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1945年重庆谈判交涉顺利，成立联合政府，今日之中国会怎样？

摘要：1945年9月3日这天，重庆上空还残留着烟火味，街头的收音机在反复播放同一句话——“抗战胜利”。就在这一刻，人们不知道，国共两党代表正在陪都郊外的谈判桌前反复拉锯。假如那场拉锯突然走向顺利，联合政府大幕提前落地，历史齿轮会否偏转？沿着时间顺序，把几个关键节点摆

1945年9月3日这天，重庆上空还残留着烟火味，街头的收音机在反复播放同一句话——“抗战胜利”。就在这一刻，人们不知道，国共两党代表正在陪都郊外的谈判桌前反复拉锯。假如那场拉锯突然走向顺利，联合政府大幕提前落地，历史齿轮会否偏转？沿着时间顺序，把几个关键节点摆出来，或可看得更清楚些。

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照理说，这份文件一旦兑现，两党各持所长：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整合金融、外交；共产党稳住根据地与基层组织。理论上，短暂的竞合期就此启动。接下来最棘手的，便是军队国家化。蒋介石当时手握约430万正规军，美械师逾20个师；八路、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合计不过120多万。兵力对比不对称，指挥权之争势必延伸到政府架构。若联合政府真成立，第一件事便是“排座次”——谁来掌握国防部、财政部、内政部？任何一次让步都可能动摇各自的核心支撑点。

事情若真如设想那样发展，1946年春天可能出现两个并列场景：一边，南京以联合政府的名义复员数十万国府旧部；另一边，华北、华东大量八路军战士拿到“国军番号”。军费分配、后勤调拨、军衔厘定、战区划分，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试想一下，一支多年来习惯政治委员制度的部队，忽然被要求执行国府参谋本部的条令，摩擦当即产生。历史已证明，凡是触及军权，纸面团结容易，落地极难。

政治舞台之外还有经济战场。战后通货膨胀本就凶猛，上海滩的法币像废纸一样疯跌。如果联合政府能够拧成一股绳，大规模金融整顿或许比现实中更早启动，物价亦可能稍缓。但别忘了，蒋家“四大家族”在银行、交通、电力等领域根深蒂固，土地资本两头通吃。共产党倡导减租减息、保护工农；国民党高层依靠豪门资本自保，这在同一张国库账本上注定彼此冲突。联合政府若不触动根本利益，只能维持短暂平衡；一旦向深水区迈半步，旧阶层反弹必来得措手不及。

外交同样是雷区。华盛顿希望看见一个“亲美、反苏”的整体中国，而莫斯科则乐于扶持共产党扩大影响。假如联合政府真进入运转期，美苏两强对华政策必将更加激烈。美国可能以贷款、物资换取南京方面的军事主导权，苏联则会通过外蒙古、东北铁路等议题压价。“两张选票”压在北京和重庆之间，无论谁先按下，都会牵动另一方的神经。换言之，联合政府在国际博弈中稍有偏向，就会被国内政治对手指责“卖国”或“妥协”，信任瞬间崩塌。

很多人喜欢拿第一次国共合作做比照。1926年北伐伊始，“联共”一度风光，但1927年“四一二”枪声响起，合作即土崩瓦解。原因不外乎旧官僚与新力量压根无法在制度框架内共存。若把时间拨到1945年再试一次，结构矛盾并未根除，只是社会基础、国际环境、民众要求比二十年前更尖锐。联政府即便成型，也需要对土地所有制、金融资本与军队体制做系统性重塑——一旦败给妥协，终会重演分裂剧本。

有人或许会问：那毛泽东是否真愿意丢掉“枪杆子”？从既有文件可见，延安方面一再提出“军队国家化、领导集体化”。换句话说，共产党并非反对正规军，而是反对“党化军队”。可蒋介石心里清楚，国民党若失军权，就等于失去最后护身符。因此，哪怕联合政府草案里写明“由国会监督国防部”，国防部部长的人选也不可能轮到共产党。究其根本，信任缺位远比条文缺位危险得多。

1947年左右，若联合政府仍勉强存在，社会最核心的矛盾会集中到土地改革。东北、华北、华东贫苦农民盼望分田；江南富绅、大川地主誓死守田。联合政府要想取悦双方，只能维持“减租不分田”折中方案。然而农民动力一旦被压下，消极抗租、破坏秋收随之出现；国民经济失血，国家机器再穷也无法维系庞大军队。届时无论哪个派系先握拳，都难以避免新一轮对抗。

假如内战没有在1946年爆发，也必将在1950年前后卷土重来。区别只在于战场地理与外部干预规模。美国或许可在初期投入更多顾问、物资，苏联则可能以“国际主义”名义输送装备。联合政府的招牌一旦被两股力量撕扯，最终崩裂点比真实历史更晚，却也更惨烈。

今日之中国是否会因此大不同？答案大概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必须完成土地制度、工业资本、政治权力三重改造。只要地主资本与工农大众的矛盾仍旧尖锐，无论旗号写着“联合”还是“分治”，终归要靠谁能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来决胜。历史不会因为一纸协定而改写阶级格局，也不会因为一次握手就删除深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