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奖后共同拒绝回国，李政道更早入美籍，为何只有杨振宁被骂

摘要：1957年那天，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位头发花白的主持人在诺贝尔奖的颁奖礼上一边看着名单一边使劲揉了揉眼睛。他再次念出两个人的名字——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场几百号人目光齐刷刷往这两个华人年轻人身上看。那一年，世界物理学界都在讨论中国人居然能捧走诺贝尔奖。主持人惊讶得

1957年那天，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位头发花白的主持人在诺贝尔奖的颁奖礼上一边看着名单一边使劲揉了揉眼睛。他再次念出两个人的名字——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场几百号人目光齐刷刷往这两个华人年轻人身上看。那一年，世界物理学界都在讨论中国人居然能捧走诺贝尔奖。主持人惊讶得有点结巴——毕竟，谁也没有料到，两个说中国话的年轻人，把物理学最难啃的骨头都啃下来了。可没什么欢呼多余，台下更多的是复杂的目光：杨振宁的名字排在前头，李政道排在后面，后面的人显然没前面的出名。有人悄悄嘀咕：明明李政道是论文的主力，为啥他的名字排在了后面？

这里面故事不少。我后来翻了半天资料和老人的回忆，才发现李政道其实很早就成了美国人。可等到风头最盛的时候，大家骂的却是杨振宁。到底为啥？这种事光用“名气大”解释也太草率了。

李政道出生在1926年苏州，那片水乡小桥流水是有名的富庶地方。可惜他落地那几年，苏州城里也不全是温柔和闲适，战争跟瘟疫像牛皮糖一样年年往大街小巷黏。听李家老人讲，李政道小时候家里每天都得盘算逃难的路，家门口躺着的不是麻袋就是躲避炮火的邻居——哪有心情欣赏什么江南美景？不过李家有钱，父亲是本地的“学问人”，苏州有些老户对李家还挺尊重。战乱没把他的书本砸掉，他还是被家里推着进了苏州著名的景德中学，每天不用干农活，只管翻书。

李家有种老派的执念，哪怕外头打仗再狠，自己小孩还是得读书。到了高中，李政道在苏州城里的成绩就已经顶尖。他说小时候没什么娱乐，就是一支钢笔、一排算术题。有一年家里为了防战乱，搬过两次家，他却一直把课本随身携带，连雨天都不许弄湿。后来战事越来越紧，父亲狠了狠心，把他送到昆明，进了说是“联合办学”、其实是避乱的西南联大。那地方是当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为了躲战火合到一起，在云南搞的临时大学，学生混得满街都是贵州口音、四川口音，看起来比上海热闹。李政道在那里头听了黎锦熙教中文，周培源讲力学，物理课成绩一度压过杨振宁。老同学回忆，每年冬天他穿一件淡蓝学生服，连周末都不爱出门，每天都是埋头在宿舍抄公式。他没什么朋友，但也没人讨厌他。

说到杨振宁，两人的第一次碰面挺有意思。1946年，李政道通过教授介绍，去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刚到美国那一年，北京还在为建国焦头烂额，李政道却在美国老图书馆里日夜翻译着最新的《物理评论》。他最折服的其实是杨振宁，两人在一次实验室走廊里闲聊，很快掏出了各自对“弱相互作用”的见解。李政道那时年纪比杨振宁小，穿衣比他朴素，两人凑在一起讨论课题，很多美国教授都看不懂他们语速太快。但他们之间挺平等，没什么老师学生的架子。

那篇论文，其实题目是李政道最先提出的。后来论文也大多是他撰写，但按照当时欧美高校的惯例，课题核心构思者优先署名。杨振宁那段时间正好和导师氛围很紧密，李政道被排在第二位也没作声。他俩从未公开解释过它的排序——老一辈物理学家说，这事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论文写完以后，两人性格渐渐分岔——李政道更热衷查阅实验细节，杨振宁则往理论端走，从此他们很少再合作。

拿了诺贝尔奖那年，李政道没像杨振宁那样在各地游说，也没急着注册美国国籍。他是家里唯一一个没参加国内事业的儿子，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美国专心钻研。那个年代祖国刚建国，外面的“红色中国”标签一度让美国移民局充满紧张，李政道其实是被动入了美国籍。朋友们都说他是“等着哪天能回来”，不是马上要安家，在入籍表格上，他的华裔背景还被填得很清楚。

反观杨振宁，很多同龄人私下都笑话“杨先生嘴皮子快，人缘说不上多好”。其实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那几年，杨的父亲写了好几封信苦劝他留在美国，被他搪塞了十年，最后还是在获得诺贝尔奖金后才松口入了美国籍。这事传到国内后，媒体一边骂他“忘祖”，墙外却不停爆料他的学术成就。本地亲戚回忆，每到冬天苏州的老人就会悄悄问：“你们的杨振宁有没有想过回来啊？”

李政道那几年在美国，没什么花边新闻。他生活简单，连过节也只是和妻子吃稀饭。有一回在加州遇到老华人侨领，劝他：“李博士，你做的事，美国人还真不懂你怎么舍不得中国。”李政道常常会夜里独自一人在校园湖边走着，连电台里的中文播报都要亲自收听。1955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东时，他激动得当场掉了眼泪。那天宿舍有人喊他喝啤酒庆祝，他没参加，一晚上靠在木床边写信给父亲，信里一句“想回家”。

可那个年代回国哪有那么容易。中美关系紧张，搞物理的学生都被盯着，李政道一连七年都没能回国看看。直到八十年代，两国关系松动，李政道拿着护照带上妻儿订了回国的机票。这事一流出来，国内大学物理系的微信群都开始传——“李政道要回来了！”苏州老家的邻居甚至提前三天就在老巷口摆好茶水等着他的家人。

飞机落地那天，外头冷风嗖嗖，心情焦虑。李政道进了机场，见到专车接送才知这场面不简单。一路上他老婆都给他按肩膀，说是“别太紧张”。没几步，他被专人接到了一处安静的小院，路过一排槐树才知道毛泽东亲自要见他。他自己后来回忆，那天的心情就是“心口堵得难受，不敢多说话”。

但见到毛泽东后气氛瞬间变了。毛主席不拘小节，拉着李政道的手就聊起家乡趣事。听说李政道是上海人，他还开起了玩笑：“下海了没？”李政道一时愣住，还以为是问物理中的啥新概念，答不上来。现场的人全笑了，毛主席自己也边拍肩膀边说上海的过去，“有上海，也有下海，现在叫海门路”。气氛顿时像家宴，李政道才放松下来，有了点归属的味道。

离开毛主席办公室以后，李政道坐在院子里发了一会儿呆。他后来跟家人说，自己多年漂在海外，最怕故土变了模样，没想到这一番寒暄，老城依然在，老话还有人懂。他对苏州的思念一边涌出，一边又有些不好意思——像多年离家的人，突然有人喊你乳名。

之后几十年，李政道来回穿梭于中美之间。他在美国大学坚持写论文做实验，课题组换了几批人，最喜欢的是研究物理里最难解释的对称性。有回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他帮国内送来的学生搭录仪器，时常会自掏腰包买设备。国内那几年物理学人才短缺，他亲自跟清华、复旦打电话，设立博士点，还带了好几个年轻学者一起进实验室。学生们回忆，“李老师人老心细，连实习报告都帮忙改。”

再看杨振宁，倒似乎总是风暴中心。有同行说他不太肯亲自下实验室，数据都是组里学生亲手测的，他坐办公室构思大局，论文第一作者。有人私下嫌他“太理论，太讲究逻辑，少了点琢磨”。而且杨振宁的私生活也没少被议论，婚后娶了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翁帆，媒体一度炒得沸沸扬扬，连小区老太太都能说两句。