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合法身份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为中共在国统区树起了一面“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周恩来任董事长
山头上，机器日夜转动，山顶上，排字工人熬红眼睛，把空白的纸头填上正义的内容，散到乡村，散进战壕。
——文化抗战之革命报刊篇
张闻天：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合法身份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为中共在国统区树起了一面“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周恩来任董事长。《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要使得《新华日报》能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与号角，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办报原则。为了团结文化界抗日人士，《新华日报》还开辟了《戏剧研究》、《时代音乐》等副刊，比如该报的《团结》副刊，就团结了一大批国统区的文艺家。虽然国民党对报纸的出版时时予以扣压、刁难和迫害，但是《新华日报》还是愈办愈好，发行量曾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连蒋介石也要每天翻看。这份优秀的报纸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年代中国人民的斗志。
在沦陷区，中共地下党组织主持了《每日译报》、《导报》、《华美》周刊等一系列革命报刊抵制日伪的奴化宣传，联合其他爱国力量和爱国人士坚持抗日宣传。
在延安，党在抗战初期出版的主要报刊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和中共中央机关主办的刊物《解放周刊》。《解放周刊》影响之大以至于发行到了国统区，对抗战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机关报——《解放日报》，该报是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改组而成。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名，并撰写了发刊词，第一任社长是博古（秦邦宪），第一任总编辑为杨松（吴绍镒），1947年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它创造性地宣传了中共中央的各项主张，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宣传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其他根据地，如在晋察冀，《抗敌报》1937年12月创刊；在太行，中共中央北方局《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创刊；在晋绥，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1940年9月创刊；在山东，《大众日报》1939年1月创刊……根据地的报刊事业蓬勃发展，毛泽东对此甚感欣慰，他高兴地指出：“一份报纸比几十发甚至几百发炮弹的作用还大。”
胡风：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的形象。
面对凶残的敌人，抗战文艺界以及进步作家坚守自己的阵地，《抗战文艺》、《七月》、《战地》、《野草》、《文学月报》……近百种文艺刊物，组成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坚固堡垒，他们用铁的笔、蘸着鲜红的血，在大众心头，着力刻画，使每一个人都怒吼、暴跳……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并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该刊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文艺刊物，起到了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几种文学运动在此汇合，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包括国共两党作家在内的大联合，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为抗日救亡服务。
1939年2月16日，《文艺战线》在延安创刊。这个刊物开始是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后来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机关刊物。编委有在延安的周扬、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可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柯仲平、陈荒煤、刘白羽、陈学昭、卞之琳、周文等，有在重庆全国文协任职的冯乃超，有在桂林的全国文协理事夏衍等。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条件的限制，刊物是由夏衍负责联系，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文艺战线》号召作家为抗战服务，“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着重大的影响，就是对于全国文艺界来说，它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
抗日战争期间的抗战代表刊物——《抗战》三日刊，是由邹韬奋先生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的，该刊由抗战三日刊社发行，每三日发行一期。从第7期起，由于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压制，曾被迫改名为《抵抗》，到第28期起，又恢复了《抗战》。冯玉祥在致邹韬奋的信中称赞《抗战》：“内容丰富切实，而眼光尤为正确远大，诚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它由邹韬奋主编，胡愈之、郭沫若、金仲华、张仲实、胡绳、茅盾、艾思奇等人都是《抗战》三日刊撰稿人，其主要栏目有《战局一览》、《时评》、《前方与后方》、《战时常识》、《战地通讯》等。《抗战》三日刊问世后，销量很快就达到了30万份，影响极大，成为当年上海办得最出色的刊物之一。
以鲁迅的手迹题写刊名，以一张报纸折叠成16开，胡风的《七月》就这样诞生在烽火漫天的上海。有胡风和艾青的诗，有曹白和端木蕻良的报告，有萧军、萧红、丽尼和刘白羽的散文……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形成了众口皆碑的“七月流派”，乃至于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邵荃麟说：“中国那时的刊物谁都比不过胡风，胡风的刊物编辑得最好，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有完整的对文学的观点、美学的追求，而且政治上也不糊涂，是革命的，符合人类进步的思想。”
吴伯箫：我们就用那么一种小小的报纸副刊，向黑暗势力发出了投枪和短剑。
有人说，如果把报纸的言论新闻比作社会的一种交感神经，副刊自可比营养社会的血脉。报纸在传播新闻信息、指导舆论的同时，还得到“民众图书馆”的美名，副刊至少半有其功。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副刊是一块重要的阵地。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的《文艺》专栏首先创立，每周出版四、五期，每期占半个版。到1942年3月，《文艺》在作家队伍中发现了三十几位新人，收到了50万字的投稿，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指导，对副刊作了重大改革，并阐述了关于办好党报副刊的重要思想。他认为编辑人员无论选稿和改稿都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学术标准第二。副刊的作品应该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当然也必须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和学术价值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因此，凡是思想性强的好文章，他总是亲自推荐，建议发表。1944年3月19日至22日，毛泽东建议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连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论文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的教训做了鞭辟入里的总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把延安的生活描写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对延安的供给制耸人听闻地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对这种极端错误的倾向，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指出：“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还认为：“党报副刊不能只偏于文艺，而要带综合性。”依据他的设想，副刊稿件的题材涉及文、史、哲、艺术、教育、体育、工、青、妇等诸方面的内容。1942年10月18日重庆《新民晚报》副刊上登载了徐悲鸿撰写的题为《全国木刻展》的文章，文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解放区画家古元的木刻《割草》给予极高评价，称之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称古元“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这篇评论美术的文章，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又能体现副刊的综合性。遵照毛泽东的建议，1943年3月16日副刊予以转载。
毛泽东强调指出：“若想办好党报副刊，必须调动办报人和看报人两个积极性，发动全党力量来办，荟萃各界文笔，努力扩大稿源。”他不仅这样指示，而且亲自动手帮助副刊组稿。1942年9月15日为组稿之事他致函凯丰同志，五天之后他又亲自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为十几位同志规定了征稿的主要内容和附加内容。由于毛泽东的亲自指导，副刊编辑人员的集体努力，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马可的《夫妻识字》、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以及古元、力群、彦涵的木刻等等。另外，副刊克服了偏于文艺的狭窄题材，体现了综合性。如谢觉哉的《一得书》、《炉边闲话》都是读者极为瞩目的优秀专栏。
当时，副刊成为对敌斗争的投枪和短剑。《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等十余家大报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进步副刊，除此之外更有一大批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和进步文艺工作者投身到副刊的编辑发行工作上，如茅盾曾担任过香港《立报》副刊《言林》的主编、笔谈主编，夏衍主编过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丁玲编过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柯灵主编过《文汇报》的副刊《笔会》，以及先后编过天津、上海、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在上海编过《星报》的冯亦代等，不胜枚举。
以《申报》副刊《夜光》为例，它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痛斥汉奸，宣传抗日。该报在抗战初期成为上海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朱惺公主持编撰的“汉奸列传”和“中华民族英雄传”，所发表的文章鞭笞了汉奸卖国贼的罪恶行径，热情讴歌了民族英雄的爱国正气，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潮。
来源：民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