧急会，七人到场五人通过，符合公司章程。”另一个律师拿出章程的复印件，“你们四人未到场视为弃权。”
三哥拿过那份章程，眼睛飞快扫过每一条，“紧急会需要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
“公司法对上市公司有要求，北川不是上市公司。”律师淡淡，一个眉梢都没动，“章程另有约定。”
“章程另有约定要经过全体股东会批准且公告。”三哥抬头，目光像一束直的光，“你们公告了吗？”
“顾先生，这些都可以在后续解释。”律师笑了一下，露出干净的一排牙。
“解释我的个——”二哥憋着火，脖子上的筋暴了起来，“你们这是打劫。”
“骁。”大哥拽住他袖子，看向姜佩，“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她慢慢来，“这几年，你们当北川是什么，慈善堂？你们拉着公司去哄那些哭诉的，搞道德绑架，让北川背词。”她笑，“你们有爱心可以，别拿公司的资源。”
“云梯是公司对外承诺。”我说，“不是“拿资源”，那是公司形象的一部分，是合同。”
“合同？”她一把扯出一份文件，“润禾和北川之间的合作是公司与基金的合作，合同写得清清楚楚：基金有权根据项目情况调整拨付。”
“那贫困生呢？”我问，“她与北川之间的承诺，是你手里这张纸上老板亲笔签字，她拿着它读了三年书，你现在一个‘调整’，她就得退学？”
“她可以申请别的项目。”姜佩淡淡，“比如勤工俭学，比如助学贷款，社会资源很多。”
“你知道勤工俭学是啥样？”二哥声音像在吼，“你知道她打几份工，晚上回去连水都是凉的吗？”
“你们别情绪化。”她看向我，“家序，你最小，你应该知道现在市场上大家怎么做的，企业需要轻负担，敏捷，做品牌要懂热点，要断舍离。”
“断的不是她的钱，是你的良心。”我说完这句才发现我的声音在抖，握着纸的手也在抖。
空气突然凝住了半秒，像谁把房间里的分贝都抽走了。
姜佩看了我很久。
“你们四个，”她转身，背影笔直，“从今天起，不许进公司一步。谁敢去捣乱，我让你们连饭碗都没有。”
“你威胁我们？”大哥的声音低得像夜里压低了的炮声，“姜佩，你别忘了，北川不是你一个人的。”
“对。”她回头，笑，“是我的和我孩子的。”
门里走出来一个男孩，二十出头，脸像抄过几层粉的纸，干干净净，眼睛不看我们，手里玩着手机。
“阿御。”她的声音柔了一下，“去楼上把你的外套拿下来，天凉了。”
赵御，是她跟前夫的孩子，后来跟了她，进了赵家。
对于这个人，爸一直心软。
“孩子都不容易。”他躺在病床上，拿着吸管喝水，声音沙沙的，“多看着点。”
赵御不说我们是哥，他叫我们名字。
“顾家序。”他抬了一下眼皮，表情淡淡的，“你们干的活儿，时代不需要了。”
“你就是需要喝现成汤的人。”二哥冷笑，“你啥也没干过。”
他耸耸肩，“你们说了算？”
“够了。”大哥压住，“回去。”
“回去哪儿。”管家把门一关，卡哒，锁住了，“你们请吧，别堵着门。”
门在我们面前合上，像是一个端起的碗落了一个冰。
我们四个站在门外，冷风慢慢从衣领里钻进去，我的牙根疼。
二哥踹了一脚门，“老子明天把公司看了，谁敢拦我。”
“骁。”大哥扭头，“别冲。”
“冲啥不冲？”二哥眼睛通红，“爸还在，爸的公司让一群外人拿走了，你让我不冲？！”
“爸还在。”三哥盯着门，“但这阵仗，不是冲能解决的。”
他看向我，“家序，你去把云梯的章程拿来。”
我点头，掏手机。
我的手心出的汗让屏幕上的字都黏着，我拨出那个曾经我们一起请的律所的电话。
“韩律师。”我尽量平静，“我们要见你。”
电话那边停了停，“顾先生，今晚不方便，改明天。”
“今晚。”我话狠了，“我们遇到紧急情况。”
“家序。”大哥拍拍我的肩，“走。”
我们离开老宅的时候，我回头。
院子里的灯还在亮，石榴树的枝条在风里微微摆，像一支瘦骨嶙峋的手。
第二天，事情开始按我们想的方式推进，但是每一步都像踩在泥里。
韩律师在一个咖啡馆见我们。
他把笔记本摆在桌上，咖啡厅里有两桌人，放着轻音乐，假装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轻。
“公司章程。”他翻出一份，“你们之前让我们起草的‘四子共治’没有正式生效，赵总最后没有签。”
我的胃一紧。
“为什么没有签。”二哥拍桌，“他答应的。”
“那段时间赵总身体不好。”韩律师看我，眼神里有一丝歉意，“他签了很多文件，这一份搁置。”
“搁置？”二哥笑，“搁到她把他手按着签了别的？”
“别激动。”大哥深吸一口气，“韩律师，我们现在想走合法的路径，第一步怎么走。”
“你们可以就董事会的决议发起异议。”他冷静，“但按章程，你们不是大股东，你们只有少数的投票权。”
“股权现在在谁手里。”三哥问，“赵总多年的股份，谁代理？”
“姜女士作为赵总的配偶，持有共同财产部分；另外，赵总把一部分股权信托给了润禾，这部分在润禾委派的董事手里。”韩律师说，“这个操作你们知道吗？”
我们沉默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二哥猛地站起来，一把扯下帽子，“是不是她逼的？”
“动机我不评论。”韩律师敲了敲表，“另外一个选项是，你们从合同和公益角度提起诉，要求润禾履行承诺，公开账务。这个和公司层面是两条线。”
“分开走。”三哥点头，“我去拿财务资料，家序带林琴的录音去民政和公益监管投诉，骁跟公关沟通，梁哥联系老厂长他们，工会那边我们要稳。”
“稳啥稳。”二哥憋不住，“都砍到我们头上了还稳。”
“稳住群众。”大哥看他，“咱们不能让厂子乱。”
从咖啡馆出来，我给林琴发了条短信，让她把手机卡里的录音备份。
她回了，“备好了”。
我在路边停了一会儿，冬日的阳光照在路面上，反光刺眼，车轮压过积水留下的水渍一条条，像鱼骨。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但也不是没有路走。
我去公益监管局时，遇到一个认识的姐姐，她曾经一起做过社区项目，见我眼睛红红，摇头，“现在好多基金会都这样，搭个平台，钱绕个圈，最后去哪里没人管。”
“有法管。”我说，“我们告。”
“告是要告。”她递给我一杯热水，“但是你要小心，他们会先搞你舆论。”
她说完这句话，果然，手机就响了。
一个新视频火了，标题更加刺激：“北川四个养子私吞公益款，贫困生背后大瓜”。
我打开看，画面里是我们给林琴拎菜进入她的房间，角度像是在对面屋子的窗户缝里拍到的。
配的字幕阴阳怪气：“深夜探访，有爱心？还是有别的心？”
“我操。”二哥的信息在群里炸开，“她们来这一手。”
“骁。”大哥回复，“别在对外渠道发任何东西，所有声明经过公关。”
“交给我。”公关小秦给我们回，“我在写。”
“你们要快。”三哥说，“我查到润禾的‘备案’有问题，他们资金流过了一家叫‘正扬’的公司，这家是她弟弟开的。”
“证据留好，别动，用第三方去要。”韩律师发过来，“小心。”
我们在风口浪尖上跑，把每一步都踩实。
那两天，我几乎没睡，眼睛里的血丝像细细的红石榴籽。
林琴也没睡，发过来几句：有人在她宿舍门口贴了“骗子”，她被辅导员叫去谈话。
“我去找你。”我回，“别怕。”
我去的时候，宿舍楼下有人举着手机对着拍，嘴里嘟囔着“又一个想红的”，我冲过去按下了一个人的手机，“删掉。”
“删什么！”他瞪我，“你谁啊！”
“大哥。”我压着火，“别乱。”
林琴出来，她眼睛红得像抹了辣椒，她抬头看着天空，呼吸像拉锯，“顾哥，我是不是做错了。”
“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能笨拙地说，“你没有。”
她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也想有一天不让人说‘你们这类人’，我努力了，可是挺难。”
我想起我自己那时候，也就是一个“这类人”。
我给她买了一个热水袋，很丑的绿色，里面是粘稠的液体，她抱着它，像抱着一个靠得住的东西。
她问我，“你们会被赶出去吗？”
我说，“不会。”
我撒了一个我以为可以兜住的谎。
回到老宅已经是第三天的晚上。
我们没有进去。
大哥说，“先把关键点打完。”
他嘴上说得镇定，可他最近常在阳台上站到很晚，手里夹着烟，烟抽了两口就灭，他不怎么抽烟，咳两声。
我不是没想过冲进去和姜佩吵，但吵完呢，门还是关着。
我们把力量集中到公司。
工会那边老厂长老周把我们约到厂区旁边的小食堂。
“国良这人，”他的眼睛湿湿的，“我还记得他刚来厂里的时候，脚上都是泥，一门心思想把肉做好，这人说话算话，谁知道后面这事。”
“老周叔。”我把一碗馄饨推过去，“你帮我们稳一下工人，不要让对方煽动，说我们搞分裂。”
“这个你们放心。”他拍拍我的手，“谁知道谁，不错。”
厂区里有人已经开始议论，说“养子们要反了”，说“姜夫人有本事”，说“英雄莫问出处”。
我们都知道这话里酸辣苦甜都有，可我们顾不了这些。
三哥把他手里的证据整理得像排队一样，整齐。
他去找润禾的财务时，被堵了一下，有人问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别人把他叫“顾先生”的时候语气都带客套。
“律师函出吧。”大哥说。
我们对润禾发了律师函，对公司提出了董事会决议异议，对外发布声明说“云梯承诺持续有效”。
公关那边用了一句特别硬的字眼，“承诺不能打折”。
“她们肯定反击。”公关说，“你们准备好。”
果然，对面反击的时候像小刀连着飞。
“北川养子强迫贫困生维权以制造舆论”、“内部矛盾外泄破坏企业形象”、“赵国良重病期间遭受精神控制”……每一个标题都像在往我们脖子上试刀。
“精神控制？”二哥笑得有点惨，“她说我们控制老头？”
“她敢说我们，谁控制谁大家心里没数吗。”大哥的脸黑成了煤，“忍。”
“忍啥。”二哥坐不住，“忍它个——”
“骁。”三哥打断，“你去见见她。”
“见她干嘛。”二哥不耐，“我一见她就上火。”
“就上火也要见。”三哥说，“我们看看她底牌。”
我们回了老宅。
这次没有下人出来开门，门开着，像是一个口子，里面有光，光不暖。
姜佩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摆了一个新鲜的柚子，被剥成花一样的形状，白色的筋子细细的。
“你们总算有空回家了。”她看我们，眼神里像是一种关怀，“坐。”
“别坐。”二哥，把外套一脱甩到沙发上，“说话。”
“我们一直都在说话。”她端了一杯茶，“你们的律师函收到了，我们在看。”
“我们也看到了你们的声明。”大哥说，“我们不怕。”
“你们怕不怕不重要。”她笑了一下，“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混乱，怕的是黑箱，怕的是‘不说实话’。你们要的是什么，北川姓赵还是姓顾？”
“北川姓‘人’。”我忍不住，“姓‘人心’。”
“多好听。”她拍了拍手，“你们应该去写文案。”
“你要钱要得太明显。”二哥说，“一点面子都不给。”
“你们说我是为钱。”她慢悠悠地剥了一瓣柚子，“你们哥几个，哪一个不是一样？你们拿云梯当个人设，拿工人当票子，你们在外面挺会装。”
“够了。”大哥的声音沉下去，“我们不是来嘴仗的。”
“那你们来干嘛。”她抬眼，“认输？”
没有人说话。
“很简单。”她把茶杯放到托盘上，咣的一声，瓷的碰瓷，脆，“你们从公司出去，家里还是你们的家，我们可以按份生活费给你们。你们要是非要在公司掺和，你们这四个，明天都有官司。”
“公益的官司你打得起吗。”三哥问，“你打得起一个‘公益基金管理不善’的官司？”
她看着他笑，“你认为那些孩子会站在你们这边？他们拿了钱，他们不管。”
我发现她笑的时候嘴角总是往上拉，但眼底一点笑也没有。
那瞬间，我突然明白她最可怕的地方不在她做错，是她以为她做的都没错。
“大哥。”我低声，“走。”
“走？”她挑眉，“怎么走？”
“走法庭。”我看着她，“赵家走法庭，北川走监管。”
她一愣，突兀地笑出了声。
“你们要把家法庭化？”她摇头，轻轻，“你爸会心疼的。”
“他心疼的是人不是你。”二哥指出来，“你别拿他来吓我们。”
她拿起手机，拨了一通电话，“韩律师，你过来一趟，他们说要走法庭。”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她点头，“好，等你。”
我们站在那里，像几块冻硬了的石头。
这时，赵御从楼上走下来，夹着一本书，装作不关心的样子，“你们要打官司就打。”
“你知道什么是官司吗。”大哥问他。
他耸肩，“线上的人会支持我妈，线下的也会。你们连‘流量’也没有。”
“流量？”二哥走上去一步，“你要流量我给你直播。”
“骁！”大哥抬手挡住，“不许。”
“为什么。”二哥问，“我们怕她什么。”
“我们怕，我们怕让爸失望。”大哥说，“他这辈子，最怕闹笑话。”
“笑话早就开始了。”我说，声音轻得像风，“笑的是我们自己。”
公关那边发来信息。
“对方联系了两个所谓‘受助者’，说你们曾经对他们‘暗示性要求’。”
一股怒火由下而上破出胸口，我费力吞下去，喉咙发干。
“家序。”三哥推给我一瓶水，“喝。”
我点头，喝了一口，水把我胸口那团火压了下去一点点。
韩律师来了。
他和我们微点头，又对姜佩点头，像在两极之间摇摆担心折断。
“韩律师。”我说，“我们要起诉润禾。”
“可以。”他点头，“我们准备材料。”
“同时我们要对公司提出临时股东会申请，要求公示股权结构和董事会决议流程。”三哥接，“这应该合规。”
“可以。”他说，“但是效果未必大。”
“我们要的是时间。”大哥说，“我们能争多长争多长。”
“你们觉得可以拖住我？”姜佩笑，“可爱。”
她所谓的可爱，是把我们当成了不经事的小孩儿。
她起身，“我还有会，各位慢用。”
她走了，茶几上还残着她指尖剥柚子的香气，甜和苦。
“我们不怕她。”二哥咬牙，“我们怕的就是她那张嘴。”
“怕什么。”大哥笑，“咱们什么时候怕过嘴。”
“我怕。”我说，“我怕林琴，他们现在会去找她，会让她说一些不是她的话。”
“她不会。”三哥说，“她嘴严。”
“嘴严也会被逼问。”公关发来，“有记者去她的学校了。”
“我去。”我站起来，拿起外套。
“我跟你。”二哥也站起来。
“别都去。”大哥说，“我们要有人盯着公司。”
“我去盯。”三哥抓起他的笔记本。
我们像一次低调又仓促的出征，各自散开。
我去校园的路上，手机突然震了很久，是一个陌生号码。
“顾先生吗？”一个老旧、湿潮的声音，“我是老赵厂的王瑞，你们家老爷子让我给你拿个东西。”
“王叔？”我脑海里蹦出一个瘦瘦的、戴着布帽子的修锅匠的脸，“你在哪儿？”
“你来老厂后面的小树丛边，别让别人看见。”他压低声音，像是怕人听到，“你快点，东西不能在我这多放。”
我本能地紧张，车调头，往老厂背后的那小片树丛去。
那里昔年堆过沙子，堆过翻新机器的旧铁，后来空着，偶尔有小孩偷跑进去抽烟。
王瑞站在树丛边，他的灰布帽子比任何时候都旧，手里拿着一个铁皮盒子，边角已经发白。
“老爷子走之前，”他嘴唇抖，“叫我把这个藏好，说等他不在的时候把这东西交给你们哥几个。”
我的心跳像锁不住的兔子，跳得很乱。
“给我吧。”我接过，铁盒子沉，像装着一个小世界。
“你别在这打开。”王瑞四处看，“有人盯着。”
“谁？”我心头一冷。
“我们老厂这地儿，”他叹气，“多少眼睛啊。”
我把盒子塞进我的外套里，拉上拉链。
“谢谢王叔，我们欠你的。”
“你们别欠我。”他摇头，“欠老爷子的，咱一辈子也还不清。”
我点头，走的时候回头看他一眼，他的背影像一棵老杨树，瘦，静，扎根深。
我没敢回老宅，也没敢去公司附近，我绕到一个背静的小公园，找了一个没有摄像头的角落，坐在长椅上，把盒子放在腿上。
铁盒子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像一条路。
我不敢用力，指尖一个一个把扣子撬开。
盒盖掀起的瞬间，一股长久封着的空气扑出来，混着铁的味道和纸的霉甜。
里面有三样东西。
一叠文件，压着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是我们五个人，爸站在中间，我们四个围在旁边，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肉夹馍，他笑，眼睛像月牙。
还有一台老旧的录音笔，黑色的，磨损得厉害，开关处有一道裂。
我先拿起文件。
第一页是北川食品的旧章程的原件，上面有一页夹条，写着“补充条款：四子共治”，后面是四个人名旁边的空白签名线，只有一个签了——赵国良，遒劲有力。
“他签了。”我的喉咙发紧，眼眶发酸。
后面还有一份云梯奖学金的设立协议，是和民政部门备案的一份捐赠承诺条款，写明“受助人名单确定后，北川食品及赵国良保证按年按期拨付，不得无故中断；如中断，受助人有权追诉。”
最后是几张银行转账单据，时间往前推了五年，每一笔都规整，金额整齐，备注是“云梯”。
我觉得我的手在发热，像抓着炭。
再拿起录音笔。
我按下开关，录音笔发出一声很轻的“滴”。
里面有好几段录音，标识是时间。
我随便点了一个。
“老周，你帮我看着这厂子。”是爸的声音，有点喘，但辨识度很高，“我这条命啊，在这儿折腾了半辈子，要是我走了，你告诉那几个娃，别乱。”
“赵总。”另一个声音，是老周，“你放心。”
“还有。”爸停了停，嗓子里滑过一口水，“云梯那块不能砍，砍了没天理。”
我又点下一段。
那天晚上，雨从窗外打在铁皮雨棚上，噼里啪啦。
“谁让你把那条款放一边的。”爸的声音突然硬，“你说这条款敏感，我告诉你，该敏感你就敏感，四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另一道轻得听不清的声音像是姜佩。
她说，“赵总，现在的市场……”
“你别跟我说市场。”爸打断她，“市场没良心，人得有良心。”
我手心的汗湿透了录音笔的边角。
我觉得我应该哭，但眼泪眼圈里打着转就是不下来。
“家序。”大哥的电话在这时进来，“有消息没？”
我把发生的事讲给他听，声音不稳。
“拿着，别乱发。”他呼吸很重，“我们有了东西，就不怕黑。”
“我现在去找韩律师。”我说，“让他立刻申请保全。”
“好。”大哥说，“家序，辛苦你了。”
我挂了电话，手还在抖，抖得录音笔自己又计时了一秒。
我把一切装回盒子，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孩子，像抱我们曾经的那个家。
我从公园往外走的时候，手机又响，林琴的名字跳出来。
我接了，“喂。”
“顾哥。”她的呼吸很乱，像在跑，“有两个人在我宿舍楼下，他们说他们是基金的人，让我签一个‘谅解’。”
“你不要签。”我几乎没有思考，“我马上过去。”
“他们说，不签就把我开除学籍。”她抽了一口气，语气里有一种她努力压住的颤，“我怕。”
“别怕。”我说，“我来了。”
我把盒子塞进座位下面，用力踩了一脚油门。
路上的车像手风琴一样挤来挤去，喇叭叫成一片，路边的树叶在风里哗啦啦地响。
到她宿舍楼下，我看见两个穿着体面的年轻人站在楼道口，手里拿着文件夹，脸上带着笑。
“你们好。”我走过去，冷冷，“哪个机构。”
“润禾公益。”左边那个主动伸手，“我们叫王浩。”
“你们想干嘛。”我不伸手，看着他。
“沟通误会。”他笑，“签一个补充协议，我们保证下学期继续支持。”
“补充协议里写了什么。”我盯着他的文件夹。
他翻了一页，眼神收紧想挡。
我伸手，一把拔过那页纸，念，“‘受助人承诺不得在任何公开平台提及云梯奖学金；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公司、基金、个人主张权利；不得对公司及基金提出诉讼，违者返还所有受助金并赔偿三倍损失’。”
“这是补充？”我笑了一下，觉得牙根发凉，“这是卖身契。”
“顾先生，你激动什么。”右边那个声音柔，很职业，“我们也是为她好，互联网嘛，传起来很难看。”
“难看也要看。”我把纸塞回去，“她不会签。”
“她已经签了。”左边那个冷冷，朝楼道里点头，“我们不会做无把握的事。”
“她没见我们，还签了？”我抬头，“你骗谁呢。”
“顾哥。”一个细微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林琴，她眼圈更红了，手里真的拿着一支笔，笔帽咬在唇齿间，“我没签。”
她走过来，把笔给我，“你帮我扔了吧。”
我笑了一下，觉得像有一股子热从胸口烧到眼眶，到舌根。
“滚。”我对那两个青年说，“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他们皱了皱眉，想反驳，但看了看我们人多，也就走了，走的时候还不忘留下话，“法律见。”
“法律见。”我回，“我们喜欢。”
他们走后，林琴把一个小包递给我。
“顾哥，有个阿叔给我递了这个，说是给你们的。”她的眼睛像被水泡过，“我不知道是谁，我以为是骗子，所以没敢给。”
她的小包洗得发白，拉链头是一个迷你铁皮金鱼。
我接过来，拉开，里面是一串钥匙，和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
纸条上的字很潦草，却熟悉。
“家序，钥匙在这，记得去看那个地方。”
字是爸爸的。
我感觉全身的毛孔都开了，寒又热。
“什么地方？”我低声问。
“纸条后面。”她说。
我翻过去，看见一个地址，是公司旁边那栋老楼的地下室。
那是以前我们存放过照相机底片的地方。
心里忽地一沉，我明白这是爸在给我们留第三样东西。
“顾哥。”林琴拉了拉我的袖子，眼里满是歉疚，“对不起。”
“你道什么歉。”我摸摸她头发，“对不起的是他们。”
我们把她送回宿舍，叮嘱她如果有人来找就叫辅导员，也叫我们。
走到楼梯口，她回头看我们，手握着扶手，“我会继续上学。”
“嗯。”我笑一下，尽量让笑看起来像样。
从学校出来，我没有回家，也没去公司，我去了那个地址。
地下室的铁门上锁了很久，一层一层的灰像薄薄的饼，我用钥匙试了几次，第三把拧动了。
门里有一股潮气，混着胶片的味道和地下室固有的阴冷。
我摸墙找到了开关。
黄色的灯光一闪一闪才稳定下来，墙上有几块长时间被水汽侵过的水痕。地面上堆着几个木箱，每一箱上面贴着白色的标签，写着时间。
我把最上面一箱拉出来，打开。
里面是一本厚厚的黑皮本，封面上简简单单两个字：“记录”。
我翻开第一页。
笔迹是爸的。
“某年某月，肉不新鲜，整批退货；某年某月，某经理收供货回扣，开除。”
一条条，一件件，清清楚楚，连每一笔小到一箱胡椒的重量都记着。
后面翻到去年，是“某年某月，润禾转账至正扬，备注云梯”。
后面一句是“问：不对”。
再翻到前一页，是他和别人对话的记录，写了对方的名字，用圈圈住了“姜”。
这是一把实实在在的钥匙，是把那层薄薄的雾撕开的大纲。
我坐在地下室的木箱上，觉得自己像回到了那个夏天的午后，爸拿着账本，指头沾着唾沫翻页，耐心地教我，“你别怕数字，你得让数字给你下跪”。
我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湿了，鼻子酸得厉害，我深吸一口气，像把泪往里吞。
我拍下了那几页，发给三哥。
他回了一个“收到”，又发来一行，“赶紧出来，别让人逮着”。
我把东西放回原位，锁好门，拿着铁盒子出了地下室，把钥匙塞回那串上，背在包里。
步子快，不敢回头。
天已经黑了，路边的槐树投下稀疏的影子，路灯发着有些疲倦的光。
我站在路口，打了辆车。
车刚启动，手机就又跳起消息，是一个匿名号，头像灰灰的。
“想活下去，就别翻。”
我愣了一秒，指尖发凉。
我把这条消息截图发到群里，三哥回，“收到。”
大哥回复，“小心。”
二哥发了个炸弹的表情，后面是“爷怕谁”。
就这一刻，我觉得我们四个虽然被拦在门外，虽然被捅进舆论场，虽然每个方向都有人伸出手来拉我们的脚踝，但我们站在一起，背脊是直的。
“顾先生。”韩律师的电话进来，“我们今天可以把证据申请保全，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别急着发。”他呼吸里有细碎的喘，“我们要让他们把牌都亮。”
“韩律师。”我靠在车窗上，“我们没有牌了吗？”
他沉默了一瞬，“你们的牌在手里，别慌。”
“我不慌。”我说，“我只是怕。”
“怕什么？”他问。
“怕你们这一帮人又来一句‘你们这类人’。”我笑了一下，苦，“我怕我又变回了那种没得选的人。”
“家序。”他声音放轻，“你今天做的所有，就是在让自己有得选。”
我挂了电话，把头靠在窗上，闭了一会儿眼。
车停在韩律所楼下，我把铁盒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块火。
韩律师看了看我，眼角微微动了一下。
“你瘦了。”他随口说。
“你也。”我笑一下，笑不出来。
我们进了会客室，灯光白白的，桌面冷。
“你们知道，”韩律师打开电脑，“你们今天动的每一步，都会有人反动，你们准备好面对很久的消耗了吗。”
“准备好了。”大哥的声音在电话会议里，“只要我们在一起。”
“还有一个消息，”公关的声音插进来，“对方明天要开发布会，说要公开透明，让大家看‘事实’。”
“他们要放什么？”三哥问。
“我们没打进去。”公关说，“可能是一些所谓‘反证’。”
“我们也准备。”大哥说，“我们不抢场，我们只把该说的说了。”
“有一个问题。”律师说，“你们在舆论场里，要谨慎用词。”
“我们尽量。”我说。
“尽量不够。”他看着我，“是必须。”
我点头，“必须。”
我从包里把那台录音笔拿出来，放在桌上，录音的红光像一颗微弱的心跳。
“这个，”我说，“可能会改变很多。”
韩律师看了很久，伸手把录音笔推到自己面前，像推着一个孩子。
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一下。
林琴发来，“顾哥，你要注意安全。”
我扯了扯嘴角，“你也是”。
她回了一个笑脸。
我看着那个笑脸，觉得手心又暖了点。
第二天，发布会如约而至。
对方的场地选在一个光鲜的大酒店，墙上挂着巨大的背景板，写着“透明公开，爱与责任”。
这四个字，像是厚重的棉花，把人闷住。
姜佩穿了一身白，笑得像圣人，左右各一个律师，前面坐着一帮媒体。
她一开口就“诚恳”。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公益，润禾成立以来，已经帮助了一千三百二十七名学生，也覆盖了八十七所学校。”
她报数字报得像金山银山，嘴上每一个零都像一颗糖。
“有一些个别情况，”她微微一叹，“由于沟通不畅，被误解了，我们今天公开所有的账目。”
屏幕上切过一张张“账目”，看起来规整，只有一个“正扬”的名字一直没有出现。
她回头笑，“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方名单很长，今天无法全部展示，但是我们会全部上传。”
台下的记者举手，提问，问题大多温柔。
直到有一个人的声音插进来，“请问你们是否对某位受助者提出‘不得诉讼’的条款，是否有‘补充协议’？”
她的笑停了一下，像心里的一个小齿轮卡了一下，她迅速找回节奏，“没有。”
“你们有没有在受助人直播后采取压迫手段？”又一个问题。
“当然没有。”她笑，“我们只建议她理性。”
我坐在场地后排，帽檐压得很低，我看着她那条红润的嘴唇说“理性”，我觉得自己的牙发痒。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轻轻震了一下，是三哥，“出去”。
我抬头，看见场地后门有一个人冲进来，闷着头，一副担心被人抓住的样子，是老周，他举着一张纸，叫“大少”。
我的心猛地往上一提。
我起身往外走，身边有人“嗨”了一声，像是提醒我规矩，我没回头。
我把老周拉到角落，他的脸红得像枣，的确是一直跑上来的。
“赵总以前让我把这东西留着，”他喘，“说有一天可能会用，今天不拿，怕晚了。”
那是一张视频拷贝的证明单，和一个U盘。
“啥？”我低声，“什么东西？”
“厂区监控里那晚，你们那晚。”他压低声音，“那晚他骂姜的那段。”
我手心一下又热了，U盘用透明胶缠着，写着一个日期。
我的指尖有些发抖，像按不稳一个琴键。
“老周叔，谢了。”我逼自己平静，“我们去。”
我把U盘塞进口袋，跑出酒店，外面的风有点硬，像斧子刮脸。
我把U盘塞给了等在车里的公关小秦，她的手也在抖，“我去剪快。”
“快。”我说。
我们决定不去抢发布会的场。
我们把证据发给监管和法院，按流程来。
但在我们准备的时候，一个前所未有的电话跳了出来。
“喂。”一个陌生声音，带着一点机械的回音，“你是顾家序吗？”
“是。”我停住脚，“你哪位？”
“我是市公安局。”对方吐字很干净，“有群众报案，说你涉嫌非法获取公司商业秘密，请你配合调查。”
我愣了一秒。
我知道这只是他们丢过来的第一块石头。
“我配合。”我说，“请问在哪儿？”
他报了地址。
我挂了电话，深吸一口气，回头。
大哥已经收到消息，发来，“我去找你。”
“不用。”我回，“我自己去，别一起。”
“家序。”二哥发，“我们一起。”
“不。”三哥发，“不能都去。”
“各守一线。”大哥又发，“家序，保重。”
我握紧拳头，像握紧一把刀。
这一刻，我想起了那天在老宅门外，管家的那句“请吧，别堵着门”。
我们不堵门，我们开门。
我走进了公安局的门，门口的玻璃反出我的影子，帽子压得低，背影不像一个英雄，更像一个疲惫的、脊背还挺着的普通人。
穿过门的瞬间，我觉得我像穿过了一种东西，叫“怕”。
我被带进一间白色的问询室，窗外的光淡淡，墙上挂着时钟，走得不紧不慢。
“顾先生。”一个年轻的警官坐在我对面，拿出纸，“先问几句。”
我点头。
“你怎么拿到公司章程原件的？”他问。
“我爸给我的。”我说，“我是他的养子。”
“有证据吗？”他抬眼。
“有。”我把铁盒子里那份带有爸爸签名的“补充条款”拿出来，递给他，“还有录音。”
他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下，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又舒开。
“你知道你做的事可能会让一些人利益受损吗。”他问。
“知道。”我说，“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做，会让更多人受损。”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复杂，像一波小小的浪在海里打了一下。
“你先回去等消息。”他说，“我们要核实。”
我起身时，手机又响了一声。
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发来了一段很短的视频。
画面晃了一下，镜头里是老宅二楼的走廊，一扇门虚掩着，门后有人的影子，像要出又不出。
声音熟悉，沙沙的，是爸爸。
“孩子们，”他像在笑，笑中带着辛，我听到了他艰难的那个吸气，“四个，一个都不能少。”
视频就断了。
我盯着那一秒的光影，喉咙堵得说不出话。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一条文字。
“来拿你们的东西吧。”
发件人的备注是一个我们谁都没有的名——周嫂，老宅曾经的老管家，退休了又被换走的那一个。
我抬头，门外的阳光像一堵厚厚的墙，压在走廊尽头。
我停了半秒，转身，往门外走。
楼下风从大门灌进来，吹起了挂在墙上的公益海报的一角，像一个孤零的旗在风里挣扎。
我拉紧外套的拉链，手机紧握在掌心，铁盒子的边角顶着我的肋骨。
我不知道门的那边等着什么。
我只知道，爸爸在录音里说，“四个，一个都不能少”。
他的手抖，我们也不稳，可他把所有不稳的东西都塞给了我，叫我稳。
我加快了脚步。
楼外的街上有人在吆喝卖柚子，声音跟昨夜有人剥柚子时一样柔软又带刺。
而我，走向那扇不知道会不会心甘情愿打开的门。
来源：在山林悠然漫步的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